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搬迁是否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基于陕南三市1578户农户面板数据

山区移民搬迁是否加剧耕地撂荒关系到移民稳定性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基于陕西省南部地区商洛、安康、汉中3市8县（区）1578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回归得出,移民年数对是否撂荒、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在1%的水平上有正向影响;仅当移民距离超过0.5 km时,农户耕地撂荒面积及撂荒耕地占比显著增加;不同移民类型中,工程移民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最大,避灾移民影响程度最小;另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特征、农地流转特征显著影响了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可以得出,移民搬迁加剧了山区耕地撂荒,城镇生活的转变及务农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是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对工程移民农户进行有土安置,加大生态移民区退耕还林支持力度,扶持扶贫、避灾移民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农地流转信息平台建设。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耕地地块细碎程度及其对山区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在务农成本持续上涨和省工性技术普及的背景下,山区地块细碎化逐渐成为抑制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厘清山区耕地细碎程度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具有指导价值。基于重庆市武隆区、巫山县和酉阳县的1015份农户调研数据,分别从地块权属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测算耕地细碎程度,并采用半对数经济计量模型评估耕地细碎差异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细碎程度严重,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分别为0.71和0.19,户均耕地面积6.19亩、地块数8.89块,地块与家庭平均相距430 m,即呈现出“块数多、规模小和距离短”的特征;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当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时,单位产量总成本依次上升33.8%和16.6%;具体到各单项成本,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显著提高了劳动力、化肥和种子成本,而限制机械及其他要素的使用。分作物的实证显示,耕地细碎化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物异质性。此外,优质耕地能缓解地块细碎带来的成本上升,同时扩大地块面积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政策启示：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建立低成本的农地流转网络,并鼓励农户或村庄之间的土地互换,提高地块规模和减少耕作距离,同时政府还应推广和普及适合山区农业的微耕机械。     

岩溶山地撂荒地演变研究—以郎溪槽谷区为例

中国山区面积广、坡耕地比重大,耕地撂荒不仅关系到山区农地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还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2004年、2010年、2014年、2017年朗溪槽谷遥感影像等为数据源,通过景观格局指数、缓冲区分析及结合槽谷高程分析朗溪槽谷撂荒地分布格局、演变规律、驱动机制和撂荒效应。结果得出:耕地撂荒主要发生在朗溪槽谷两侧山坡坡耕地,谷底平坦地区撂荒现象较少。以2014年为分界点,2004～2017年朗溪槽谷撂荒地呈现出先增加后小幅度减少的变化趋势,且槽谷两侧坡耕地撂荒变化较为明显。简而言之,经过数据分析后归纳出朗溪槽谷区耕地撂荒的演变阶段及演变模式,引起其撂荒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农户人口减少导致聚落的逐渐空心化,其次是耕地所处的海拔以及政策影响。耕地撂荒后呈多样化演变,土地逐渐集约化利用与耕地撂荒后演变为林灌草并存,生态环境得到一定改善,这对乡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与生态农村建设起着重要意义。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农地转入规模扩大有助于农民农业增收吗?——基于中国中部5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是否起到应有的效果有待检验和反思。论文基于来自我国中部5省925个转入户的调查数据,从3组模型全面考察了农地转入规模与农户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农地转入规模与农业收入呈正向关系,但农地转入规模的经济收益率仅为2.9%。2)农地转入规模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流转方式、农户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安徽、湖北和湖南较之河南、江西的规模经济收益率更高,农户自发流转下的规模经济收益率高于集体主导方式,农地转入规模对纯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兼业农户。3)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越大,其经济收益率却越低。因此,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加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系统机制研究,寻找制约流转规模效益的因子,降低农户大规模流转时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盲目扩大流转面积。     

农地转入规模扩大有助于农民农业增收吗?——基于中国中部5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是否起到应有的效果有待检验和反思。论文基于来自我国中部5省925个转入户的调查数据,从3组模型全面考察了农地转入规模与农户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农地转入规模与农业收入呈正向关系,但农地转入规模的经济收益率仅为2.9%。2）农地转入规模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流转方式、农户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安徽、湖北和湖南较之河南、江西的规模经济收益率更高,农户自发流转下的规模经济收益率高于集体主导方式,农地转入规模对纯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兼业农户。3）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越大,其经济收益率却越低。因此,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加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系统机制研究,寻找制约流转规模效益的因子,降低农户大规模流转时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盲目扩大流转面积。     

农地流转对农地与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别就农地流转对农地、农业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和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都能有效提高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而农地转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农地转入户的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2026.153元/人和4844.289元/人,两组农户间的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差异不显著;农地转出户的总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3315.577元/人和2581.883元/人,其农地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低466.488元/亩。因此,农地流转不一定会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专业化,从而提高农村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农地流转对农地与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别就农地流转对农地、农业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和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转入和转出行为都能有效提高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而农地转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农地转入户的总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2026.153元/人和4844.289元/人,两组农户间的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差异不显著;农地转出户的总劳动力和非农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分别高3315.577元/人和2581.883元/人,其农地资源利用效率比未参与流转的农户低466.488元/亩。因此,农地流转不一定会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但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专业化,从而提高农村总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     

农户生态移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三工河流域的农户调查

基于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对新疆三工河流域农户的生态移民意愿、移民效果与留居意愿进行调查,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移民意愿与留居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家庭人口数、人均纯收入、主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比重和参与退耕还林情况是影响农户搬迁意愿的主要因素,家庭人口数量越少,非农收入比重越大,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知越强,就越能接受生态移民政策;②移民工程对河谷内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显著,促进了退耕还林进程,草场压力有所缓解,但移民农户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影响了农户家庭收入,其对定居点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评价较低,42.35%的农户认为搬迁后生活质量变差;③移民农户的留居意愿普遍不强,71.92%的农户想搬回原居住地,生活质量变化、定居点灌溉条件与耕地质量是影响其留居意愿的主要因素。政府应着力改善定居点水土资源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技术培训,鼓励外出务工,以增加农户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加强农户移民与留居意愿,促进移民工程的顺利实施。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基于DID模型的动态估计

论文以国内率先试点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创新实践地区——成都和苏州为典型实证,基于2012和2015年两期农户动态跟踪调研数据,运用DID模型测量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实践地区农民的政策满意度,激励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但对提升农民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的作用较小。2）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异质性。2008年开始试点养老保障与农业补偿相结合的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成都市,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大。乡镇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带重镇的苏州市,农户家庭生计多元,户均非农业收入占比达82.12%,较成都农户高2.66%,农地生计依赖较弱,补偿政策明显促进该区域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但农户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却大幅下降。3）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农田保护及功能认知、对农田保护政策关注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比例、调研村庄经济水平及受访村庄与最近城镇距离均会显著影响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基于DID模型的动态估计

论文以国内率先试点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创新实践地区——成都和苏州为典型实证,基于2012和2015年两期农户动态跟踪调研数据,运用DID模型测量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实践地区农民的政策满意度,激励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但对提升农民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的作用较小。2)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异质性。2008年开始试点养老保障与农业补偿相结合的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成都市,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大。乡镇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带重镇的苏州市,农户家庭生计多元,户均非农业收入占比达82.12%,较成都农户高2.66%,农地生计依赖较弱,补偿政策明显促进该区域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但农户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却大幅下降。3)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农田保护及功能认知、对农田保护政策关注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比例、调研村庄经济水平及受访村庄与最近城镇距离均会显著影响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     

基于IAD延伸决策模型的农户耕地休养意愿研究

基于IAD延伸决策模型,通过1 004个农户样本数据的二元Logistic整体回归及分组回归分析发现：农户耕地休养意愿同时受到户主特征及家庭概况变量、耕地休养规则变量、休养环境与市场变量和认知改革变量的影响。农户生境的耕地依赖性制约了耕地休养;曾撂荒农户和未撂荒农户在4个方面变量,尤其是休养规则偏好上存在显著差异。曾撂荒农户倾向于自由度高、政府遴选权力低的休养规则,未撂荒农户更倾向于补偿标准高、有一定决策自由度的休养规则;在IAD语境下的进一步讨论表明以多元模式为代表的休养规则可能有效改善耕地质量,但在整个耕地休养的动态过程中,需要注意区分不同参与主体,选择性地允许农户参与构建相关规则,从而促进耕地休养的可持续性。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地形差异视角下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分解——以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数据为例

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1879份农户调研数据，从地形差异的视角，借助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和RIF回归分解法揭示了耕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耕地转入中贡献度达90%以上，在耕地转出中贡献度达60%以上。（2）耕地转入在平原和山区对高收入农户群体增收效应均大于低收入农户群体，从而导致平原和山区农户收入差距扩大，且该现象在山区更加显著，其中系数效应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在平原的贡献度达90%以上，在山区的贡献度达80%以上。（3）耕地转出仅对平原中等收入农户群体具有显著增收效应，从而导致平原中低收入农户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中系数效应同样也是造成该差距扩大的主因，贡献度达70%以上。因此，应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和地形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耕地流转支持政策，以促进耕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均衡，缩小农村贫富差距。     

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启示——基于山东省两市的农户调查

文章建立农户理论模型与回归模型,并基于山东省两个县级市——平度市与高密市282份农户问卷,对两市农户耕地中种植速生林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调查区80%以上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其占用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3.9 个百分点;②地块面积越大,农户将此地块转种速生林的几率越低;③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耕地质量与耕地种植速生林的关系不显著,说明速生林种植技术要求较低,普通耕地质量就可以满足速生林的种植需求,这也是调查区超过80%的速生林土地来源于耕地的主要原因之一;④农户种植速生林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非农工资收入的家庭,更倾向于种植速生林,而地块破碎、耕作距离较远会增加传统农业的总劳动投入量与强度,导致农户种植速生林;⑤邻地是否种植速生林对农户的速生林种植决策影响明显,说明速生林对耕地的胁迫效应严重。从保护基本农田的角度,需要避免新的速生林种植现象出现,重点针对常年举家外出的农户与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户;政府亦应在推动土地向种粮农户流转方面作深入工作。     

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以重庆市山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森林转型阶段。系统认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促进森林面积增长的措施,而已有研究未做深入分析。利用重庆市"两翼"地区的1 015份农户调查数据,论文从农户尺度分析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农户尺度上,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及林果种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能够加快薪柴替代、林果业发展,同时也能造成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此外,提高煤炭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及加快政府沼气政策的实施和普及能加快薪柴替代;耕作半径、劣质地及野猪破坏会造成耕地撂荒,而地质灾害隐患和缺少灌溉及其他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等也对耕地撂荒具有一定影响;地方鼓励政策会加快林果业发展。最后,提出了加快森林植被恢复的建议。     

土地流转会加剧耕地“非粮化”吗？——基于经营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粮食安全为国之大者。基于经营规模异质性探讨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有助于识别重点监管对象，降低监管成本，更有效地治理农地“非粮化”。采用2017—201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评估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并细化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土地流转的农地“非粮化”效应。研究发现：（1）从整体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地“非粮化”；（2）土地流转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非粮化”行为具有差异化影响：10亩以下的农户会“趋粮化”，10～20亩的农户无显著差异，而20亩以上的农户倾向于“非粮化”。据此，为有效防止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节约监督和管理成本，提高农地“非粮化”监管效率，提出重点监管20亩以上规模经营农户，不过多干预20亩以下的农户，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议，以解决流转中存在的信息不透明、信息获取成本过高和租金过高等问题。     

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以重庆市山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森林转型阶段。系统认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利于提出针对性的促进森林面积增长的措施,而已有研究未做深入分析。利用重庆市“两翼”地区的1 015份农户调查数据,论文从农户尺度分析了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农户尺度上,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有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及林果种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能够加快薪柴替代、林果业发展,同时也能造成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此外,提高煤炭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及加快政府沼气政策的实施和普及能加快薪柴替代;耕作半径、劣质地及野猪破坏会造成耕地撂荒,而地质灾害隐患和缺少灌溉及其他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等也对耕地撂荒具有一定影响;地方鼓励政策会加快林果业发展。最后,提出了加快森林植被恢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