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岳阳段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为研究长江岳阳段水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危害风险,根据2008-2012年长江岳阳段水质监测数据,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推荐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长江岳阳段通过饮用水途径引起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总健康风险在1.64×10-5~2.25×10-5a-1之间,平均为1.91×10-5a-1,均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10-5a-1,对照水环境健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长江岳阳段水环境健康风险为较低健康风险;化学致癌物质健康风险AsCd、平水期丰水期枯水期,非致癌物质健康风险氟化物CuNH3-NZn、枯水期丰水期平水期;总健康风险主要来自化学致癌物质,其中As为主要风险污染物,因此化学致癌物质尤其是As应作为风险决策管理的重点对象。     

昆明市松华坝水库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根据昆明市主要供水水源地松华坝水库水质的实测资料,对水质健康风险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重金属致癌物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极小,未对暴露人群构成危害;(2)非致癌物由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2001～2005年按大小顺序排列均为氟化物＞硝酸盐＞亚硝酸盐＞非离子氨,所引起的健康风险甚微,不会对暴露人群构成明显危害;(3)松华坝水库水质健康危害的个人年总风险为7.24E-10a-1,远远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5.0×10-5a-1和瑞典、荷兰建设和环境部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1.0×10-6a-1,即水库水质对暴露人群所致健康危害较小.结论对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管理、水环境监测和保护措施的制定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长江武汉段水质重金属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对长江武汉段水质中19种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连续3年(2009-2011年)调查研究,并应用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流域内的水体经饮水途径、皮肤接触途径造成的健康风险进行计算和评价。结果表明:非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水平小于10-8a-1,因此可忽略由非致癌物所致的个人年风险。化学致癌物质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砷>镉,且化学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的年总风险在1.41×10-5~2.42×10-5a-1之间,远大于非致癌物,但低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和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的推荐值(5×10-5a-1和1×10-4a-1)。此外,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要远大于通过皮肤接触途径所致的风险。     

基于未确知数学理论的水质风险评价模式

基于水质风险评价系统具有未确知性的特点,运用未确知数学理论,在确定性水质风险评价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了未确知性水质风险评价模式.该模型对水质风险评价的结果不仅得到了水质风险度及其相应的可信度值,同时也确定了水质风险度超过规定限值时的超标可信度.将模式应用于某市饮用水地下水源中,对污染物6价铬进行水质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在该市水源中污染物6价铬通过饮水途径所致风险度介于3.90×10-5～4.09×10-5a-1范围内的可能性最大,且其相应的可信度为24.94%;此水质风险度已超过瑞典环保局、荷兰建设和环境部推荐的健康危害风险度最大可接受限值1.0×10-6a-1,相对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a-1,该市水源水质由污染物6价铬所致的风险度在一定程度上超标,超标可信度为35.31%.     

长治市某县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文章采用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提出的水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长治市某县6处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评价,探讨了水体中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影响。结果表明,该县6处饮用水水源所含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潜在危害均高于国际辐射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限值5.0×10-5 a-1;化学致癌物是该县饮用水中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风险来源,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度排序为:Cr6+﹥As﹥Cd。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较传统的水质等级评价体系能够量化表征水体中各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危害,有利于明确水体污染物治理的优先顺序,为水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南宁市邕江水源地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初评

对南宁市邕江水源地2011-2013年重金属污染物浓度水平进行了分析评价,并采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模型对其所引起的健康风险水平进行了初步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通过饮用水所致健康风险中,致癌化学物质引起的健康风险远大于非致癌化学物质引起的健康风险,2011-2013年南宁市邕江水源地重金属污染物通过饮用水途径所致个人健康风险水平为4.85×10-6~1.05×10-5·a-1,低于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制定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10-4a-1和5×10-5a-1。     

长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价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人口密度大和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的地区,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用水安全,笔者在采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地区地下水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非致癌物质由饮水途径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以氟为最大, 其次是铅、汞,其他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均小于1.0 ×10-9 a-1;而该地区地下水的化学致癌物引起的健康危害的风险度要比非致癌物所致的健康危害风险度高3～4个数量级,说明化学致癌物是地下水饮用水源需优先防治的污染物,必须在人们饮用之前将其去除,从而降低风险度.     

新民市柳河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评价新民柳河水源地的供水安全,在简要介绍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基本方法的基础上, 建立了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柳河水源地地面水基因毒物质为优先控制污染物;而地下水应着力控制躯体毒物质;(2)对于基因毒物质,监测断面优先控制污染物为As和Cr;而对于躯体毒物质,所有监测断面的优先控制污染物均为氨;(3)在所有监测断面中,柳河上断面等六处有毒污染物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总风险数量级为10-5～10-4.在日后的管理过程中,应对这六处加大治理力度;(4)目前环境健康风险评价还没有包括在常规环境评价工作中,建议在今后的评价工作中应该逐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以提高供水安全.     

苏州太湖饮用水源地健康风险评价研究

文章对苏州太湖渔洋山和金墅港两个水源地中六价铬、砷、镉等有毒有害物质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两个水源地总的风险值均未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有毒有害物质健康危害风险最大可接受水平为5.0×10-5a-1,属于安全级别。评价因子中的化学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年风险值远大于非致癌物的风险值。砷和六价铬的健康风险已超过USEPA建议值1.00×10-6a-1,所以这两种毒物应被列为饮用水源地水厂制水过程中优先检测和控制的致癌污染物。     

广州市感潮水源河段重金属分布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

对广州市沙湾水道(感潮河流型饮用水源地)涨、退潮期间13个断面7种重金属含量进行监测,并应用化学致癌和化学非致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感潮河段重金属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研究该感潮河段重金属含量及其健康风险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感潮河段重金属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而感潮作用对重金属含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该感潮河段化学非致癌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值相对较低,Cu、Hg、Zn的年平均风险值为10-10a-1,远远低于瑞典、荷兰、英国推荐的可接受限值,而化学致癌重金属污染物所引起的人体健康危害较高,化学致癌重金属污染物As、Cd的年平均风险值分别为10-5 a-1和10-6 a-1,其中Cd的年平均风险值与瑞典、荷兰、英国推荐的可接受限值接近(1×10-6 a-1),As的年平均风险值接近国际(ICRP)推荐值(5×10-5 a-1),致癌风险极大,应优先加以控制。     

贵州遵义高坪水源地岩溶地下水重金属污染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健康风险评价是定量描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重要方法. 对贵州省遵义市高坪水源地岩溶地下水21个采样点中Cd,Cr,Pb和Cu的含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应用目前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该地岩溶地下水中重金属所引起的健康风险做出初步评价. 结果表明:研究区内丰水期健康危害的个人致癌风险最大值为3.52×10-5 a-1,没有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通过饮水途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00×10-5 a-1);枯水期各采样点的个人致癌风险值为10-8～10-7 a-1,远低于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 丰水期的健康风险明显大于枯水期,重金属Cr是产生风险的主要污染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主要特征和研究进展

概述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在环境中的主要存在类型、生态行为特征、污染效应和对环境生物体的健康危害特性及我国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重点介绍了二NFDA7英类化合物的生态毒性表示法、主要处置技术与相关的检测方法等研究进展.我国POPs相关的基础研究相对滞后,要履行好POPs公约,还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开展适合我国国情的POPs物质的环境调查监测、环境安全与健康毒理学研究并建立相关的环境控制基准和评估体系十分必要.      

武陵山区域典型生态保护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人体健康风险评价

选择武陵山区域黔江区的2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为研究对象,通过2010-2014年每月进行水质监测,获取120组有效数据,运用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13项水质指标（如Cd、As、Hg等）进行健康风险评估.结果表明:2010-2014年,黔江区小南海、洞塘水库监测指标均满足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Ⅲ标准,水质状况良好.2个饮用水源地的成人总致癌风险均在0.87×10-7~1.19×10-7 a-1之间,儿童总致癌风险均在2.86×10-7~3.91×10-7 a-1之间,成人和儿童的水质总健康风险均值低于US EPA和ICRP（1×10-4和5×10-5 a-1）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2个数量级以上.健康风险排序为致癌物>非致癌物.计算健康风险指标贡献率表明,通过饮水暴露途径引起健康风险应优先控制Cr6+.黔江区2个城市饮用水源地对儿童产生的人体健康总风险值大于成人,因此儿童更易受到化学物质引起的健康危害.不确定分析结果表明,该研究健康风险评价结果具有可信性,但污染物浓度、人体单位体质量、日均饮水量以及暴露时间的变动将会影响健康风险水平的高低.      

基于GIS的松花江沿岸某区浅层地下水污染特征及人群暴露风险评价

对松花江流域吉林段某区浅层地下水进行采样监测,并筛选流域特征污染物包括有机污染物:芴、蒽、八氯联苯、芘、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1,2,3-cd)芘、四氯联苯、五氯联苯、硝基苯、α-六氯环己烷、β-六氯环己烷、γ-六氯环己烷、七氯、p,p'-DDD、O,O-二甲基-O-2,2-二氯乙烯磷酸酯,重金属污染物:Cr、Cd、Pb、Hg,共21种,采用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四步法”,对研究区人群经口途径健康风险进行科学评估.结果表明:∑PCBs、七氯、滴滴涕、O,O-二甲基-O-2,2-二氯乙烯磷酸酯、硝基苯和Hg、Cr、Cd、Pb均未超出相关标准.∑PAHs低于报道的∑PAHs水平,芴浓度最高,六氯环己烷总量超标;研究区地下水污染物成人经口暴露总剂量为2.79×10-4mg/(kg×d),儿童为5.34×10-5mg/(kg×d),成人经口暴露剂量是儿童的5.23倍.成人和儿童经口暴露剂量中Cr的贡献率均最高分别为46.67%、42.82%,其次是β-六氯环己烷分别为27.29%、25.15%;采用Arcgis 9.3软件的插值运算功能,估算流域成人和儿童的健康风险,生成健康风险图,可以从地域上发现,流域人群非致癌风险由北向南呈现递减趋势,松花江两岸非致癌风险波动不大,上游风险大于下游风险;人群致癌风险总体趋势不明显.人群致癌风险高于非致癌风险,成人健康风险水平均高于US EPA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0×10-4,儿童健康风险水平仅小部分区域高于1.0×10-4.     

东江流域典型乡镇饮用水源地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

为阐明东江流域典型乡镇饮用水源地有机污染物的分布特征与风险水平,对研究区域内9个区县45个水样中的常规水质指标和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邻苯二甲酸酯、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挥发性有机物共6大类有机污染物进行了检测分析.应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不同类型的水源地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有机污染物的致癌风险水平相对较高,成人和儿童的饮水致癌风险最高分别达到了1.17×10-5.a-1和2.19×10-5.a-1;研究区域的非致癌风险较低,均在推荐的可接受范围内.不同类型水源地有机物致癌风险排序为江河>水库>山泉>地下水.研究区域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主要来源于六六六、二氯甲烷、氯丁二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和多环芳烃,需要重点控制管理.     

Addr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in China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 was adopted in 2001. This year i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adoption of the Convention. Until now, 22 chemicals or chemical categories have been listed as POPs in the Stockholm Convention. The POPs Research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he same year when the Convention was adopted. In the last ten years, much work has been done by Chinese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POPs in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iew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our POPs Research Center and some other Chinese researchers’ studies in addr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POPs, including the priority screening and inventory study of POPs, monitoring and modeling of POPs pollution and exposure,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modeling of POPs. Although great advances in addr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POPs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we are still facing quite a few problems, such as data scarcity and uncertainty i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POPs.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POPs mixtures is in its infancy and currently POPs are usually assessed from legal perspective by risk assessment of single chemicals.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well addressed by further efforts. Further studie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 future to study environment risk of POPs by considering aspects of coupled dynamics between climate processes and POPs. Such sound scientific, riskbased information can support decision-making aiming to effectively minimize the risk level of PO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