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M中的抗议性响应：动机与影响——以胶州湾浒苔治理支付意愿为例

抗议性响应是意愿调查法应用中受访者表现出的典型策略性行为,可能导致对资源环境物品或服务的估值出现偏差。识别抗议性响应影响因素并降低其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有助于提高CVM估值效度。以胶州湾海域居民浒苔治理支付意愿为例,以抗议性信念作为受访者抗议性响应的度量指标,筛选抗议性信念的驱动因素,量化各驱动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愿意支付的受访者仍然具有抗议性信念,且在个别测量题项中,其抗议性信念甚至高于拒绝支付群体。(2)环境关注、搭便车顾虑、暖光效应等变量均对受访者抗议性信念存在影响。(3)抗议性信念水平对受访者参与决策与支付意愿金额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抗议性信念变量对参与和支付决策的影响方向与程度存在差异,进一步证明参与和支付决策是不同的机制。研究结论将对优化CVM问卷设计、规范操作流程、减少评估偏差具有指导意义。     

烟台黄水河国家级湿地公园非市场价值评估

本文在介绍条件估值法（CVM）的理论和综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实施CVM方法的原则,并据此对问卷进行了严谨的设置。选取龙口黄水河湿地公园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湿地公园的现状,统计分析了185名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和社会经济变量,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黄水河湿地公园的非市场价值为3.1亿元/a,游客投标金额与其支付意愿、收入、职业呈线性相关。     

森林保险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异质性营林主体视角

基于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分析了异质性营林主体的森林保险支付意愿及差异,并以传统小林农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以福建省382户传统小林农和88户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调研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条件估值法、卡方检验及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异质性营林主体的森林保险支付意愿与差异及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对比与分析。研究表明：传统小林农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森林保险意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1000~2500元/亩保障水平下,传统小林农的意愿支付水平分别为1.911元/亩、2.941元/亩、3.532元/亩及3.979元/亩,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为1.632元/亩、3.971元/亩、5.809元/亩及6.864元/亩;两类营林主体的支付意愿均随保额的提高而提高,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提升幅度远高于小林农。异质性营林主体的森林保险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别,这与其在森林保险认知特征、林业生产经营特征、林业灾损特征、森林保险产品评价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有关。此外,林地面积对两类营林主体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影响,规模化、集约化的林业生产经营可促进林业经营主体的森林保险愿意支付水平。     

上海城市河流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是推导环境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的标准方法之一.以全国城市河流整治的样板工程--上海浦东张家浜为例,采用支付卡式CVM研究方法,对该城市河流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分析.共发放支付卡式CVM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646份.获得张家浜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支付意愿为195.07～253.04元/(a·户),将研究结果与国内外部分研究进行了比较.讨论了支付意愿的分布形态和范围,对支付意愿与受访者个人社会经济变量(收入、学历、捐款经历和环境态度等)的回归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对回归结论进行了环境经济学解释.对支付卡式CVM研究中导致支付意愿产生偏差的部分原因作了一定讨论.最后提出了用CVM推导支付意愿的研究方法面对的批评和争议以及CVM研究结论可靠性的环境决策依据.     

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实现——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游客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和支付意愿

引入生态系统服务概念,考察游客作为生态系统服务关键受益人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可以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作何选择,并对其投资自然资本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进行初步分析,探讨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中如何优化旅游,促进保护和公益性功能实现。研究结果显示：（1）游客以文化服务为首选,主要体现在实践性强的生态旅游、较为抽象的文化体验以及较为单纯的美景欣赏三方面,在生态旅游具体需求上会出现选择间的相互竞争;（2）除了净化空气,对供给服务和其他调节服务则需求不大;（3）在免门票假设下,具有支付意愿的游客达到90%以上,然而平均支付意愿没有达到现有门票价格;（4）教育水平和职业对支付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并与年龄和收入等因子一起形成具有不同支付意愿上的特征人群。因此,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中,需要积极探索协同多种文化服务供给,大力推动社会参与理念,从根本上提高受益者对生态系统的认知,从受益者需求入手推进国家公园公益性功能的实现。     

中国城市居民对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支付意愿——以中国27市为例

青藏高原作为一个独特的生态—地理单元,其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向周边各个区域供给,这种区域差异有可能引起青藏周边地域居民对其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不同,进一步影响生态管理对策的制定。选取27个城市,基于13254份网络问卷,通过支付意愿法探究城市居民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不同区域支付金额存在显著差异,WTP从高到底为东北—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年平均支付金额分别为1185.7元、1021.1元、1012.3元、957.1元和894.7元。（2）总金额中六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配比例依次为水源涵养>碳固定>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保育>污染物净化>美学景观,其中水源涵养和美学景观的比例区域差异小;土壤保持的比例西南和西北地区较大,距平值为1.68%和1.87%;污染物净化沿海地区、西南和中部地区金额分配比例较大,距平值分别为2.04%、2.20%、2.20%;碳固定和生物多样性保育不具备显著的区域差异性。（3）在支付金额的影响程度上,管理意愿>主观认知>客观情况;其中对国家政策响应的积极性与支付金额关联性最大。（4）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和城市发展水平对支付金额区域差异起主导因素,水源涵养和美学景观各个区域的影响因素相似,一线城市受个人客观情况影响较小;空间距离仅能影响生物基因保育服务与人均月收入的相互关联。研究结果可以为基于利益相关者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青藏高原生态资产价值化与管理提供借鉴。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京津冀区域清洁取暖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

通过对北京、保定、太原、晋城等城市的农村地区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获取农村居民的清洁取暖支付意愿情况,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居民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80%以上的受访者对清洁取暖补贴政策有所了解,但有32.8%的受访者对现行补贴标准表示不满,受访者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平均为2926元/采暖季,其中北京、保定、太原、晋城受访者的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分别为3581,2787,2772, 3000元/采暖季;家庭年收入、清洁取暖改造费用、现行补贴标准、煤炭利用对空气质量影响程度及清洁取暖效果等均是受访者支付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而对清洁取暖的能源利用类型、对雾霾事件的关注度及对环保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存在显著影响.     

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差异——基于山东省3县379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实证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山东省五莲、东平和垦利等三县（区）的379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比较分析法,探究农户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与差异,为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1）案例区被调查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且认知水平与结构均存在地域差异。（2）个体特征、资源禀赋和区位因素对规模经营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政策认知和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却不显著;所选四类因素均表现出了对规模经营行为的影响,其中影响力度较大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主要是“是否参加农业保险”和“新型经营主体认知程度”。（3）27.70%的受访农户存在规模经营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形,山区与平原农户规模经营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一定差异,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的因素也有较大不同。（4）建议深入了解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教育,因地制宜构建信息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土地+服务”的二元规模化。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基于DID模型的动态估计

论文以国内率先试点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创新实践地区——成都和苏州为典型实证,基于2012和2015年两期农户动态跟踪调研数据,运用DID模型测量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异质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实践地区农民的政策满意度,激励农民参与农地流转,但对提升农民参与农田保护性耕作措施的作用较小。2）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异质性。2008年开始试点养老保障与农业补偿相结合的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成都市,农户政策满意度的上升幅度相对较大。乡镇经济发达、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带重镇的苏州市,农户家庭生计多元,户均非农业收入占比达82.12%,较成都农户高2.66%,农地生计依赖较弱,补偿政策明显促进该区域农户参与农地流转,但农户农田保护积极性值却大幅下降。3）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水平、农田保护及功能认知、对农田保护政策关注程度、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劳动力比例、调研村庄经济水平及受访村庄与最近城镇距离均会显著影响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成效。     

洪泽湖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评估

运用条件价值法(CVM)评估洪泽湖生物多样性3种非使用价值(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存在价值).选取洪泽湖周边3个县市(洪泽、盱眙、泗洪)共发放问卷520份,回收有效问卷484份.统计结果显示,公众评估的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214万元/a)是洪泽湖周边3个县市2007年GDP总和的1/23.同时,公众的支付意愿随着受访者年龄的增加而减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另外,相比较那些怀疑政府环境政策执行效果并对环境保护漠不关心的人,其他公众的支付倾向更加明显.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运用Spike模型分析CVM中零响应对价值评估的影响——以南京市居民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为例

条件价值法调查中会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不愿意支付费用,对这部分群体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到价值评估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以南京市居民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为例,采用双边界两分式问卷调查获取1 403份有效样本。分析了忽略零响应问题的传统模型所造成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估算偏差,并采用Spike模型对WTP估算进行了校正。结果显示:若直接删除零响应样本,中位数WTP在359~396元/(户·a)之间;而将零响应的实际支付用接近零的正数进行替代,得到的中位数WTP在154~208元/(户·a)之间。根据Spike模型,将真实零响应样本纳入分析后,得到的WTP估算结果在259~288元/(户·a) 之间。表明直接删除零响应会明显高估WTP,而用零或接近零的正数替代零响应又会低估WTP。未来5 a内长江南京段的生态补偿总价值至少为24.4×10⁸元。将决策过程划分为"加入决策"和"支付决策"两个阶段后,论文还发现,"加入决策"和"支付决策"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二者在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此外,不同收入家庭的WTP存在明显异质性。     

Survey of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in Nigeria – A case study of mobile phone recycling

Presently, large quantities of waste mobile phones are being generated in Nigeria with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in storage.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behavior of consumers in Nigeria towards this waste stream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waste mobile phones recycling. This study also assessed the willingness of consumer's to pay for a more ‘environment friendlier’ phone – the so-called ‘green phone’. We performed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varimax rotation in order to condense some of our questions into a smaller set of factors. We developed a model to estimate and explain the willingness to pay (WTP) a premium for ‘green’ cell phones. The model showed that th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willingness to pay extra for green electronics include awareness and concern about the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age, and the general attitude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About 65% of the respondents are either ‘willing’ or ‘very willing’ to drop-off no-longer-in-use electronics at a nearby recycling facility. Majority of the respondents are also very willing to pay a premium for a green phone. Considering the increasing waste generation by this sector, it has become expedient that a recycling program be introduced for these potentially harmful waste materials.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评估

应用条件价值法（CVM）,通过支付意愿（WT）调查,于1996年对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进行了实际的量化评估．调查表返回603份,反馈率64.56％,其中74.02％的反馈者愿意为保护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支付费用,平均支付中位值为每人每年33.3元人民币．研究表明,该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达43.19亿元,其中存在价值为主要形式．     

环境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WTA/WTP不对称

支付意愿(WTP)和受偿意愿(WTA)是条件价值法(CVM)研究中环境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两类不同表征尺度,对同一环境物品的WTP和WTA往往存在显著不对称性.以上海某城市河流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为例,基于CVM研究方法,对WTP和WTA进行了对比分析和探讨.研究表明:(1)WTP和WTA的不对称性在案例研究中得到反映,WTA/WTP的平均值比值为7.02,中点值比值为6.18,两个比例与国际已有研究的一般范围较为接近;(2)WTA不受收入等变量约束,但受学历、家庭人口等变量的影响,尤其与WTP呈显著正向关联,显示WTA作为环境资源价值的表征尺度亦可能具有一定有效性;(3)WTA/WTP不对称的主要决定因素为收入和学历.WTA/WTP不对称的一个重要环境管理学含义在于,破坏或污染相同质量或数量的环境资源所引起的福利损失,将远大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所引起的福利改进,而不是两者相等.     

环境条件评估法

环境评估方法众多。条件评估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是近来较为常用的方法．它包括向人们询问因环境质量改善而愿意支付（Willingness to Pay．WTP）的最大数量：或者，询问因放弃环境质量改善而愿意接受（Willingness to Accept Compensation．WTAC）的最少补偿数额。介绍了CVM方法的基本步骤。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Survey and analysis of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performance in Ningbo, China: a case study on household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Based upon a survey on household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this paper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of thei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making green purcha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ingbo resident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hey would like very much to shar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bout 64% of the respondents are aware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labeling. Nearly 70% and 80% of the respondents are willing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to purcha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respectively. The amount of household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most of them are phased out within their product lifetimes. Of all the respondents, 61% chose to reuse and recycle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上海城市内河生态系统服务的条件价值评估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是估算生态系统服务最主要的技术方法之一。浦东张家浜的综合整治为全国河道整治的样板工程,笔者采用CVM引出张家浜沿线居民对改善张家浜生态系统的平均支付意愿(528 8元 a),初步估算出张家浜综合整治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为3 014～5 262亿元 a。讨论了导致支付意愿产生偏差的各方面原因,研究了张家浜沿线居民对张家浜整治项目的支付意愿和被调查者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关系。最后提出了CVM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国内在CVM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