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呈贡新城环湖湿地设计思路探讨

呈贡新城环湖片区位于滇池东岸,目前主要以农田为主.呈贡新城环湖片区在《昆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6-2020)》中将规划为城市生态湿地保护区.对呈贡新城环湖片区湿地建设的设计思路和预期效益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基于AHP-熵权法的滇池环湖湿地效益评估研究

湿地具有水质净化、增加生物多样性、旅游休闲等多种效益.本研究以滇池11块环湖湿地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两个维度出发建立湿地综合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从而对湿地效益进行评估,并考虑改进措施对湿地效益提升的价值.结果表明,对滇池TN、TP、COD净化幅度权重占据综合权重的前3位,而包括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子准则层指标所占权重均较小;不同湿地的综合效益评分差异较大,参评湿地中,草海2号片湿地综合效益评分最高,草海流域湿地综合效益总体优于其他区域湿地;水质净化效益对环湖湿地总效益的贡献最大,而资源利用效益贡献最小;对评分较低的湿地实施规模扩建的改进措施后,湿地对滇池水质的净化能力提高,湿地综合效益得到明显提升.本研究可为滇池环湖湿地综合管理及生态修复工程优化运行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     

基于SWMM的滇池环湖截污干渠系统运行效能分析

滇池环湖截污干渠工程是滇池环湖截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SWMM模型对滇池环湖截污干渠系统运行情况进行模拟,并对其运行效能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典型降雨年景(降雨保证率分别为29.7%、93.8%和82.8%)下滇池环湖截污干渠对现状汇水范围内全年产生的污水收集率为29.52%~51.68%,对设计服务范围内产生的污水收集处理率为46.3%~67.9%。环湖截污干渠系统旱季收集处理效率明显高于雨季,各截污片区收集处理率存在明显差异。当重现期≤0.2年时环湖截污系统现状汇水范围内产生的污水及地表径流均能够被收集与处理;当重现期≤0.25年时环湖截污系统设计服务范围内产生的污水及地表径流能够完全被收集与处理。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核算的滇池环湖湿地综合效能评估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具有水质净化、蓄水调洪、固碳释氧及气候调节等多项生态服务功能,潜藏着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作为削减滇池入湖污染的重要措施,环湖湿地是滇池水环境治理重要建设工程之一,具有改善滇池水质进而提升水环境价值量等作用.基于EFDC模型识别湿地的削减负荷与滇池水质的响应关系,可得到有、无湿地建设工程条件下滇池水质变化情况,采用Logistic“污染-损失”模型计算滇池水质改善带来的水环境功能价值;进而从湿地本身及滇池两类对象的生态服务价值出发,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等手段评估目前正在运行的11块环湖湿地的综合效能.结果表明：(1)湿地自身总价值量为24 981.2×10⁴元,对滇池价值的提升量为2 450.4×10⁴元.(2)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主要体现在气候调节功能,该功能价值量最高的为东大河湿地,达8 535.8×10⁴元,旅游休闲、物质生产也在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中占一定比例.(3)湿地综合效能的评价聚焦于湿地本身和滇池两类对象,其综合效能和单位面积综合效能排名有所差异.参评湿地中,东大河湿地的综合...     

尊重生态法则 莫为湖泊戴“枷锁”

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经济大力建设环湖大道,犹如给湖泊套上一把"枷锁",阻碍了湖与岸的生物能量交流,破坏了水文体系,阻断了动植物的食物链,减少了湿地面积,加重了水体污染,严重损害了湖泊的生态平衡。因此,地方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环湖大道对湖泊的危害,使湖泊保护与开发相得益彰。近年来,我国各地盛行修筑环湖泊观光大道,湖泊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公众关注。虽然沿湖修筑道路、开发湖泊资源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许多地方政府掠夺式的开发已导致湖泊自净能力下降,湖泊生态系统被破坏。这种漠视     

包头坠机引发国内首例空难污染诉讼案

塞上西子遍体伤痕 遇难飞机的坠落地,是在有"塞上西子湖"之称的包头南海公园.南海曾是九曲黄河的一段故道,河水改道南移后形成水面和滩头草地,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一块集城市、湿地、黄河于一体的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也是包头市民娱乐休闲和外地游客观赏黄河的最佳场所.2003年,包头市进行了规划和设计,要在不远的将来将南海建成一个集城市、湿地、黄河一体的新型水滨新城.     

生态环境保护一定要算大账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纵观这些年广州海珠湿地保护的经验和成效,正是因为广州市委市政府、海珠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作为城市中央的大型湿地,海珠湿地可谓寸土寸金。若按一河之隔的珠江新城地面价格     

滇池受损湖滨带堤岸处置及基底修复工程技术研究

1970年滇池实施了规模浩大的围海造田工程,使滇池湿地面积减少约23.8 km2,使湖滨带原有的天然湿地大量消失,水生动植物栖息地不复存在,1980-1990年间,滇池环湖修建防浪堤113 km,使湖滨带生境条件进一步急剧恶化,彻底切断了湖泊水体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连续性,消落带消失,湖滨带湿生、挺水和沉水等大型水生植物难以生存,湖泊生态系统遭到重创,对湖泊生态系统带来极其不利的负面影响,文章重点分析了滇池湖滨陡岸带防浪堤处置及基底修复对湖滨带生态修复的重要作用及技术研究,为受损湖泊湖滨带生态修复创造良好的生境条件提供借鉴。     

太湖五里湖非点源污染物的来源与控制对策

现场调查显示,五里湖非点源污染物来源于城区道路、居民区、农业和绿化施肥等方面,在降雨时通过河道、湖周散流和大气沉降方式入湖.根据流域环境特点,将五里湖流域划分为西南山地风景旅游管理区,北部新城污染控制区和东南农业、渔业综合整治区3个区域类型,并对各区提出了如下的非点源污染控制对策:西南山地风景旅游管理区需采取陆上植被保护和滨水植被恢复工程;北部新城污染控制区需采取滨水区、河口区、河道区植被恢复工程以及人工湿地工程;东南农业、渔业综合整治区需采取有机农业工程、污水处理工程、植物塘净化工程和河道生态净化工程.      

拉鲁湿地水中主要金属元素分布分析评价

拉鲁湿地位于西藏拉萨市西北角,海拔3 650 m,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湿地之一。该文将拉萨市拉鲁湿地作为研究对象,设置了17个采样点采集了17份水环境样品,利用ICP-OES、ICP-MS、AFS等仪器对水环境样品中的Mn、V、Be、Ti、Ni、As、Se、Tl、Cu、Pb、Mo、Cd、Co、Cr、Fe、Zn、Ba等17种金属元素进行了分析检测。结果发现:拉鲁湿地不同区域水环境中p H值、电导率和金属元素含量存在较大的差异,p H值范围为6.75~9.43,电导率范围为0.22~129.49μS/L,p H值和电导率相关性不明显。水环境金属元素中Fe元素平均含量最高,高达129.49μg/L,水环境中Cd元素平均含量最低,仅为0.011μg/L。除Cr元素达到Ⅱ类水标准及个别采样点外,其他金属元素总体含量都达到了Ⅰ类水标准要求。上游区域水环境中金属元素含量明显高于下游区域,其中水环境中Cu元素含量差别最为显著,在东片区水环境中Cu元素平均含量为1.94μg/L,在西片区水环境中Cu元素平均含量为0.46μg/L,拉鲁湿地对水环境中的大部分金属元素具有较大的去除作用,对水环境中Cd元素的去除率高达88.2%,说明湿地仍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     

基于遥感影像的1992—2002年昆明市城区扩张及驱动力分析

以TM＼E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ERDAS软件经过几何校正、图像增强等处理,得到比较清晰的昆明市的遥感影像,再对其进行非监督分类,得到昆明市土地利用分类图,在土地利用分类图的基础上进行二值化处理。提取出1992年和2002昆明市主城区图,并把二者叠加,生成1992年-2002年昆明市城区城市扩张图。通过计算得出：1992年面积约为193．16km^2,同样可计算出2002年面积为258．09km^2,以年平均增长率为3．36％的速度迅速扩展,建成区扩展弹性系数为0．85,处于相对协调期,但要略低于合理值。扩展方向主要为以老城区为核心向东南、西南和东北三个方向呈“星形”扩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昆明市扩展的各种因素发现：自然因素、交通因素是城市扩展的条件和基础,社会经济是城市扩展的内在推动力,规划、政策等对扩展起引导作用。     

昆明市主城区生活污水现状分析与控制对策

昆明市主城区生活污水是昆明市地表水污染的重要来源。调查分析了昆明市主城区生活污水排放与处理现状,分析了生活污水防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控制对策。     

江西省主要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初步评价

该文简单介绍了江西省主要城市的自然地理、区域环境地质背景及社会经济概况;阐述了对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质量评价目的,进而采用敏感因子—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全省11个主要城市的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江西省各主要城市的城市建设用地地质环境质量总体较好,其中地质环境质量80%以上为好和较好的有抚州市和九江市,地质环境质量50%~72%为好和较好的有吉安市、新余市、南昌市和上饶市,地质环境质量30%~40%为好和较好的有鹰潭市和宜春市,地质环境质量为好和较好的在30%以下的有萍乡市、赣州市和景德镇市。     

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碳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后寨河喀斯特小流域为例

为研究喀斯特小流域土壤有机碳空间分布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基于网格法在后寨河流域挖掘了2 755个土壤剖面,并采集了22 057个土壤样品。分析了后寨河流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有机碳密度特征。结果表明：后寨河流域土壤有机碳密度主要受人为干扰、土壤厚度与岩石裸露率的制约。不同利用方式土壤有机碳密度（0~100 cm）总体上呈现以下规律：水田>旱地>经果林地>园地>草地>弃耕地>坡耕地>乔灌木林地>乔木林地>荒地>灌木林地>灌草地。后寨河流域100 cm土壤有机碳平均碳密度为8.70 kg/m²,低于中国土壤有机碳平均密度10.83 kg/m²,总有机碳储量为5.39×10⁸ kg。科学合理地进行土地利用方式调整与管理,可以增大喀斯特小流域土壤有机碳储量。     

南方红壤区不同经济林地土壤理化特征和酶活性的对比研究

基于中国南方红壤区马尾松、桉树、蜜柚三种不同经济林地,测试土壤有机碳、活性有机碳、全氮、碱性氮、全磷、速效磷、C/N比值、土壤酶活性等参数,综合分析不同经济林地土壤理化指标和酶活性的特征差异。结果表明,马尾松林地的有机碳、活性有机碳含量和C/N比值明显高于桉树和蜜柚林地,而全氮、碱性氮、全磷和速效磷等含量在三个林地之间的差异则没有规律。这说明马尾松林地土壤有持续的新有机质补充,而桉树和蜜柚林地土壤有机质存量在逐渐消耗,滞留在土壤中的复合肥又显著改变了林地土壤的氮磷含量比例;桉树和蜜柚林地土壤酶活性明显低于基本处于无常规人工管理的马尾松林地,说明高强度的人工土地开发已显著影响了桉树和蜜柚林地的土壤肥力及土壤微生物总活性。     

昆明城市太阳辐射资源及利用现状初探

利用有关资料,对昆明城市太阳辐射资源和利用现状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得知,昆明地区太阳辐射具有独特的分布特征,为太阳能的利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太阳能热水器在干季晴好天气时增温效果显著。通过对不同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和不同增温率的太阳能热水器等的计算,可以看出昆明城市太阳能热水器的节能效应是十分显著的,但仍有较大空间。加大昆明城市太阳能热水器的普及工作对于城市太阳能利用将是十分重要的。     

昆明市区域碳汇估算

为了对昆明区域碳汇有个初步了解,对昆明市森林植被、城市园林植被、滇池湖泊湿地碳汇进行估算,结果分别为1274．16×10^4t、43000t及11273t。估算结果显示,昆明市碳汇对昆明市二氧化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措施及建议。     

云南省昆明市生态绿地建造探讨

简介了生态城市绿地建设发展现状，分析了昆明市生态绿地建设进展情况，提出了基于环境功能昆明生态绿地建设的建议：优化生态结构，多生态单元为本底的生态系统，城乡生态系统的连通，城市生态的水网化和林网化，入湖河道下游自然化。     

昆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

对昆明市表层土壤中的8种重金属元素As、Cd、Cr、Cu、Hg、Ni、Pb、Zn的含量以及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元素的平均含量与中国土壤背景值相比有较大富集,同时采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梅罗综合指数法进行污染评价,结果表明昆明市西山区和五华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盘龙区和官渡区的土壤环境质量较好;结合数据和昆明城市现状对土壤重金属的污染原因进行分析,重金属污染的来源主要是工业污染和交通污染。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ds managed for conservation: existing and proposed framework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Australia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to accurately account for lands managed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policy.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s for lands managed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are reviewed,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Australia. The need for a broader, all-encompassing, categorisation of lands managed for conservation is presented and a proposed broader categorisation system is developed—the Conservation Lands Classification. This classification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 of incorporating data on both tenure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has been applied in this paper using conservation lands in three Australian jurisdictions as examples. It is envisaged that this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bility to measure curr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nature conservation across all land types at a variety of scales and hence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stimulate discussion on this important 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