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三峡水库“水华”成因初探

2004年3月、5月、7月、8月、10月和2005年5月对长江干流29个站点进行了5次调查。2004年3月（旱季）在三峡库区坝前（秭归）发现藻类“水华”，藻类密度达2.73×106 cells/L，优势种类为拟多甲藻。2004年8月（雨季）和2005年4月（旱季）沿香溪河下游及河口区以及香溪河口到三峡大坝干流江段进行了2次6个断面分层调查，两次调查中在香溪河下游以及香溪河口区发现了严重的藻类“水华”，藻类密度高达1.87×107 cells/L 和1.67×107 cells/L，优势种分别为蓝隐藻（1.84×107 cells/L）和美丽星杆藻 (1.34×107 cells/L)。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干流藻类数量和生物量与水库的出水流量有着显著的负相关(Spearman，r=-1.000, r=-0.900, p<0.05)，而与可溶性营养盐（NO3 N, PO4 P, SiO3 Si）的浓度无显著的相关性；在2004年7~8月（雨季）香溪河下游及河口区浮游植物生物量与主要营养盐（NO3 N, PO4 P,SiO3 Si）的浓度呈显著负相关（Spearman,p<0.01, p<0.05,p<0.01, n=21）；在2005年4月（旱季）该河段藻类密度与主要营养盐（NO3 N N,SiO3 Si）呈显著负相关 (Spearman, p<0.05，p<0.01,n=28)，但与PO4 P无显著的相关性。香溪河口到秭归的坝前库区河段藻类数量与主要营养盐（NO3 N, PO4 P,SiO3 Si）没有显著相关性(Spearman, │r│<0.2, n=20)。然而香溪河下游及河口区主要营养盐（NO3 N, PO4 P, SiO3 Si）浓度却低于长江干流。可以推断三峡库区蓄水后干流和支流发生“水华”的最主要原因是筑坝后库区内水动力条件的改变而非营养盐浓度较高。随着三峡工程的全面完工，库区内水体滞留时间的进一步延长，三峡库区水体富营养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     

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两规”）编制成果是指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协调对于“两规”的协调编制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两规”的内在联系,基于“两规”编制成果,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两规”编制成果的协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先计算了“两规”规划目标年和基期年的指标计算增长率,再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的协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最后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计算;并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叠加分析确定“两规”空间布局的差异。以南京市为例,计算了该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程度分值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分值为9158,协调类型为中级协调;指标准则层中经济与资源相关因子的协调程度较好,但社会与环境相关因子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两规”土地利用数据率与规划率及基期年存在差异;因此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在实施和修编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库与规划年限的统一     

自然观光地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变化及差异分析——以九寨沟自然风景区为例

旅游风险感知就是旅游者在其旅游行为前及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的感知,风险感知目前已成为旅游安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旅游者风险感知量表,以九寨沟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得出：（1）旅游者感知风险主要分为3个维度：功能障碍型、危机事件型及文化冲突型;（2）旅游者的总体风险感知较小,其中功能障碍型风险较大,其次为危机事件和文化冲突,并且地震等危机事件并未成为旅游者担心的主要风险;（3）不同旅游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花费冤枉钱”、“迷路或与同伴走失”、“语言障碍”等方面,性别、地域、是否经历过灾害、是否买保险、是否带药品等因素对各类风险感知差异没有显著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研究为完善旅游安全理论提供了参考,并且对旅游地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综述鄱阳湖区人地关系史3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田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类活动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三者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湖区人地关系的转变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湿地的诸多功能（如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促生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退田还湖”则使湖泊、湿地功能得以逐步恢复,缓和了湖区人地关系,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湖区人地关系推向和谐阶段。鄱阳湖区人类活动由“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转变是在当地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反省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实现的,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现,是当地人民主动建设生态文明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案例。     

大宁河春季浮游藻类“水华”及其营养限制

报道了大宁河2004年春季和2005年春季浮游藻类的种类组成、垂直分布、数量、生物量以及C含量的调查结果，并应用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和均匀性指数对其水质进行了综合评价；对大宁河蓄水后出现的富营养化现象和春季发生“水华”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同时提出了控制水体富营养化的建议。2004年春季，藻类优势种为美丽星杆藻〖WTBX〗（Asterionella formosa）、卵形隐藻（Cryptomonas ovata）、里海小环藻（Cyclotella caspia）和新星形冠盘藻（Stephanodiscus neoastraea）；2005年春季的优势种为实球藻（Pandorina morum）、空球藻（Eudorina elegans）、里海小环藻(Cyclotella caspia)和卵形隐藻(Cryptomonas ovata)〖WTBZ〗。2004年和2005年的细胞密度、生物量和C含量分别平均为171.1×105 cells/L，12.2 mg/L，1 732.2 μg C/L和113.1×105 cells/L，10.1 mg/L，1 395.9μg C/L。对2005年春季熊猫洞采样点“水华”水进行生物测试的结果表明，P是藻类生长的限制因子。研究认为，控制大宁河沿岸带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并减少由于农田地表径流所带来的营养输入是防止该河加重富营养化和发生“水华”的关键。     

四湖地区地下水“三氮”含量及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在4次地下水水质监测的基础上,对潜水和浅层承压水的“三氮”含量进行了季节变化和空间差异分析,同时探讨了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地下水氨氮浓度超标率较高,承压水中浓度明显高于潜水,4次采样结果承压水氨氮浓度超标率均在50% 以上;（2）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含量在承压水中能达到良好的标准,在潜水中超标率高;（3）氨氮浓度季节变化明显,9月份浓度显著高于4、6和11月。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在潜水中6月份浓度最高,在承压水中季节变化不明显;（4）地下水氨氮含量空间变异性强,浓度较高的多集中在流经洪湖的内荆河两侧区域。研究区地下水水质受气象因素、农业活动、农村生活污染以及氧化还原环境的综合影响     

重庆市“禁磷”绩效评估

国内外研究表明，水体中的磷16％左右来自使用含磷洗涤用品。为保护三峡水库水环境,防止库区水体富营养化，重庆市政府决定，从2003年１月１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禁止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含磷洗衣粉的磷含量平均为4%，无磷洗衣粉的磷含量平均为0.013%，“禁磷”后洗衣粉的磷削减率平均为99.7%。监测结果表明，“禁磷”前后主城区城市污水排放口总磷浓度平均降幅为15.12%、中等城市为18.36％、县城为33.66％；禁磷前，城市居民洗衣粉磷排放量占城市污水总磷的13.77％，禁磷后只占0.05％；禁磷前，农村居民洗衣粉磷排放量占农村生活污水总磷排放量的30.53％，禁磷后只占0.01％。按城市综合污水总磷浓度变化计算（考虑到城市公建商贸行业的洗涤剂用量），则禁磷后城镇削减磷排放量1 056.2 t/a；农村居民按洗衣粉实际使用量计算，入河生活污水削减磷1 203.8 t/a；城镇和农村共削减总磷排放量2 260 t/a，占重庆市磷污染负荷总量的6.0％。     

怒江流域森林资源的本土利用调查与分析

基于怒江流域北段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4个社区的森林资源利用状况详细调查数据,运用建房频率计算农村地区建房周期、气干密度换算薪材材积等方法,分别依本土居民的建材、薪材、围栏（篱）用材和非木材林产品（NWFPs）4种森林资源利用方式,计算、分析怒江流域北段森林资源当地利用的消耗量和消耗结构。结果显示：怒江流域北段建房材消耗量0.10 m³ /a·人,薪材3.87 m³/a·人,农地围栏用材0.019 m³/a·人,年户均采集以菌类和中药材为主的非木材林产品73.95 kg。表明消耗量最大的利用形式是薪材,而非传统认为的建房材和农地围栏材;农村社区木楞房、木片房和农地围栏“长期留存”,而薪材流量大“库存小”的表象,是导致认识偏差的原因。调查社区的地理位置、社区规模和民族组成等在怒江流域北段具较强代表性,结果可为调查区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提供参考,也可为高黎贡山（怒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湖北“两圈”区域发展可持续性评价与预测

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SDI）对湖北“两圈”各市州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而后利用9年的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年平均增长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和足迹承载量比值年平均增长率及2006年相关数据对未来44年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有一半以上国土面积的生物资源开采超过当地土地负荷,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持续下降,资源日益紧张,呈不可持续发展;武汉城市圈2006年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超出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的32%;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简称：鄂西生态圈）除襄樊、荆州、荆门因人口多,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较大等原因导致SDI值较高外,其他市州的SDI值均较低;神农架的SDI最小;武汉城市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人口控制较好,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快;鄂西生态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增长速率大于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人口控制较差,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慢;按照现有发展模式,无论是武汉城市圈还是鄂西生态圈,无论其当前发展是可持续性还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他们都将进入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因此,对“两圈”进行规划时要根据各自发展现状制定长期、科学的发展规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活用水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系统研究相当缺乏。对地处上海市浦东快速城市化区域的8个村庄进行随机入户调查。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当地农民的生活用水行为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被访农民普遍认为自来水价格过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决定被访农民对水价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2）自来水价格主要对农户的洗衣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认为自来水价格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用井水洗衣。（3）影响农户自来水用水量的显著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常住人口、自来水价格、洗衣水源和洗澡方式。（4）被访农民普遍具有节水意识,但大都局限于“节约使用自来水,减少自来水水费”这个层面。提高农民的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护意识,正确引导其井水抽取和生活污水排放行为,促进农村污水收集和治理项目的普及和正常运行,以及完善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现阶段当地保障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工作重点     

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现状评价与趋势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鄱阳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和水环境资料,运用PSR模型、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确定鄱阳湖现状年的水生态安全度并预测鄱阳湖水生态安全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农业化肥施用量、万元GDP用水量、鄱阳湖水质、钉螺面积等指标对鄱阳湖水生态安全有较大影响;鄱阳湖现状（2005年）水生态安全度为0.513 3,属于“基本安全”;2010年鄱阳湖水生态安全度为0.565 1,较2005年有所提升,但仍属于“基本安全”的范畴;近期内,鄱阳湖水生态安全度将在“基本安全”的范畴内波动。随着湖区周边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若维持现有的保护力度,则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的变化趋势不容乐观。应对环境压力的响应措施不足,主动保护水生态系统的行为或意识较为欠缺,是导致鄱阳湖水生态安全等级不高的主要原因。     

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空间计量分析

当今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效率的提高,对区域生态效率水平进行准确评价、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基于2010年中国各省域资源环境及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基于熵值赋权的灰色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的优劣做出了评价;然后运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水平的空间关联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我国区域生态效率呈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2）利用外资、人力资源、产业结构3因素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下简称环污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4）排污收费制度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2)积极有效利用外资;(3)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4)加强环污投资资金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工作;（5）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多角度、全方位统筹考虑     

基于空间句法的街区制与小区制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

街区制与小区制是现代城市两种不同的居住模式。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居住模式对城市居民生产生活与交通产生何种影响引起众多学科的高度关注。以南京仙林地区为例,运用空间句法理论与GIS空间分析功能,选择可达性和居住区便捷性等空间特征变量,对两种居住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后发现：（1）研究区实行街区制,路网具有“核心-外围”可达性逐渐减小的空间结构,而小区制可达性高的路网结构与主干道形态相关,呈“井”字型;（2）路网可达性的结构差异影响着居住区便捷性,街区制与小区制相比,存在着核心区与外围区便捷性差异。街区制的核心区全局便捷性较高且分布均匀,而外围区全局便捷性与局部便捷性较低且分布相对不均匀;（3）居住便捷与路网可达是空间感知的基础,街区制呈现核心区高,外围区低的空间感知差异,而小区制的空间感知整体较高并呈均质性特点;（4）空间句法理论运用于居住区模式的路网结构与空间感知研究,拓展了该理论应用的领域,提出了推广街区制的有效措施,也为城市规划实行何种居住模式提供了科学依据     

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

基于1990~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结合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格局分异规律,得出以下结论：（1）圈域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可划分为1990~1999年剧增阶段、1999~2006年滞涨阶段和2006~2010年稳步增长3个阶段;（2）圈域人口格局表现为东西向的交通廊道（宜黄 黄黄 黄小高速）指向且不断得到强化;（3）人口密度的空间变异系数先升后降,圈域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但空间差异的绝对水平即空间异质性特征仍较为突出;（4）人口分布的动态变化格局表现为“圈层式”空间分异,圈域人口分布的主要方向为西北 东南向,且在进一步的往东南方向集聚;（5）圈域人口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湖北“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层级结构

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是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国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城市化概念与内涵的认知--城市化是一个“人口 经济 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中人是行为主体,经济是驱动力,空间是载体,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测度指标,并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以来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演变过程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① 城市化总量时序演变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存在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变化趋势,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粗放增长的内在特征;② 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城市化导向型向经济城市化导向型转变的过程;③ 城市化相关系数的时序演变与人口城市化集聚程度>空间城市化集聚程度>经济城市化集聚程度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表明综合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地域协调性最高,而与经济的最低;④ 城市化等级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时序演变具有首位度城市层级结构、城市层级结构动态演变,以及城市化地域协调性不强等特征;最后就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湖北省今后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及因素分解研究

土地低碳利用对减少土地利用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估算了武汉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分析了城市圈1996～201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利用LMDI模型对影响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因素进行了分解。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由1996年的95282万t上升到2010年的4 55035万t,年均增长1182%,且上升幅度越来越大;（2）武汉城市圈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碳排放强度最大,耕地最小,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碳排放强度及变化幅度存在一定差异;（3）城市圈各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时空差异,时间上表现为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幅度的差异,空间上表现为各城市单元碳排放量的差异;（4）土地利用变化、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规模增加对城市圈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正效应,能源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优化存在负效应     

红枫湖地表水中多环芳烃的分布及来源

将固相微萃取与气相色谱联用,对贵阳红枫湖水样中16种美国环境保护署优控的多环芳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红枫湖水中16种多环芳烃总量为0167 1~0336 4 μg/L,与国内其它水系相比,湖中存在多环芳烃轻度污染。7种（萘、荧蒽、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和苯并(ghi)苝）多环芳烃的总量未超出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对多环芳烃规定的限值,但作为饮用水源,红枫湖水中的苯并(a)芘含量已超出我国标准GB3838-2002中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的苯并(a)芘限值,并且苯并(a)蒽、〖JX-*9〗〖SX（B-25x〗〖HT7,5”〗艹〖〗〖HT6”,5”〗屈〖HT5”〗〖SX）〗〖JX*9〗、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的含量也超过了美国环境保护署地表水水质标准限值。通过多环芳烃特征参数的比值,分析了红枫湖水中多环芳烃的污染来源。污染源分析表明,湖中多环芳烃的主要来源为燃烧源,包括木材、煤以及化石燃料的燃烧,同时也有一部分多环芳烃是来源石油类物质的输入.     

基于遥感和GIS的赤水河水质对流域土地利用的响应研究

利用2009年TM影像和11个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同时在缓冲区和子流域尺度上,分析了赤水河流域内土地利用方式与水质指标（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水质对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响应模型。由相关性分析得：从缓冲区尺度到子流域尺度,建设用地与氨氮的相关性由显著正相关变为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836;与高锰酸盐指数的相关性则由普通正相关变为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76。耕地与高锰酸盐指数的相关性由显著正相关增加为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13;与氨氮的相关系数也增加到0782;而耕地与溶解氧则由缓冲区尺度的一般负相关变为子流域尺度的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达0609。在缓冲区尺度上,林地与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呈负相关,相关程度总体上随着缓冲半径的增大而增大;而当研究尺度为依自然属性划分的子流域时,林地与氨氮呈现出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673;与高锰酸盐指数呈现出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822;且在子流域尺度上林地对溶解氧的“汇”的作用才充分表现出来,相关系数达0718。研究结果表明：赤水河流域土地利用方式对水质有重要影响。赤水河流域内的城镇建设用地和耕地对流域水质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承载在其上的城市生活、工业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种养殖)是河流水质污染的重要污染源。林地对流域的水质污染有重要的缓解作用。总体上,各水质参数与土地利用类型间的相关性在子流域和缓冲区两种尺度下表现出一致的规律,但这种相关性在子流域尺度下表现的更为显著。研究成果可为赤水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土地利用方式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生态文明指标优化和权重计量的实证研究——基于PSIR与SEM相结合方法

研究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对客观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为解决生态文明指标及其权重研究的不足,创建了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响应(Response)与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及31省域2007~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来优化筛选生态文明指标和计量其权重,并将PSIR SEM、熵权法、AHP法算得的指标权重进行比较以揭示PSIR SEM方法在指标选取和权重计量的特性。研究表明：（1）生态文明指标包括社会产业经济(8指标)、资源环境(9指标)、生态效益(7指标)、生态文明响应(10指标)4方面且相互发生关系,并强化了生态、注重生态文明响应,弱化了产业经济,较已有未考虑生态文明响应、注重经济而非生态等更合理;（2）生态文明指标权重为生态文明响应（0.292 9）、生态效益（0.250 3）、社会产业经济（0.239 3）、资源环境（0.225 3）,生态指标与产业经济指标权重差距不大,更能全面反映生态文明产业与生态共生的本质属性;（3）31省域中,处于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4省域,占比45.16%）要少于处于非生态文明阶段的省域数量（17省域,占比54.84%）,较已有“无论区域是否处于生态文明阶段,均采取‘一刀切’地对其生态文明评价”等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