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6-2009年的碳排放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预测,估算了2020年之前产业结构变动对中国碳减排的贡献。基本情况是,1996-2009年中国碳排放增长464 678万t,其中,经济总量效应531 337万t,产业结构效应49 887万t,能源消费强度效应-223 940万t,能源消费结构效应107 395万t,诸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114.3%,10.7%,-48.2%和23.1%。产业结构变动驱动了碳排放增长,尽管它不是最主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耗能产业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CO2排放量增加或减少2.2-2.9亿t。依据对高耗能产业结构变动值的预测,到2020年,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约为-5亿t,占期间碳排放增量的-15%。这表明,与此前产业结构变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情形相反,未来产业结构变动将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产业部门碳排放波及效应分析

以中国产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分别构建需求拉动下和供给驱动下的碳排放模型,采用碳平均传播长度(APL)指标测算产业部门之间的碳距离,衡量产业部门的碳波及效应,并区分后向碳APL和前向碳APL识别产业部门的碳波及链。实证分析表明,第二产业是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大户,碳排放量高达165 136.884万t,所占比例达到整个产业部门碳排放的98.23%,尤其是炼焦化工金属产品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所占比例高达87.52%,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的碳排放强度最大,为2.123t/万元。计算并对比各部门后向碳APL和前向碳APL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显示前向碳APL数值较大且分散,说明在"需求拉动经济"的政策背景下,需求拉动作用下的产业部门碳波及效应较供给驱动作用下的碳波及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对各部门碳供给产业和碳需求产业进行识别,发现产业系统的碳波及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而非单一的线性链条,机械设备制造业和炼焦化工金属产品制造业位于碳波及链的上游,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两大部门位于碳波及链的末端,农林牧渔业、纺织皮革木材造纸制造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部门之间相互关联和波及,互相转移和吸收碳排放。因此,产业部门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实施,必须从产业系统总体的角度进行科学规划,清楚地认识到各个产业部门在产业碳波及链中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沟通与竞合,推动部门自身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同减排。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整合消费与增加值视角的中国行业碳排放变动分解研究

在研究影响我国CO 2排放因素领域,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分解模型已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现有研究多分别基于消费视角或收益视角展开分析。为全面评估各行业收益与消费对其上游、下游行业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整合基于收益与基于消费两个视角,运用2012年与2015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构建两层嵌套式结构分解分析模型(SDA),比较分析消费规模效应、收益规模效应、行业流入、流出增加值变动效应、增加值结构变动效应等14个影响各行业碳排放变动的关键因素,并借助对消费者原则碳排放估算公式的重构,更准确地实现从增加值视角对各行业消费者原则碳排放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我国在总产出增长29.14%的同时碳排放量上升1.46%,各行业碳排放强度下降是主要的减排因素,其中建筑业减排贡献最大。②增排效应方面,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消费规模、收益规模、完全投入结构与完全消费结构四项效应,且前两个规模效应的影响是后两个结构效应的2倍以上,尤其建筑业消费规模效应、煤炭采选产品业收益规模效应增排较大。③消费规模扩大导致增排的原因并非行业本身生产规模扩大,而主要在于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规模扩张时吸收其他行业流入的增加值量增多。④收益规模扩大导致的增排效应方面,细分来说从大到小依次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四项效应,且行业差异显著,如煤炭采选产品业的劳动者报酬效应,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业的生产税净额效应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营业盈余效应增排贡献较大,而煤炭采选产品业的营业盈余效应、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生产税净额效应则减排贡献较大。     

环境规制会影响产业集中度吗?:一个经验研究

作为刻画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产业集中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但鲜见有学者研究环境规制会对产业集中度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以我国工业部门1996-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计算出产业集中度(CR4和CR8)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集中度带来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时,环境规制变量对产业集中度产生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环境规制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逐步提高,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趋于优化;(2)同时,进入退出壁垒、利润率水平、经济干预政策和规模经济程度四个控制变量也会对产业集中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因此,适度强化环境规制水平,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而且有利于提升产业集中度,增强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基于EIO-LCA的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碳减排潜力分析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研究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碳减排路径的清洁发展机制尤为重要与迫切。江苏省是全国工业经济大省和碳排放大省之一。因此,本文以江苏省细分行业为例,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江苏省产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并构建碳减排潜力模型模拟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一次性能源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最大的贡献部门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总体能源消费碳排放的50.58%,其次是化学工业(9.6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第三贡献者(9.31%)。2从生产链视角,间接碳排放较高的部门依次为: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5.183×106t)、煤炭开采和洗选业(8.099 8×106t)、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4.694 4×106t);消费需求视角,间接碳排放主要贡献来自于出口隐含碳排放;从部门层次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6.5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6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49%)在出口碳排放中贡献较大。3江苏省碳减排潜力较大的部门主要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产值变动1%,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减排效应达1.58 t/104元,碳减排量占2010年碳排放1.57%。因此,建议江苏省除了使用粉煤燃烧技术(P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大型循环流化床(CFB)等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强度以外,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另外,重点提升具有较大减排潜力部门的产值,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国钢铁长期需求模拟及产能过剩态势评估

本文采用社会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中国钢铁物质代谢核算模型。采用"以流量估算存量"的方法,建立了中国钢铁产品流量和在用存量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并采用"以存量估算流量"的情景分析方法,递推计算了钢铁产品国内需求的长期趋势。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人均钢铁在用存量达到4.57 t,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饱和水平的一半。全部在用存量平均寿命期35年、人均存量饱和水平12 t的中情景不仅可以较好地再现历史趋势,也符合当前绿色发展和资源集约利用的政策趋势,未来出现的可能性较大。该情景下,钢铁最终产品国内消费量在2020年达到6.7亿t的峰值,2040年下降至4.2亿t。假定进出口比重和加工损耗率维持2012—2014年平均水平不变,则对应的粗钢产量峰值约为9.0亿t,表观消费量峰值约为8.3亿t。按照目前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要求,到2020年粗钢产能将缩减至10~10.5亿t,届时产能利用率有望回升至80%以上。但长期来看,随着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人均钢铁存量趋向饱和,国内需求下滑的趋势无法改变,钢铁产能过剩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必须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入手。本文提出将粗钢产能压减的中远期政策调控目标设定为2030年9亿t、2040年7.5亿t左右,这样既能满足国内需求,又可保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同时向国际市场提供1~1.5亿t净出口,从而在缓解国内供给过剩和减少出口贸易摩擦之间寻求平衡。     

经济结构变化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增量分解双向入手,兼顾产业部门、行业部门结构,剖析1996-2011年我国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分析表明: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减缓了产业部门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重点耗能行业经济增速下降使行业部门结构变化转向节能。我国目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出口依赖型经济、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的追求都使重化工业化趋势愈加明显,严重制约经济结构的调整。"十一五"期间,加快服务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成效显著,但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拉动了重点耗能行业的增长,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应当控制经济增速,构建消费主导模式,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多层次推进工业结构优化调整。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手段评估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中,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核心地位。充分认识其作用机制,阐述其优势与不足,对于中国碳减排政策的优化设计意义深远。本文遵循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原则和方法,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评估了这两项政策的作用机制、政策有效性以及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目标责任制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两项行政手段具有高度的有效性。这些行政手段顺应了中国的各项体制机制,确保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节能降碳目标责任制通过明确地方政府作为节能降碳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改变了原有的官员激励体系,强化了政府对既有政策的执行,还促进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各项节能降碳制度的形成。淘汰落后产能以目标责任考核为基础,结合各种激励政策,在节能降碳、化解产能过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应。尽管行政手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非常有效,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机制难以真正内化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节能降碳工作的自发性力量。此外,由于节能降碳目标的层层分解,县级及以下政府承担了与其行政管理权限并不匹配的责任。在压力体制下,过剩产能的市场退出障碍和地方政府、企业产能扩张的冲动依然存在。未来应结合行政和市场手段的优缺点,综合施策,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长效机制的形成。     

绿色矿山背景下建筑骨料矿山植被恢复模式

当前,在我国建立和执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倒逼形势下,建筑骨料行业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加强依法办矿,科学开采,恢复和治理矿区地质环境,修复矿区生态系统,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建筑骨料矿山建设绿色矿山的核心关键。针对建筑骨料矿山现状特点和功能分区,提出了各功能区植被恢复技术模式,旨在为建筑骨料矿山建设绿色矿山提供技术支撑。     

中国虚拟水贸易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测算2005年、2007年与2010年3个年度中国虚拟水进出口贸易量,采用投入产出及IO-SDA等方法分解分析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部门间用水系数差距都非常大,直接用水系数最大的农业部门857.9 t/万元(3年平均值,下同),与直接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差距达600倍之多。完全用水系数最大的也为农业部门1 078.7 t/万元,与完全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亦达113倍。各部门的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也存在较大不同,有些部门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差距很大,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部门差距达115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部门差距达618.5 t/万元;而有些部门差距非常小,如农业部门差距仅仅0.24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部门差距仅为8.2 t/万元。虚拟水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从2005年的1 774.3亿t和1 378.7亿t增加到2010年的2 254.1亿t和1 836.5亿t,且出口量一直大于进口量。影响因素分解显示,在此期间,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是虚拟水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口规模合计为103 698.8×10~6t,进口规模合计为80 401.2×10~6t。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不同部门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真实用水系数和真实中间投入技术是虚拟水贸易变化的主要负向因素,其中真实用水系数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36 793.2×10~6t和-34 668.3×10~6t,真实中间投入技术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1 719.7×10~6t和-1 660.8×10~6t,表明在此期间用水效率和中间投入效率都得到了改善。另外,直接用水系数和中间投入技术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中间投入进口比率效应也不明显。     

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约束下的煤炭开采税费水平研究

煤炭开采中面临严重的代际负外部性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分别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直接市场法测算了煤炭资源开采中的代际负外部成本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成本。根据两个负外部成本充分内部化的要求,提出煤炭开采中税费水平的调整目标。以2008年为例,煤炭开采中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应由目前的从量0.3-5元/t(约从价1%)提至从价10%;开采吨煤应交的生态环境费用标准应由目前的24元/t提至64.23-68.47元/t,即每吨提高40.23-44.47元。综合资源税和生态环境费用的提高幅度,煤炭开采活动中的税费水平应提高约21-22个百分点;通过比较现行税费制度下煤炭开采企业实交的资源税费、生态环境税费总额与企业应交的资源、生态环境费用总额之间的差距,指出目前我国政府对开采企业隐性税费补贴的规模水平,根据价差法计算得出取消此部分税费补贴将可以削减3 653.69万tCO2排放。     

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CO_2排放总量测算及驱动因素研究

电力、热力在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测算中一直被视作零排放,但这不利于终端能源消费部门的节能减排,也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文基于生产二次能源(电力、热力)所需化石能源的消耗量和省域内二次能源的消费量测算电力、热力CO2排放因子,并从生产端和终端两视角出发,考虑二次能源当量值和等价值,计算二次能源CO2排放终端承担比率,进而全面测算2000-2012年江苏省19种(包含电力、热力)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运用LMDI 1法,把CO2排放变动分解为11个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2年间,江苏省终端能源消费CO2排放总量由15 223.90万t上升到46 396.20万t:其中,生产部门CO2排放总量由14 242.30万t上升到43 481.15万t,以年平均占比94.52%成为最大的CO2排放部门,生活部门CO2排放总量由981.60万t上升到2 915.04万t,并以年均8.73%的速度增长。22000-2012年间,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分别以累积贡献度147.09%和77.51%成为生产与生活部门CO2排放量增长的最大驱动因素,反映出江苏CO2排放与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32000-2012年间,江苏CO2排放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生产部门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累积贡献度分别为-39.09%和-11.96%。4电力、热力能源结构碳强度在2000-2012年间累计减少了739.77万t CO2排放,成为江苏省未来强有力的减排驱动因素。最后从推进江苏省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完善省级电能管理服务公共平台、加强低碳技术的产学研合作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城市绿色公共交通、强化节能降碳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等五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江苏省加强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提供借鉴。     

山东省能源消费强度变动的结构及效率效应

从地区、产业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三个视角,利用四种没有残值的指数分解方法将山东省的有关能源消费强度指标分解为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生产总值的地区结构变动对其能源强度的下降有阻碍作用,而各地区能源效率的提高则有促进作用;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商业和住宿餐饮、其它服务业六大产业的增加值占全省增加值比重的变动对山东省能源强度的下降有不利影响,而各产业能源效率的变动则基本上起到促进作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行业结构对规模以上工业能源强度的下降有增进作用,而各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则不稳定.着重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商业、住宿餐饮之外的其它服务业、重视高耗能行业能源效率的持续提高、加强对重点地区的监控,包括泰安市、日照市、莱芜市、临沂市、聊城市等,是降低山东省能源强度的主要途径.     

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产业。钢铁产业生态化设计与政策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以烧结(球团)、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工序中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和落后生产能力淘汰为重点,以环境影响评价为导向,基于钢铁全生产流程物质流分析,融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以新型节能清洁工艺技术、装备技术和仿真、信息化技术的开发应用为切入点,融入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理念,完善钢铁生态产业链,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强化生态技术创新。本文从市场引导、政策促进、环境监管、技术创新、过程控制、内部循环、外部联合、责任延伸、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等10个层面,构建促进钢铁产业生态化的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中介组织、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作用,在规划、机制和技术层次上全面落实钢铁产业生态化政策,全面推动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主要部门污染物控制政策的温室气体协同效果分析与评价

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监督管理减排是实现我国污染物减排的三个主要措施,近年来我国SO2的排放呈现出下降的态势,本文选取电力、钢铁和水泥这3个重要行业,测算了在"十一五"以来SO2的减排效果,以及由其带来CO2减排的协同效果。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3个主要行业减少污染物排放超过1 000万t,其中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超过700万t,结构减少污染物排放300万t。由此带来的协同效果显示,由于结构减排带来了超过7亿t CO2的减排,而由于工程效应减少污染物的同时带来的CO2增加500万t,因此总计带来7-8亿t CO2的减排。而"十二五"前两年减少污染物排放400万t,其中工程减少污染物排放350万t,结构污染物排放减少了40万t。由此带来的协同效果显示,由于结构减排减少了CO2排放1.74亿t,而由于工程效应减少污染物的同时带来的CO2的增加量为200万t,因此总计带来1.72亿t CO2的减排。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两种措施可以在行业内实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但是其贡献程度由于行业的差异有所不同。"十一五"期间电力行业较多是依靠工程减排实现SO2排放的降低,而水泥和钢铁行业则更多是依靠行政命令如关停落后产能和机组实现污染物的减排,显示出电力行业通过技术实现污染物的减排,而其他两个行业则主要靠调整结构来实现减排。电力行业中的末端治理技术即工程减排贡献了大部分的污染物减排,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末端治理技术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即引起CO2排放的增加,因此污染物的协同控制效果较差,而钢铁和水泥行业的污染物减排则由于更多是通过结构调整的手段,如关停落后产能和机组,因此其协同效果较为显著。"十三五"期间,需要继续控制双高产业的发展,强化"前端"污染物控制减排,夯实结构减排的协同成效,加大工程减排的实施,缩小减排工程能力和实际减排效果的差距,实现"末端"污染物减排,加强"前端"审批和"中段"运行管理效果。     

四大牧区畜禽业温室气体排放估算及影响因素分解

畜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满足人们生活物质要求的同时,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源头。本文以我国四大牧区为研究对象,量化测算其2001-2011年畜禽温室气体排放量,并运用LMDI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解,并针对性的提出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内蒙古、西藏和青海牧区的畜禽温室气体排放整体呈现增加趋势,其分别由2001年的1 609.81万t、1 230.64万t和1 019.94万t增加到2011年的2 617.71万t、1 350.10万t和1 065.43万t,新疆牧区则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由2001年的1 666.37万t增加到2006年的2 057.79万t,随后又递减到2011年的1 419.91万t,四大牧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26%、0.97%、0.45%和-1.48%;经济水平的提升是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因素,相比基期2001年,其使得四大牧区分别产生了123.64%、384.41%、1 715.50%和279.49%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经济效率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的减排效应分别达到了73.08%、199.04%、955.66%和503.25%,农业产业结构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地而异,其中农业产业结构因素对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度分别为415.32万t、-154.96万t、48.76万t和30.72万t,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度分别为83.05万t、52.98万t、-348.96万t和274.32万t。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总体上从规模养殖、科学养殖和清洁养殖三方面提出促进四大牧区畜禽温室气体减排的对策建议,并针对各个牧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可操作的符合区域畜牧业发展实际的对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市人口调控: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到2020年要将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实现北京市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必须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最终实现三地产业、人口的合理布局。本文依据统计局最新的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价值表,编制了19部门完全劳动消耗表,提出了劳动影响力、活劳动转化系数的概念,并具体给出了某一产业是如何影响其他产业就业量的计算公式。利用完全劳动消耗表所反映的各产业间的劳动消耗关系,结合各产业的具体特点,提出了直接转移、转移上游、限制需求、转移环节四条疏解办法。并进一步定量测算了产业疏解后对本部门和关联部门就业人口的影响程度,模型结果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直接转移的最重要抓手,转移北京市批发零售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9.8、4.1万人就业,最终减少23.9万就业人口;转移制造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4万、8.2万人,最终减少22.2万就业人口。     

矿业权重叠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吗?

提升煤炭产业生产率水平,化解产能过剩,是当前推进煤炭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而矿业权重叠在引致煤炭产业要素错配、产能异质性和不完全竞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影响煤炭产业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因素,化解矿业权重叠风险,正成为推动煤炭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国煤炭产业分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矿业权重叠、生产能力不足和要素配置扭曲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面板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仍支持这一结论。在分别引入煤炭资源税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和煤炭资源税占煤炭产成品收入比重作为门槛变量后,发现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发展趋势表现出一种先扬后抑的曲线关系,当煤炭资源税征收比重跨越门槛值之后,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弱。由于煤炭产业集中度水平和所有制结构的地区差异,集聚经济对矿业权重叠的"技术溢出"不足,并引致了煤炭产业技术效率的损失。显然,矿业权重叠风险的传导受到了政策因素、产能因素以及创新因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策上需要全面推进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以及能源政策、科技政策等在内的统筹协调,减缓矿业权重叠对煤炭产业技术效率损失的风险传导。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矿业权重叠区正常生产秩序的监管,减少不完全竞争对煤炭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