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生态经济系统集约度的测算

农业生产中生物、工程等科学技术间的相互作用的耕地生态经济系统是人们参与控制的自然与生物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的主要载体 ,它也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有机结合及其与自然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科学的评价该系统的集约化程度是耕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优化配置以及耕地保护有关政策的关键内容 ,将为土地集约利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提供科学依据。根据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特点 ,利用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函数 ,导出以科学相关的资源生产率为基础的耕地经营的集约度和以资源数量变化相关粗放度的测算方法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耕地生态经济系统经营模式评价模型。并对江西临川耕地生态经济系统集约经营模式分析和验证。     

基于SD模型的三峡库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利用模拟研究

对引起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解决当下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耕地资源的矛盾。基于对耕地变化相关因素的线性分析，提出改进基于时间序列对耕地变化驱动力静态研究的模式，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从动态的耕地变化仿真模拟过程中对长寿区耕地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究,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长寿区耕地面积25 a间共减少 9 535 hm2，在数量上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长寿区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城市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3）利用SD模型在不同情景设定下的模拟发现，区内城镇化率对耕地面积的影响＞GDP对耕地面积的影响＞人口增长对耕地面积的影响；（4）耕地利用变化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差异较大，而GDP和城镇化率的缓速增长发展模式最为理想，对区内耕地资源保护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为减轻未来长寿区耕地保护工作压力，必须转变以牺牲耕地作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集约节约用地、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等工作来协调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耕地变化；驱动力；耕地非农化；系统动力学；城镇化；三峡库区     

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改善耕地生态系统状况、促进耕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在界定耕地生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障碍度模型,对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1）1996~2010年我国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总体不断提高,综合指数从0484 4增加到0626 9,安全等级经历了“临界安全-较安全”的演变历程;（2）压力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状态指数和响应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3）长远来看,系统压力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首要因素,1996~2010年系统压力和系统状态的障碍度分别以年均533%和052%的速度增加,而系统响应的障碍度以年均802%的速度下降;（4）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人均耕地面积、土地垦殖率、水土流失程度等。为了促进耕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合理施用农药、化肥;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程度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县域土地利用细碎度综合度量与空间分异研究——以江苏省东海县为例

土地细碎化是与土地规模经营理念相背离的一种土地形态,细碎化的土地经营模式会造成土地利用效率下降、粮食减产以及景观美观度降低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土地细碎化程度的衡量多通过细碎度表征,但尚无统一标准,且主要针对农用地。以江苏东海县为例,首先结合景观指数与主成分分析,分别计算耕地、基础设施用地、居民点用地以及生态用地的细碎度,再通过系统聚类,分析不同地类细碎度组合的地域分异特征。结果显示:不同用地类型的细碎度是自然、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结果,耕地细碎度与居民点细碎度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用地细碎度有着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础设施用地细碎度和居民点细碎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用地细碎度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土地细碎度基于不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其分区也有着特定的区位特征。探讨不同用地类型细碎度间的关联性及空间分异特征可以为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以及景观改善等提供科学的引导。     

县域土地利用细碎度综合度量与空间分异研究——以江苏省东海县为例

土地细碎化是与土地规模经营理念相背离的一种土地形态,细碎化的土地经营模式会造成土地利用效率下降、粮食减产以及景观美观度降低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土地细碎化程度的衡量多通过细碎度表征,但尚无统一标准,且主要针对农用地。以江苏东海县为例,首先结合景观指数与主成分分析,分别计算耕地、基础设施用地、居民点用地以及生态用地的细碎度,再通过系统聚类,分析不同地类细碎度组合的地域分异特征。结果显示：不同用地类型的细碎度是自然、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结果,耕地细碎度与居民点细碎度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用地细碎度有着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础设施用地细碎度和居民点细碎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与生态用地细碎度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土地细碎度基于不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其分区也有着特定的区位特征。探讨不同用地类型细碎度间的关联性及空间分异特征可以为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以及景观改善等提供科学的引导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四川省耕地资源评价

耕地是所有生态生产性土地中生产力最大的一类，生态足迹模型是定量评价可持续发展的常用工具之一。基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和EF NPP模型，测算、分析了2006~2013年四川省耕地生态赤字等相关变化及趋势，客观评价了四川省耕地资源利用状况，并探讨了几种模型的差异。结果表明：2006~2013年间，四川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不断上升，人均耕地生态承载力基本稳定，人均耕地生态赤字持续扩大；耕地资源利用由弱不可持续状态逐步向强不可持续状态发展。3种生态足迹模型的对比研究发现，EF NPP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和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不足，客观、动态地反映了区域耕地利用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状态。     

江苏省沿江地区农用地资源质量评价研究

采用农用地分等中的自然质量分值的计算方法,以实现对地理范围较大,内部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较为明显的江苏省沿江地区的农用地资源质量的合理评价。评价结果为：地处宁镇扬丘陵区的该区西部地区农用地的质量复杂多变,各种级别的农用地均有分布且面积比例相差不大;地处太湖平原区的该区南部地区农用地的质量优越;而该区北部地区农用地质量东西两翼较好,中部较差。根据评价结果,本文从挖掘农用地生产潜力,综合开发利用土地后备资源,提高非农用地经济产出能力,完善农用地与非农用地转换价格约束机制及发展循环产业经济,污染排放源头控制与生产过程中治理相结合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江苏省沿江地区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影响因素典型相关分析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1990-2006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态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0-2006年间,全国耕地投入强度呈现波动状态,利用程度表现频繁波动,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利用效率呈明显的波动增长趋势;GDP、农村劳动力工价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投入强度的重要因素;农民文化程度、城镇化率和人均耕地面积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耕地利用集约度。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利用,通过合理优化农业用地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完善耕地流转制度和农业剩余劳力流动制度,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增强农民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从而促进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港口发展与广州南沙地区的开发

当今世界 ,而港口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赋予了港口以及港口城市新的发展动力和机遇。广州南沙地区开发应顺应这种发展变化 ,以港口建设为动力 ,以港口经济开发为重点 ,形成广州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新的滨海城市中心区 ,使广州由只有“云山珠水”的内河港口城市向拥有“山、城、田、海”的滨海城市转变 ,并进一步奠定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地位。     

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经过六年多的研究,笔者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个方面。对不利影响只要认真对待,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三峡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     

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广西地处亚热带，光热水资源丰富，具有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近年来，广西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资源与环境问题。本文在分析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可持续经营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仅停留在企业的财务层面。而忽略企业的非财务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灰色关联度为评判准则。构建立了一个平衡兼顾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状况、反映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模型。运用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式进行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进行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方法的探讨。     

赣江源头流域植被变化的水文响应模拟研究

应用2个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和Topmodel模型），对赣江流域的源头--梅江流域20年内的植被变化所造成的生态水文响应做出了模拟研究。根据2个模型不同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模拟方案，使用SWAT模型模拟径流量的变化，Topmodel模型模拟汇流过程的变化。模拟得到的结果是：排除研究时间段内流域气候变化的影响，仅变换流域下垫面的属性，植被的变化对流域水文特征产生了明显影响，在整个梅江流域的范围内，2000年的年径流总量比1987年增加了146%；在其子流域--琴江流域，1995~2000年的7次洪峰峰值径流出现时间比1987年延迟，峰值径流量减少约5%。这说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该流域内进行的植树造林和国土整治工作,即江西省“山江湖工程”，对流域的生态健康具有良好的回馈效应。     

大城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对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划分指标的模糊聚类分析，将南京城郊划分为８个类型区，并比较分析了各个类型区的土地利用特征及集约经营程度，土地利用效益，最后指出：为了优化配置郊区土地资源，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综合利用，集约经营，增加投入，保护耕地，持续利用的措施。     

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构建与创新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城市水环境破坏严重。政府部门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水环境，但并未有效解决污染问题。由于城市水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科技部在武汉市汉阳区启动“水专项”寻求有效的治理模式。由于采用新的制度安排，注重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的结合，明显改善了汉阳地区的水环境。“武汉水专项”的试验显示出市场机制在城市水环境治理这类公益项目中同样是有效率的。构建更加有效的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构建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的核心是在确保水环境改善的公共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投入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城市水环境治理可以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和丰厚盈利的现代服务业.     

中国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本文分析了我国脆弱生态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探讨了我国典型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我国典型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腹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受全球变暖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呈现出暖干化趋势。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对高原腹地植被生长具有消极意义，导致该区牧草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加，更加重了资源环境与经济（牧业经济）发展的对立。本文对受气候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青藏高原腹地高寒草地逆行演替的原因及方式进行了分析。在些基础上，对气候暖干化模式下可持续的利用高寒草地资源提出了建议。     

上海市多环芳烃排放清单构建及排放趋势预测

以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PA)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中16种多环芳烃(PAHs)为研究对象,仅考虑人为排放源,根据11种主要排放源排放数据和相应排放因子估算上海市PAHs年排放量。结果表明:2012年上海市16种PAHs的排放量约为447.8t,7种致癌性PAHs排放量为60.06t,排放密度为70.6kg/km2。从排放源看,炼焦用煤和民用燃煤是PAHs排放的主要来源,两者占总排放量的56.0%,天然气、炼油排放量次之。从排放谱看,萘(NAP)排放量最大,占总量的30.8%,其次为菲(PHE),致癌性PAHs占排放总量的13.4%。另外,PAHs排放以低环(2~3环)为主,占排放总量的71.1%,其次为4环的Fl、Py、BaA和Chr,高环的D[ah]A排放量最低。利用地区生产总值(GDP)和能源消耗数据拟合公式预测2020年能源消耗量,进而预测得2020年PAHs排放量约为356.57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