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应对碳关税策略的理论分析

碳关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由欧盟等发达国家提出的,是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之名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中国是一个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碳关税的实施必将影响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本文首先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征收碳关税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最终策略;然后采用古诺模型探讨了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背景下,中国应采取哪些策略可以减少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最后,基于情景分析和蒙特卡洛模拟的结果,提出了全球碳关税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的最优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强硬征收碳关税,而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会妥协.②中国可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向发达国家征收报复性碳关税、对内征收碳税以及开发低碳农业技术等.③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情景下,中国的最优策略是对内征收碳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美欧碳关税政策的发展、影响及中国应对

全球气候治理成为焦点问题,各国之间的制衡和竞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政策设计对冲减排投入。美欧同步在碳关税政策上发力,意图争夺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碳关税政策的实施可能引起国际政经格局变化,激发南北国家对立;恶化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降低国际贸易规模;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现有格局,造成南北国家博弈加剧。同时,可能恶化中国气候领域的国际合作基础和外部环境,降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企业竞争力,并对中国产业发展和低碳转型造成负面冲击。积极应对是保护国内利益的重要出发点,应注意：①加强南南合作,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础,争夺国际气候规则话语权;②强化贸易应对、提前谋划碳关税应对预案,加强政策跟踪研判,探索碳关税反制政策工具;③优化产业布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脱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加快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步伐;④通过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优化国内碳税法律体系和征管机制、加快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体系等完善碳市场体制机制。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和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碳排放逐渐从环境问题演变成政治经济问题,碳关税是发达国家推崇的新型贸易壁垒,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这对于碳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以我国出口结构中高碳产品最密集的制造业为对象,研究碳关税措施和出口贸易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和国际贸易两大体系之间建立关联。本文首先构建碳关税的局部均衡模型,从几何分析和数理分析两个维度出发,探讨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和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GTAP模型,模拟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四种情境下征收碳关税的情况,分析实施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会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出口量减小;我国开征国内碳税会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上升,出口量减小,但出口减小幅度低于美国对我国制造业征收碳关税时的出口减小幅度;美、欧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将导致我国化工橡胶制品行业、石油煤炭加工工业以及造纸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减少,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为造纸业,出口降幅在1.79%-6.05%之间,而其他非能源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出口增加;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我国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下降水平在21.34亿-83.47亿美元之间。最后,从国际协调、出口结构调整、绿色制造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论碳关税的福利效应

哥本哈根会议上碳关税引发热议,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论的焦点.本文从碳关税的内涵出发,梳理了有关碳关税问题的已有研究,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对征收碳关税情况下进口国、出口国的福利以及全球福利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进口国征收碳关税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减低出口国的福利水平,但福利变化程度取决于进口国国内碳税、出口国是否征税国内碳税、进出口国国内碳密集度水平等情况.进一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公共品,用全球福利最大化代替进口国福利最大的约束条件,探讨了最优碳关税的确定方法,认为最优碳关税取决于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值,由出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的差异与进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差异的比值来决定.温室气体减排是国际贸易面临的新问题,碳关税仅仅拉开了以气候变化之名进行国际贸易保护的序幕,如何有效地将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纳入国际贸易利益的维护中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要点、影响及应对

2019年《欧洲绿色新政》重提“碳边境调节机制”即碳关税引起各方关注,随后欧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推进碳关税制定和立法进程。2021年3月10日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同年7月1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提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的《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提案,开启了碳关税正式立法进程。综合两版案文来看,CBAM在执行方式上将与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关联,碳价格执行EU ETS当期价格;覆盖领域上,第一个执行期主要覆盖水泥、电力、肥料、钢铁、铝等五个行业;执行范围是除了欧盟国家或已实现与EU ETS连接的国家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等,其余国家均属于执行对象;核算方式上,如果申报人不能提供直接排放的实测数据,则采用出口国相关领域产品的平均排放强度或者欧盟该类产品性能最差的10%设施的平均排放强度。此外,CBAM机制还包含了“避免双重征碳税” “防止规避征税”等内容。作者测算了2021年3月和7月两个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分别为：第一,欧洲议会3月CBAM决议经济影响,基于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第四阶段“碳泄漏”清单涉及相关行业测算,如果清单中所有对欧出口商品都被征税,征税总额为32.90亿美元（碳配额价格按70欧元/t,即80美元/t计价）。第二,欧盟委员会7月CBAM提案经济影响,课题组对5个将要实施行业进行测算,中国需支付8.34亿美元碳关税,其中钢铁6.19亿美元,铝2.08亿美元,水泥和肥料被征税0.01亿美元和0.06亿美元。采用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中国GDP损失为1.86亿美元。目前来看,欧盟CBAM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技术上都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可以预见作为单边措施欧盟依然会积极推进CBAM立法进程,并抛出一份其他国家难以接受的实施方案作为平衡其所谓竞争力损失并向其他国家施压提升全球减排努力的谈判筹码。反对单边碳关税措施是中国一贯立场,面对欧盟新一轮碳关税进程,中国可继续坚持气候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予以明确反对,并从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等层面整体布局,反对CBAM实施。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除改进环境源效外．环境规恻对本国企业竟争力的影响也是政策恻定的关键影响因素。传统假设认为环境规铆会负面影响企业竞争力。波特假设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与先动优势可提高企业竟争力。本文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对上逮假设进行了剖析。然后讨论了该领域研究的新动向．即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对环境规恻与企业竟争力关采的影响。提出环境规制能否影响企业的竟争力还依赖于企业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环境管理动机等多种因素。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     

China-Indian Silk Trade： Current Produc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A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labor-intensive industry of both India and China, the cocoon silk industry has long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crease in export income of both countries. India is not only a very important cocoon silk trading partner, but an important production competitor of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the cocoon silk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however, China relies heavily on Indian market, which leads to a tendency of further deterioration in the silk trade environmen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The present article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ocoon silk resour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scale, product mix and market structure of China-Indian silk trade from 2001 to 2007. Overall silk trading volumes from China to India and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 are on the increase because of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 cocoon silk production over that of India. Owing to scattered market share and export that mainly focused on raw materials product, there has been a phenomenon of price reduction and quantity increase. India carries out fierc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even imposes antidumping sanction on Chinese silk, which ar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further increase between China-India trade.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the authors aim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steadily developing the production and trade of China＇s silk.     

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比较研究

贸易中的隐含碳流动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尽管出现了大量的针对中国贸易中隐含碳的相关研究,但由于数据及方法的不同,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本文对现有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文献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研究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但在隐含碳的具体数量上差异巨大。定性来看,中国是一个隐含碳净出口国,净出口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定量来看,1997-2007年,中国隐含碳出口量从3.1-8.8亿t增长到17.2-30.2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进口量从1.0-7.0亿t增长到5.8-16.5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从1.8-7.3亿t增长到11.4-22.6亿t二氧化碳;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国内总排放量的比重由5%-20%增长到17%-30%。贸易中隐含碳核算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核算方法产生的不确定性、数据融合产生的不确定性以及原始数据引入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结果相对稳定,可重复性较高;从数据精度和数据可获得性方面考虑,40个左右的部门分类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把中国划分为多个区域研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在理论上更加可靠。国家气候变化对外谈判和国内减排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对碳排放进行精确管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重视隐含碳核算的不确定性研究,逐步提高隐含碳核算的精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     

基于LMDI方法的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分解

对国际贸易产生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正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对隐含碳的研究.以中国2005年为例,对中国国际贸易隐含碳进行估算,应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法(LMDI)对影响隐含碳净转移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因生产排放碳量远大于其消费需要排放的碳量,从国外净转移到中国的隐含碳为395.66MtC;净转移隐含碳影响因素中强度效应(进出口商品完全碳排放系数差异)贡献率为60%,规模效应(进出额差异)贡献率为55%,结构效应(进出口结构差异)贡献率为-14%,此结果表明中国相比国外的高碳排放强度是造成目前碳转移额外增加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构效应发现中国主要净出口行业大部分不是高碳排放强度行业,而净进口行业却主要由高碳排放强度行业构成,特别是与碳排放密切相关的能源行业居净进口行业首位.     

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是全世界核证减排量(CERs)一级市场上最大供应国,但在碳交易过程中却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只是碳交易市场的参加者,碳交易市场规则的执行者.中国为全球碳交易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中国没有一个像欧美那样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不利于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本文具体阐述了国际主要的碳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交易类型、交易数量、交易额等发展状况,通过分析归纳出现阶段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将国内碳交易市场和国际碳交易市场进行比较得出中国碳交易市场现阶段存在的缺陷,相应的提出了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启示,即完善碳交易市场的制度建设,完善碳交易体系,加强对CDM项目开发的研究,调动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的主动性,统一国内碳排放标准.     

特大型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与减排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对现有城市交通碳排放测算方法的比较分析,以上海市为例,采用IPCC"自下而上"法对特大型城市客运交通CO2排放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轨道交通是碳排放效率最高的客运方式,出租车最低;客运交通CO2排放总量增长迅速,且碳源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近年客运交通CO2排放增量主要来自私人载客汽车,同时公务交通在客运交通碳排放中始终占较大比重。由此本文认为,控制客运交通碳排放的关键在于对以私人载客汽车和单位载客汽车为主的个体交通的管理和控制,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结构。在此基础上,为了将控制碳排放纳入到城市交通政策目标中去,本文就主要城市交通政策对客运交通碳排放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结论:以往的交通供给、需求管理政策对于抑制客运交通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有限;而就目前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而言,也不利于降低居民出行的碳排放水平。文章最后分别从交通供给、需求管理以及城市空间角度给出了控制客运交通碳排放的对策。     

基于贸易隐含碳的城市人均碳足迹比较研究

气候谈判中采用的碳排放基准数据,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本文认为基于生产者责任原则的碳排放数据为气候谈判基准是不合理的。提出基于贸易隐含碳的城市人均碳足迹数据为基准,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城市(纽约、东京、伦敦、上海)进行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情况下,上海的人均碳足迹最低。2008年,纽约为上海的2.2倍,伦敦为上海的1.8倍,东京为上海的1.6倍。本文希望在考虑贸易隐含碳的情况下,对国际上有相近功能的城市人均碳足迹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的气候谈判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煤制天然气发电对中国碳排放和区域环境的影响

PM2.5治理与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然而并非所有的PM2.5治理措施都达到低碳的效果,煤制天然气项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类。本文梳理了煤制天然气产业政策与现状,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法,对煤炭和煤制天然气发电过程中的CO2、SO2、NOx排放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每发1 k Wh电可以减少SO2排放9.73 g,减少NOx排放0.45 g;但同时将多消耗142 g标准煤,增加CO2排放406.2 g。煤制天然气项目对天然气使用地的大气污染防治具有正面作用,但却给煤制天然气生产地带来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从而,煤制天然气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转嫁,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煤炭使用量和CO2排放量。定量评估显示,如果将各地建成、在建或拟建的所有煤制天然气项目全部投入生产,每年约消耗8.1亿t原煤,用这部分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所增加的CO2排放将占2010年全国CO2排放量的3%-6%。因此一味地使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来达到雾霾治理这一目的,忽视其将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资源环境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问题,我国环境保护与低碳发展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恶性循环。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最为优先的措施。煤制天然气应该用来替代分散的煤炭使用,以此来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目标。在发电行业,应该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实现比使用煤制天然气更好的环境效益。从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看,煤制天然气项目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