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性机理及对策分析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和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关键因素进行探索。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用机理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单向链式作用路径,资源消耗强度、贫困差异和生态环境质量为最关键因素。②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响应"跳跃式作用路径,产业结构为最关键因素。③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状态—影响—响应"的中断式作用路径,生态资源、科技创新和城市化为最关键因素。     

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状况与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区域,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推进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精髓。目前,总磷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水体首要污染指标,总磷超Ⅲ类的断面比例达到18.3%,主要的一级支流中,沱江、清水江、岷江、乌江总磷平均浓度在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上下浮动,污染相对较重;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主要受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污染源影响,主要涉及四川、贵州、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区;同时结合总磷污染特征分析,提出了涉磷工业企业治理、磷矿管理、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防治、规范监测方法等治理措施,为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对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再思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已经近两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到沿线省市的发展质量,更是全国范围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总结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与成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统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空间管控、绩效考评等角度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8—2015年30个省份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全国、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采用门槛效应模型研判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98—2015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大于全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全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的演变轨迹相似;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空间格局从"两极分化型"向"过渡型"演变;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份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重工业占比呈负相关;当人均GDP较小时,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污染治理效率与工业化率、地方法规颁布件数、环境污染与破坏总次数呈负相关,与群众因污染来信数呈正相关;当人均GDP跨过门槛阈值拐点后,相关关系反之.为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应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共促工业污染防控治理,推动重化工业绿色发展,加强媒体对废气污染的长期有效监督,推动建立科学有效的"三方共治"体系.     

长江经济带固废治理需要综合解决方案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将“长江保护修复”列为标志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战役之一。其中,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的重要一环。目前长江经济带固废污染治理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一是固废处理处置规划不系统,呈现“碎片化”,在固废处理处置设施分布、处理处置工艺、产业链条,以及主管部门及其政策资金安排、行政区划等方面缺乏整体的区域规划。     

国内

<正>我国发布《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7月13日,环保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印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划》以保护一江清水为主线,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兼顾城乡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等内容,严控环境风险,强化共抓大保护的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全面提升。     

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时空分异及趋势预测

采用标准差、基尼系数、变差系数、区位商等方法研究了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入境旅游时空分异,并使用R/S分析方法预测了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未来发展趋势。结果表明:①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呈现出相对差异逐渐缩小,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的特征。②上海、江苏和浙江是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优势区域,云南和安徽为后发优势区域,湖北、湖南、四川和重庆为潜力区域,而贵州和江西属于劣势区域。③预计2018—2037年,长江经济带入境旅游相对差异将持续缩小,并以2028年为界呈现出先弱后强的特点。     

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竞争效应,本文梳理了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随着市场分割程度存在显著倒"U"形关系;在规模报酬递减作用下,市场分割对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从提升转变为抑制。未来破除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瓶颈的关键在于研发投入、对外开放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另外,分样本回归表明市场分割导致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能源环境效率存在"中部塌陷"的风险。由此,加强研发资金的精准投入、提升对外开放度和中游地区支撑力,以及增强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是长江经济带提升能源环境效率的重要突破口。     

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程中的水资源阻尼效应研究

为量化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消耗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本文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加入水资源要素，构建改进的Romer增长阻尼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增长阻尼系数总体稳定，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程度经历了明显的强弱变化；②研究期内水资源增长阻尼显著降低并趋向平稳，说明水资源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减弱并逐渐稳定；③浙江、上海、江西等7个省份存在明显的水资源增长阻尼，区域差异显著。由此，本文建议：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加大资本投入、优化劳动力结构，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可构建水权交易机制，以期使长江经济带在水资源"大保护"约束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生态红线——碰不得的“高压线”

正生态红线是一条碰不得的"高压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在此之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总体要求、原则、范围和措施,规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时间表。作为长江经济带省份的安徽正紧锣密鼓加速工作,经省政府常务会议、省委深改组会议审议,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评估

基于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6个地市单元的面板数据,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维度构建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弹性系数法对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3个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也逐步上升,其中经济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大,资源环境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小。(2)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下、中、上游依次递减、局部地区呈“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其空间差异缓慢增大。各地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个别地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所下降。(3)大部分地市表现不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状态,但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城市逐渐增加。(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城市子系统发展不协调、区域间发展差距大等问题,需根据不同地市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基于能力结构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研究

根据科技一体化的基本含义,构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和环境创新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采用能力结构模型,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对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的现状、前景进行评估和判断,从时空维度揭示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的匹配程度,并讨论不同省市在科技一体化中获益程度的相对变化趋势和时空关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科技一体化程度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长江下游地区科技一体化程度相对较强,中上游地区科技一体化较薄弱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且上游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综合区域科技指数差距日益增大。(2)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耦合度发展网络具有极大的空间非均衡性,形成以上海为"龙头"、湖北为"龙腰"、重庆为"龙尾"的科技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科技一体化获益值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依然呈现出上、中、下游地区之间获益值及获益比的空间分配不平衡现象。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集聚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物流产业集聚对提高物流效率、发挥溢出效应具有重要作用,提高物流产业集聚水平是提升区域内竞争力的关键。基于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物流集聚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下游地区物流集聚水平呈下滑趋势,上游地区呈上升趋势,中游地区则具有空间锁定和路径依赖性,物流集聚水平相对平稳;(2)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集聚的层次异质性得到弱化,但局域异质性凸显出来;(3)所选因素均对本地物流集聚产生了促进作用,其中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水平对物流集聚的推动作用最大,而各因素对周边地区物流集聚主要起到负溢出效应,总体上"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     

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     

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的若干问题与防治对策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积极、有效地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从识别突出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产业与能源结构,以问题为靶向,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占国土面积21%的长江经济带排放了全国34%的二氧化硫、32%的氮氧化物、28%的烟粉尘、44%的挥发性有机物、43%的氨,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2.1倍,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中,6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部达标的城市比例不到1/3。颗粒物是影响城市达标的主要污染物。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和能源消费以煤为主,是造成大气污染排放量的主要源头,是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以解决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为核心,将环境质量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底线,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重点措施上,从大气污染驱动力着手,提出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深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等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基于弹性脱钩模型

基于我国1995—2015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数据测算碳排放总量,借助弹性脱钩模型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利用等维灰色递补GM(1,1)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量逐年增长,约70%的碳排放来自于工业部门;原煤和电力碳排放量占总量1/2左右;江浙、湖南与四川分别成为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中心;②长江经济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先后经历: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恶化为增长连结甚至扩张的负脱钩状态,逐渐改善为增长连结或弱脱钩状态,再进一步改善为弱脱钩或强脱钩状态;③2016—2026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及GDP均持续增长,导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均呈现出弱脱钩状态,而排放与能源消费呈现出增长连结状态,该状态与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尚有一定的距离。     

基于元素流分析的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减量化研究——以湖北为例

本文运用元素流分析方法,解析了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系统磷代谢的主要过程,构建了磷代谢分析框架及磷流核算模型,并以湖北为例,审视了其磷代谢过程及规律,定量识别了水体磷负荷的主要来源,力图提出减少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的相关建议与对策。结果表明:(1)湖北长江经济带磷代谢系统整体结构不协调,呈现典型的单向型;(2)随着矿物磷—植物磷—动物磷的转换,重要工业化生产性子系统(磷化工、农业种植、规模养殖)磷的物质生产率逐渐退化,污染排放率、废物累积率、养分循环率则次第升高,城镇居民对总磷污染的贡献度要远超农村居民;(3)规模养殖、农业种植、磷化工、城镇居民生活是湖北长江经济带水体总磷污染的主要来源。     

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雾霾天气频发,雾霾污染问题愈加严峻。选取长江经济带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分布上,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征,但整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成因上,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主要因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业产业比重越大,雾霾污染程度越严重。从能源结构、产业升级和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雾霾污染治理对策。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