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省区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工业用水效率是影响工业用水的直接因素,剖析其影响因素并找出空间分布规律是提高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关键。通过选取Super-SBM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指标来测算中国31省2007～2016年的工业用水效率,并从多方面综合分析工业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动态演变状况,以求研究结果为制定有差异的区域集约型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依据。结果发现:(1)我国多数省份的工业用水处于无效率状态,同时高效率中心由东向西转移;(2)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关系不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RD投入占比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影响,工业用水效率会降低;而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教育支出的增多对工业用水效率有正向影响,促进工业用水效率提升。(3)不同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差异。城镇化率、RD投入占比和人均教育支出对工业用水效率带来的影响作用在空间上相对集中,影响高值区主要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低值区主要在东部沿海;而水资源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用水占比和地区常住人口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一种演变的状态,随时间发展影响高值区和低值区都发生了中心转移。     

大食物观背景下农业产业链协同测度、动态演进与驱动因素分析

大食物观对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测度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进一步通过Kernel估计、Markov链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演进趋势、未来发展和集聚方式进行分析,最后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对驱动因素进行识别和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时段内,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粮食主产区内的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较高,河北省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在研究省域中居于前列;(2)区域间农业产业链协同水平存在差异,两级分化明显,区域内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差异相对较小,不同区域在保持自身稳定性的同时也存在向较高值协同区演进的趋势;(3)省域间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联系紧密,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呈现H-H型、L-L型居多的分布特征,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水平主要以正向聚集为主;(4)经济驱动、资金驱动、创新驱动和物流驱动方面的因素均对农业产业链协同水平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但各因素在三大区域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研究结论为保障大食物观理念的落实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参考。     

中国工业用水影响因素的长期动态作用机理

我国正逐步迈向工业大国,工业用水占据总用水量的很大比例,水资源是工业的血脉,但我国的水资源并不丰富,因此工业节水就成为我国的燃眉之急。工业节水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对我国工业用水影响因素的动态作用机理的把握之上,因此,本研究正是对此进行深入探究。本文以VAR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工业1993-2012年的用水量、总产值以及出口额三个变量的数据进行不影响时序的对数标准化处理,检验出变量间具有相关性系数0.95以上的高度相关性,单位根检验中,变量数据经过了一阶差分之后都是同阶平稳、并且通过了5%水平的协整检验,确定了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然后,根据变量数据对VAR模型的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以及特征值的检验,确定了VAR模型的参数值和稳定性,继而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确定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图表形象具体地展现了中国工业用水影响因素间的长期动态作用过程,最后通过预测方差分析将各个影响因素对中国工业用水的整体作用进行量化分解分析。通过多层次的综合分析,总结出我国工业用水量及其影响因素(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长期动态作用机理:工业用水量和总产值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用水量限制了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必须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工业出口对用水量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但是用水量已经制约了我国工业出口的增长,我国面临出口转型的压力;我国的工业用水量对各项影响的反应都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工业节水需要长期稳定的策略,不能急于求成。     

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必须提高农业能源效率。文章采用1995—2018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直接能源和间接能源两个类别核算中国农业能源投入,运用EBM（Epsilon-based Measure）混合距离函数模型测算农业能源效率,利用核密度函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动态演变,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农业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投入总量逐年上升,年均增长率为2%,能源投入结构从间接能源为主转变为直接能源为主。中国农业能源效率呈现\"先上升-停滞-再迅速上升\"的演进趋势,总体上农业能源效率偏低,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1995—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9%和1.4%,201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分别为0.81、0.71和0.59,地区间差距加速扩大,中西部地区农业能源效率亟待提升。③1995—2018年,各省农业能源效率出现两极分化且绝对差距扩大。广东、山东、江西、江苏、辽宁、天津等省市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明显,新疆、贵州、内蒙古等省区农业能源效率恶化。④1995—2018年,中国农业能源效率不存在全局空间相关性,但2010年以来东部地区出现局部\"高-高\"集聚。⑤能源一期滞后项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时滞性。人力资本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率、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农业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职业农民培育为关键,着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地区间协作水平,发挥二、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进及跃迁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环境治理的复杂状况,对中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动态监测与预警治理的研究是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关键。文章测算1997—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特征及其时空跃迁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借助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嵌套模型,揭示在时间和空间推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时空跃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30个省区的碳排放强度在时空分布上并不是完全随机状态,各个省区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会受到其相临近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省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演进特征。(2)中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趋势增强,具有高度的凝固性和较低的流动性,10个高碳排放强度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稳定性将成为制约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重点省区,相关省区的跃迁性将成为驱动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关键省区。(3)各省区的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过程中存在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和制约模式,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不同响应阶段的驱动因素的分位数与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类型之间具有很强的嵌套性。(4)根据各省区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及其跃迁机制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关键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有效监测与治理,加大碳排放的约束力度等差异化的碳减排调控措施。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创新效率是城市创新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2016年城市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分析,并借助GMM估计方法揭示其驱动因子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结果发现:(1)创新综合技术效率上,创新效率由2006年的0.731增长至2016年的0.807,以2011年为拐点,呈现平稳发展期和波动变化期两段式特征。\"东弱西强\"梯度分异格局显著,二元格局差异逐渐弱化;(2)城市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Malmquist指数由2006年的6.2%提高至2016年的18.4%,增长态势相对稳健。空间分异总体上不明显,具有\"发散-收敛-发散\"的三段式演化特征;(3)GMM回归结果显示,驱动因子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和三大次级城市群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信息化进程、经济基础、外商活跃度有助于激励城市创新效率提升,金融规模阻滞作用显著,而第三产业规模、创新平台、政府支持力度则异质性作用明显。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的时空异质性与驱动因素研究

将大气污染物视为“坏”产出,基于SBM-Undesirable模型与Global Malmqusi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实证测算2006~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大气环境效率与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考察其时空异质特征与驱动因素,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揭示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的形成根源,通过构建“效率-生产率”矩阵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且在考察期间维持了下降趋势,大气污染减排潜力巨大;长江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之间差距与长江上游地区内部省市之间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地区差距形成的主要根源;大气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完全依靠技术进步来驱动,技术效率恶化是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障碍;不同省市大气环境效率提升的优势与不足存在差异,因而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对策。研究结论可以为长江经济带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大气环境效率;时空异质性;驱动因素     

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测度、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数字经济时代,城乡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目前缺乏关于城乡数字鸿沟形成机制及演变规律的全面探讨。该研究基于一级、二级、三级数字鸿沟内涵的分析框架,构建包含城乡数字接入沟、使用沟、意识沟、结果沟4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运用多维度数据,测度2015—2022年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指数,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格局、动态演变特征、区域发展差异及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整体呈先缩小再扩大的特征,城乡数字使用沟与城乡数字意识沟取代城乡数字接入沟,占据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地位。(2)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东北地区城乡数字鸿沟最严重;中部地区结果沟明显;西部地区接入沟与意识沟问题突出;东部地区使用沟和意识沟呈现扩大趋势。(3)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存在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区间差距大于区内差距,虽然整体空间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各维度数字鸿沟的内部差异却在持续扩大,各地区城乡数字鸿沟相对位置较稳定。(4)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因素、政策因素、人口因素和开放创新程度对城乡数字鸿沟有显著影响。因此,要持续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区域数字一体化进程,重点培育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意识,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成熟度评价及其动态演进

明确中国各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所处阶段显然有助于针对性策略的构建以及“双碳”目标的早日实现。为此,该研究在对全国及各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成熟度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以协调发展度为指标探讨了其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①2005—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成熟度呈现上升趋势,且相当数量的省份实现了一级甚至两级的层次跨越,仅黑龙江出现过一次层次下降,其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协调度由较高层次降至较低层次。②考察期内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整体成熟度虽存在一定年际波动但总体上升趋势明显。从演变趋势来看,农业能源碳减排整体发展度呈现“上升-相对平稳”的循环演变特征,而整体协调度与整体协调发展度则均表现出了“波动上升-持续下降-持续上升”的三阶段变化特征。③考察期内中国农业能源碳减排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显著提升且省际差距处于缩小状态;三类地区同样处于提升状态但内部省际差距却表现出了不同特点,其中产销平衡区省际差距大幅缩小,而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省际差距却有所扩大且后者还呈现出了两极分化趋势。据此,该研究得到如下启示：一方面,基于政府部门的有力引导以及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推进省际农业能源碳减排相对发展度与相对协调度的同步提升;另一方面,在进行必要经验总结并开展省际交流的基础上,各省份因地制宜探索新型减排路径;除此之外,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着力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通过二者合力推进农业能源碳减排。     

武汉城市圈产业经济的系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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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产业经济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偏离份额方程、产业动态度和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性和产业演进性这两个维度进行核算,定量揭示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经济发育特征：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整体产业结构波动明显,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在各时段的效益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分异,中心城市武汉增长速度最快,圈域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一极集聚”态势,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城市群产业升级明显,经济发展较快,其余5个城市发展较慢,导致城际产业链群发育不完全,区间产业经济联系较弱;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差异明显,明显形成3种产业结构演进类型：低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中偏离度-中结构效益型、高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核心城市武汉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成熟方向演进,但其它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升级优化.     

武汉城市圈产业经济的系统性分析

摘 要： 构建产业经济的系统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偏离份额方程、产业动态度和偏离度指标对产业结构性和产业演进性这两个维度进行核算,定量揭示武汉城市圈的产业经济发育特征：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整体产业结构波动明显,不同城市不同产业在各时段的效益差异明显,呈现一定的圈层结构分异,中心城市武汉增长速度最快,圈域经济发展处于一定的“一极集聚”态势,武汉—鄂州—黄石—孝感城市群产业升级明显,经济发展较快,其余5个城市发展较慢,导致城际产业链群发育不完全,区间产业经济联系较弱;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规律,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差异明显,明显形成3种产业结构演进类型：低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中偏离度—中结构效益型、高偏离度—高结构效益型;核心城市武汉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成熟方向演进,但其它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升级优化.     

农产品贸易中虚拟水流的驱动因素研究

经济发展中的虚拟水贸易实施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与制约。在回顾当前虚拟水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技术和政策六个维度系统分析了以农产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水贸易实施的影响因素,进而收集32个典型的虚拟水贸易实施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利用多元逐步回归的方法,以虚拟水对外依赖程度为因变量,对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根据实证结果从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贡献的角度解释了国内学者研究得出的我国区际间农产品虚拟水的流动格局。研究表明:耕地资源及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调适能力是虚拟水进口的正向驱动因素,而农业用水效率则是虚拟水进口的逆向驱动因素。     

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运用IPCC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测算方法,在省际层面测度了我国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并基于扩展的STIRPAT和Kaya模型,构建家庭部门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2003-2012年分省面板数据样本及城乡子样本进行系统GMM估计。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城乡家庭部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在近十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家庭部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水平较低;第二,城乡家庭部门生活能源消费的上期碳排放量对本期碳排放产生重要的正向影响,这反映出我国家庭部门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和路径依赖性,是一种动态自适应机制;人口规模、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费强度和城镇化因素,都对我国居民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及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影响,城乡之间的家庭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得到如下启示及政策含义:家庭部门碳减排将是一个有步骤、分区域的渐进过程,我国碳减排政策应当兼顾消费升级和碳排放的双重目标,努力构建分层次碳减排的适应性预期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应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低碳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家庭部门碳减排的压力;另一方面要通过能源价格改革、财政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等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不断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高清洁能源的消费。同时,通过技术创新、设备改造等科技手段提高煤炭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些政策将更有利于城镇家庭部门碳减排。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DEA模型、ESDA统计指数及Tobit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初步地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2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且技术效率高于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2)全局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出正的空间自相关,效率高(低)的城市相互空间邻接;局部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L-L类型主要集中在川西高原区,空间分布形态较平稳,而效率H-H类型主要分布在上海及苏南地区,并逐渐向绍杭、皖江地区演化,从\"一字形\"转向\"Z字形\"分布;(3)城镇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及土地市场化是研究期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格局时空演变主要驱动力。     

南方丘陵地区河谷城市用地时空演变与驱动分析——以上饶市城区为例

以揭示中国南方丘陵地区河谷城市的空间演变过程和特征为目的,以上饶市城区为例,在遥感与GIS技术的支持下,对1988~2013年间上饶市城区城市用地的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驱动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8~2013年的25 a间,上饶市城区城市用地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城市形态的演变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时间序列上,不论扩展幅度还是扩展速度,2001~2013年间的值均高于1988~2001年间的值,前后两个时段的扩展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空间格局上,上饶市城区以老城区的中心广场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先后经历了放射性扩展、组团式分散扩展两个阶段,同时呈现出明显的方向分异性,西南和西为其主要扩展方向,而其东南方向的扩展速度最为缓慢。自然环境中的地貌对上饶市城区城市用地的扩展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政策规划等因素成为城市用地扩张与时空演化的外在驱动因素。     

基于BML生产率指数的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为减少旅游业能源消耗,实现旅游低碳绿色发展,探讨如何提高旅游业能源效率,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首先构建了适应旅游业的Biennial Malmquist-Luenberger(BML)效率指数,以中国30个省市2005~2013年旅游业为实证对象,测度了其能源效率,9 a来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源泉可被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产出结构效应5项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旅游业能源效率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旅游业能源效率可以扩张提升的比例较大。(2)整体上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对能源替代效应、劳动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的提升能促进旅游业能源效率提高。(3)近3 a来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能源替代效应对旅游业能源效率变化的作用超过了全要素生产率。(4)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旅游业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主要由地区间旅游业对资本投入使用和能源消耗结构的差异造成。(5)整个样本期间,中国17个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背后的因素各有不同,旅游业资本替代效应是湖北省、福建省和浙江省等多数省市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全要素生产率是安徽省、海南省、贵州省和甘肃省旅游业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利用投入的资源要素对旅游业低能耗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要发挥好资本对能源的替代效应,高效的资本配置能极大提高旅游能源效率。     

北京市第三产业用水特征及其发展策略

第三产业在北京市的产业格局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从水资源配置的视角探寻三产结构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LMDI分解方法,定量分析北京市第三产业用水结构变化驱动力特征,基于投入产出法计算各行业部门的用水系数,并进行用水特性和行业关联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是第三产业用水需求增长的决定性因素,2007-2013年间,累计使总用水量增加了34 476.24万m~3,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则对用水量的增加起抑制作用,两者分别使用水量减少2 861.29万m~3和21 908.17万m~3,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用水的抑制作用不及经济产出效应对用水的拉动作用,最终导致用水量的增长。不同行业之间的用水系数有较大差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教育等行业的用水系数相对较大,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的用水系数相对较小,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等行业的用水乘数较大。第三产业中的高用水行业包括住宿和餐饮业等7个行业部门,潜在高用水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等6个行业;一般用水行业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诸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感应度系数较大的行业,应优先保障水资源的供给,使用高配额、低水价的管理方式;对于文化体育业等感应度系数较小的行业,可使用低配额、高水价的管理方式,限制用水量;对于配额高且水耗低的产业,可采取水权转让手段,将富余的水权转让给水耗高且产出高的产业。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水权交易、技术推广、政策管理与机制构建四方面建议,为第三产业经济增长与用水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城镇化进程中用水量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转变,成为拉动用水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城镇化并非表现为线性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用水量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本文首先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地区层面直观描述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的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城镇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用水量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影响的门槛点并分析阶段性变化特征,最后结合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门槛回归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以城镇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越门槛点后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弹性系数分别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和先降后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化量,城镇化对用水量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用水量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正向冲击,而居民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用水量的正向冲击则逐渐收敛于零,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用水量均具有负向冲击,且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不断增强,而人力资本的负效应不断减弱。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用水量的增长受自身的影响较大,除年龄结构外,人口密度、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也具有小规模的贡献程度。     

中国工业能源消耗结构演变实证研究

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产业结构变化是否引起能耗结构变化是一个备受关注而又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能源消耗会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下降,另一种观点认为能源消耗会保持相对稳定,不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和有效利用能源有重要意义。本文用能源消耗结构变动系数方法,分析了1995-2007年工业能源消耗结构和结构的演变,发现多数产业能源消耗结构并没有变化,少数产业能耗比例下降或者上升,个别产业对能源消耗转变的情况。要降低能源消耗,必须降低能源消耗的总水平,同时提供能源利用效率。相应的对策是对高能耗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控制重点高能耗产业的规模和能源利用效率,能有效减少能源消耗。解决能源供需关系的政策建议是要加快重点耗能产业的技术更新,降低高能耗产业的能源消耗。进行能源价格改革,促进能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开发新能源,减轻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调整产品出口结构,减少高能耗产品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