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肩负着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使命。掌握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基于IPCC系数计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情况，利用空间自相关对其进行时空格局分布的研究，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区位城市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并揭示原因。结果显示：2008～2018年碳排总量呈放缓态势，其重心逐年向中西部迁移；10a间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碳排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及集聚性，且相关性呈波动下降趋势；碳排放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影响大小为：人均用电量<人口数量<建设用地<产业结构，在空间格局上，建设用地和人均用电量的影响程度均向东偏移，产业结构和人口数量的空间格局基本稳定。研究结果表明，应从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合理规划建设用地、优化人口空间格局和谋划新能源发电等领域进一步加快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双碳”目标。     

中国地级城市碳减排目标实现时间测算

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使得中国城市碳减排工作日益重要。基于《城市温室气体核算国际标准》提供的方法,从各项能源消耗、工业产品生产、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和城市绿地碳汇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00个城市2002-2012年直接碳排放总量,根据城市的人均碳排放曲线将它们分成了高、中、低碳三类城市,分别包括10,36,54个城市。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针对不同的碳排放城市类型构建了2类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轨迹遵循倒"U"型,但是各城市间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包含至少五种:高-高碳城市呈现正"U"型发展轨迹,其余四类的发展模式都呈现倒"U"型,特别是中碳城市群;这四类发展模式存在不同的碳排放-经济发展曲线,存在不同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但是,低碳城市群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倒U关系不是非常显著。利用该模型结果,基于各城市人均GDP发展速度,测算了各城市未来人均碳排放拐点和碳排放总量拐点的到达时间。测算结果表明,如果各城市仍然按照2012年前的碳排放-经济模式发展,那么仅有44%的城市能在2030年前顺利达峰。因此,达峰时间比较长的城市必须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当中高碳城市类的人均碳排放峰值下降10%或者低碳城市类下降20%时,基本在2030年达峰。     

碳达峰约束下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及其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2030年高质量碳达峰是如期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根本基础。该研究以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截取时间为2006—2019年。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刚性约束,提出“共生-共治-共享”的分析逻辑,聚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共生排放特征,在碳达峰年度目标量化分解、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双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碳达峰目标对碳排放损益偏离、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治效应及共享路径。研究发现:①碳达峰目标发挥了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能够促进城市发展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方向优化,发挥推动城市“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的作用。②碳达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呈明显的异质性选择效应,在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先发城市中能够发挥更高作用与更强影响。③碳达峰目标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享路径在于双视角下“调内”“匹外”式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阻断的全流程发力与外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匹配。需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中紧抓“降碳”,优化设计多措并举、全程发力的多重共享路径,增强碳达峰减污降碳增效的多赢共治效果。具体包括:①强化源头治理,在源头上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耗。②严控过程管理,破解环境规制级差引致的污染转移现象及损益偏离后果,推动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多轮驱动。③突出末端阻断,采取全过程治理、监控、减排措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减碳增汇。④动态调整实现内外匹配,环境政策要因时施策、因境而异、因地制宜,做到因事适时调整、因效精准调控。     

中国省级碳排放趋势及差异化达峰路径

从区域层面贯彻落实达峰行动,推动发达地区率先达峰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达峰目标的有效途径。该研究基于层次聚类方法分析了中国省级区域的碳排放趋势,将31个省份基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和排放特征等异质性划分为5类,并结合各省的达峰行动进度对各自面临的达峰形势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差异化的达峰行动路径。研究发现,31个省份中已有7个成为碳排放与GDP增长脱钩的达峰示范省,另有10个正在脱钩的低碳潜力省、9个待脱钩的工业转型期省份、3个能源基地省和2个低碳转型初期的省份。这些省份的行动进度也呈现较多共性:(1)达峰示范省大部分宣告明确的达峰目标年份并宣称有望提前实现;(2)低碳潜力省的低碳试点城市数量最多,排放覆盖率也高;(3)较多重工业转型期省份提出了明确达峰目标,但城市层面的目标力度较为缺乏;(4)能源基地省和低碳转型初期省的省级和城市层面的力度均有所欠缺。文章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对于经济发达、基本完成低碳转型的达峰示范省,建议面向碳中和愿景,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引领需求侧低碳转型;(2)对于经济增长迅速、同时还没有形成高耗能行业路径依赖的低碳潜力省,建议以低碳城市规划为抓手,着力构建低碳产业体系,发展绿色经济;(3)对于重工业比重较高,亟待低碳转型的重工业转型期省份,建议加强城市层面的行动落实,同时加强传统工业的低碳升级改造;(4)对于能源基地型省份,建议因地制宜建立低碳能源供应体系;(5)对于低碳转型初期省份,建议协调好生态屏障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生态旅游等绿色低碳产业,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中国制造业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建立制造业部门能源消耗碳排放模型,将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分解为产出规模、部门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等四个方面因素。以能源强度为标准把制造业划分为能源密集型行业和非能源密集型行业两类。结果发现:①从逐年效应来看,产出规模是碳排放增加的最大拉动因素,能源强度是碳排放较强的抑制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两个因素影响相对较小,产出规模增长抵消了能源强度对碳减排的贡献导致碳排放总量增加。以1996年为基期,至2011年,除能源消耗强度的累积效应为负值外,其余三种因素的累积效应均为正值。②相较于非能源密集型行业,能源密集型行业数目虽少,对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但非能源密集型行业减碳潜力巨大。     

中国资源型城市CO_2排放比较研究

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作为践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主体,在绿色发展转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源型城市能否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关乎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承诺的中长期碳减排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数据(CHRED),综合运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分类比较研究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对我国126个资源型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这些城市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分析了这些城市未来碳排放趋势和碳减排潜力。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达峰情景下,2030年126个资源型城市将以72.65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60%;在提前达峰情景下,资源型城市将在2025年以53.78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45%左右。最后,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以及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加强能源统计工作,促进资源型城市碳排放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三是改善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燃料利用的比重;四是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已对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构建一套适合“两型社会”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对于武汉城市圈寻求合理的碳减排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以IPCC碳排放清单为依据,从4个一级项目27个二级项目系统地计算了武汉市城市圈2001～2009年各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并进一步运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模型（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定量分解了影响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废弃物处理是武汉城市圈碳排量最多的项目,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孝感和黄冈等市,城市圈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地理强度和经济强度的年均递增(减)率分别为186%、022%和606%。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经济水平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其累计贡献值分别为-22 879.85万t、-5 173.10万t、14 258.36万t和58231万t。为降低碳排放,城市圈需在推进废弃物处理技术、新能源开发、产业升级和构建低碳补偿等方面做出改进     

中国能源开采业碳排放脱钩效应情景模拟

厘清能源开采中的碳脱钩问题,对于推动能源绿色开采和能源富集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能源开采业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及脱钩效应,并通过情景模拟,评估了中国能源开采业碳脱钩的潜力,提出了能源绿色开采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①2009—2017年中国能源开采业碳排放呈现出先增后降趋势,2012年达到拐点5.26亿t后开始下降,2017年达3.65亿t。整体来看,产业规模效应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大,能源强度效应也有部分贡献;投资效应、能耗效应、碳强度效应、技术效应与碳排放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是主要的碳减排驱动因素。②基于能源-环境-经济的系统动力模型,能有效解释能源开采与碳脱钩效应之间的传导机理;碳强度效应、技术效应和碳排放因子是影响碳脱钩潜力的主要因素。2006—2017年间,中国能源开采业碳排放与GDP增长之间,除2008、2014—2016年表现为强脱钩,2009、2011年表现为扩张性负脱钩外,其余年份均表现为弱脱钩关系。③预计2020—2030年,中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碳排放与GDP增长之间,在基准情景下呈现出弱脱钩效应,在规划情景下自2014—2030年间均呈现出强脱钩效应;然而,碳排放与其能源产出之间,2021—2030年在基准情景下呈现扩张连接效应,在规划情景和对比情景下表现出程度不一的衰退脱钩效应。据此,未来中国能源开采业碳脱钩的政策重点,一方面应注重环境政策、税收政策、技术政策等政策变量间的协同作用,着力调整煤炭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投资强度和产出规模,优化能源进口结构,进一步减少能源生产碳排放强度,提升能源绿色生产水平;另一方面,还应着力能源开采业能源消耗结构和能耗强度的调整,革新采掘技术和设备,以进一步降低碳强度,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基于产业影响和空间重构的低碳城市建设研究

产能结构调整和城市空间规划是低碳城市建设两个重要因素。本文在探究低碳城市内涵和梳理国内外低碳城市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从产业影响和空间重构两个视角,分析了天津市低碳城市建设的思路。得出的主要结论有:本文构建了天津市各行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和产业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其中工业行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大都在1附近波动,且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八大优势产业中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均大于1,说明天津市各行业发展比较均衡,八大优势产业是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石油加工炼焦业等重化工行业的产业碳排放影响力系数比较高,说明了这些行业是高碳排放行业,是天津市实现碳减排目标应重点调整的行业。各行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和产业碳排放影响力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引领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行业不一定都伴随着高碳排放。根据两个产业影响系数的值将天津市各产业划分为四个群组:高产业影响力-低碳排放产业群组,高产业影响力-高碳排放产业群组,低产业影响力-低碳排放产业群组,低产业影响力-高碳排放产业群组,产业群组的划分可作为天津市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遴选的依据。区域间协同发展和产业对接协作是产业功能区优化布局的重要因素,天津市应积极完善环渤海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努力实现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产业功能区布局优化、生活功能区布局优化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是天津城市低碳发展空间重构的主要方面,本文从这三个层面给出了天津低碳城市建设的建议。     

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结合《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对四川省2005-2013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表明该阶段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稳定增长态势。利用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为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五方面效应,对四川省2006-2013年碳排放增量进行分解研究,表明该阶段人均GDP对四川省碳排放量具有强烈拉动作用,其次为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对四川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具有强烈抑制作用,而人口、能源消费结构逐年效应有正有负,贡献度绝对值较小。根据上述结论,针对性地对四川省"十三五"期间控制碳排放提出了建议。     

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情景预测与减排潜力评估

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不仅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也是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宏观目标为背景,本文以中国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工业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工业及其9个细分行业的碳排放达峰进行了情景预测,然后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双重视角对工业细分行业的减排潜力进行评估。研究表明:(1)仅有低碳情景和抑制排放情景2可以实现中国碳排放2030年达峰,低碳情景是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的最佳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早(2030年),峰值最低(140.43亿t)。激进排放情景则是最差的发展模式,达峰时间最晚(2036年),峰值也最高(150.09亿t)。(2)工业内部各细分行业碳排放的最优达峰情景差别较大。建材和纺织制造业能够实现提前达峰,可以在这类行业率先实施达峰管理措施,使其带动其他行业陆续达峰。(3)最具减排潜力的行业是石油制造业,其次是电力行业,这些减排潜力较大的行业应该成为国家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4)基于工业各细分行业在减排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差异将工业9个细分行业分为四类。其中,石油、钢铁制造业和电力行业属于"高效高公平行业";化工、建材制造业属于"低效高公平行业";采掘业属于"高效不公平行业";纺织、轻工和机电制造业属于"低效不公平行业"。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业制定出相应的减排战略,将减排重点放在各行业最具潜力的方面。最后,文章对实现中国工业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推动城市低碳发展了吗？

低碳发展的核心在于减碳源和增碳汇,自贸试验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试验田,其建设对城市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2007—2020年中国288个城市面板数据,首先从碳排放和碳吸收两大层面综合评估了城市碳中和水平,进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和空间杜宾模型探析自贸试验区设立的低碳效应。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所在城市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具体来说,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从内部驱动城市低碳发展;同时,政府对绿色发展的关注程度越高,使得传导机制产生的碳排放抑制作用越强、碳吸收促进作用越大,越有利于城市低碳发展。不仅如此,自贸试验区设立的碳排放抑制效应、碳吸收促进效应以及碳中和效应的发挥还会因设立批次、城市区位和城市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前两批片区、秦岭-淮河以南区域、开放程度较高城市,其低碳效应整体较为明显。进一步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城市低碳发展的影响还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针对上述相关研究发现,总结提出：作好顶层设计、发挥比较优势,梯度式推进低碳发展标杆片区;加快贸易便利化和数字金融改革,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化与低碳化深度融...     

基于系统建模的城市土地利用碳达峰仿真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实现碳达峰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关键举措。按照“理论-模型-实证”逻辑框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土地-经济-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江苏省城市碳达峰路径进行多情景仿真模拟。结果表明：(1)江苏省未来经济总量、结构持续增长优化,增加第三产业投资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2)城市用地呈不断增长趋势,但其增长动力持续减弱,在减碳发展情景下,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在2033年达到峰值5 514.96 km²,出现“城市收缩”现象;(3)产业结构和能源效率优化能降低城市能耗需求,但其仍保持增长趋势,在减碳发展情景下,江苏省最快于2025年达到CO₂排放量峰值65 790万t,相对于持续上涨的CO₂排放量,现有碳汇用地对实现碳达峰目标作用有限。因此,针对实现碳达峰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从提升能源和用地效率入手降低能源需求和碳汇用地损失,加快技术创新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进而实现碳达峰目标。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差异、影响机理及碳达峰预测

系统分析长三角三省一市碳排放差异、探究其影响机理及预测碳排放趋势,对促进该区域碳排放协同达峰、实现绿色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排放系数法测算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2005～2019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选择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分别测度长三角地区碳排放差异。基于STIRPAT拓展模型,采用岭回归探究长三角各省市碳排放的影响机理;运用情景分析法结合各省政策规划及发展规律,参考各变量历史变化率,设定基准发展情景预测长三角各省市2020～2035年碳排放量及碳达峰年份。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长三角三省一市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碳排放差异整体上随着时间推移波动上升。(2)人口数量、城镇化水平、人均GDP、能源强度均显著影响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碳排放,能源结构仅对江苏的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上海、浙江、安徽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中,产业结构影响最为显著。(3)基准情景下,上海、浙江、安徽和江苏分别在2026、2027、2028和2031年实现碳达峰,峰值依次为20 768、40 855、63 533和94 973万t。     

中国省域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何以协同实现？

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关于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基于1997—2019年中国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特征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Kaya-GDIM分解模型与拓展三要素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以能源消费总量为传导变量,构建“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系统分析实证模型。进而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Tapio碳脱钩指数等方法对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研判。据此,文章进一步将相似特征省份进行分组,并在综合考察各省份组合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研究发现：(1)依据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综合特征多指标研判,可将中国30个省份（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分为引领示范组、质量改善组、数量增长组、结构转型组。(2)各类型省域组合应依据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驱动机制特征,制定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引领示范组省域应着力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推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质量改善组省域应着力推动生产要素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改善的转变。数量增长组省域应着力改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数量不足的...     

绿色信贷能发挥碳减排效应吗？

绿色信贷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碳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在厘清绿色信贷影响碳减排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0—2019年中国156个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从生产率、强度和总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渠道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具有碳减排效应,主要表现为显著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因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金融效率差异而具有异质性。在中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维度上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但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低的城市,绿色信贷仅能降低碳强度。(3)激励绿色创新和降低能源强度是绿色信贷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有效渠道,而结构转化渠道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在绿色创新渠道中,绿色信贷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程度更高,且产生了正外溢性;在能源强度渠道中,绿色信贷提高了碳排放效率,但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作用有待提升。(4)...     

基于碳普惠制的城市公共自行车个人碳减排量计算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广东省作为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之一,将碳交易的核心理念应用于促进居民生活减碳,首次提出碳普惠制创新。碳普惠制旨在将公众的低碳行为量化并予以激励,以此促进低碳生活实践,降低生活领域碳排放。本文以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为研究对象,借鉴CCER方法学,对公共自行车项目的个人减排量核算方法进行了设计,并参考文献统计数据举例说明个人减排量核算公式。公共自行车项目个人减排量核算的方法学设计中,减碳系数的计算考虑自行车可代替的所有出行方式,且在不同出行方式比例的统计中考虑出行距离的影响,设置随出行距离变化的减排系数,在减排量的计算中有效突出个人的减排贡献量。依据本方法学计算得到了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个人减排系数曲线及减排量核算公式。最后从数据收集的角度出发,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提高方法学的科学性及适用性。本方法学能客观评估城市公共自行车出行的个人碳减排量,为碳普惠制的实施提供量化方法学参考,同时填补了目前个人碳减排核算研究领域的空白。     

数字金融与碳排放:基于微观数据和机器学习模型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数字金融发展新阶段,中国同时正在进行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刻变革。基于2000—2019年城市面板、工业企业等数据库匹配的多维微观数据样本,首先运用传统计量模型,结合R语言地理坐标系统和爬虫等前沿技术构建相应指标,从多个角度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碳排放。然后,运用Python机器学习模型开展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真实非线性效应研究。实证结果显示:①数字金融对地区总体碳排放量具有显著降低作用,而且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②机制检验首次验证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支持数字科技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这两大机制影响碳排放。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主要体现在通过助力数字科技的产业化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地区总体碳排放。另一方面,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赋能并不在于直接的金融普惠性逻辑,而是通过深化市场整合、强化市场竞争,促进了企业的优胜劣汰,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效率,降低地区总体碳排放。③机器学习模型分析首次发现,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影响的重要性与传统因素相当,此外,还揭示了其对碳排放影响的非线性趋势。上述研究有助于解释和统合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创造性”和“破坏性”的争议,即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减少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其影响机制较为间接,而且正面作用逐渐收敛和转向。基于此,应注重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和深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碳金融的数字化创新,强化数字金融反垄断监管,从而充分抓住新一代数字科技机遇,引导数字金融支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浙江省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4～2020年浙江省62个县域碳排放及社会经济数据,针对浙江省县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与异质性进行分级。通过全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县域碳排放的空间依赖性与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分析县域碳排放的空间集聚性。采用空间误差STIRPAT模型对浙江省县域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碳排放总量波动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县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集聚态势相对稳定;高—高集聚类型县域主要集中在省内东北部地区,低—低集聚类型县域则主要集中在省内西南部地区;县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符合地理极化效应假说,县域人均GDP与碳排放还未呈现“脱钩”关系,产业规模化发展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低碳效应尚未显现;单个县域碳排放受相邻县域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且县域之间其他影响碳排放的社会经济因素也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除了从产业方面布局之外,还应注重从空间视角动态综合考虑。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陷阱”的识别与破解研究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持续稳定脱钩，率先完成“双碳”目标的战略使命，基于脱钩理论并以脱钩路径为切入点，提出“脱钩陷阱”与“真伪脱钩”的概念与识别方法，将Tapio脱钩模型与Logit模型相结合，分析并检验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真伪脱钩”状态，进一步探究破除“脱钩陷阱”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主要呈现强脱钩与弱脱钩状态，扩张连接和增长负脱钩零星分布，整体脱钩状态较好，但脱钩状态存在空间异质性与时序波动性特征，黄石、湘潭等城市均出现复钩现象，陷入“脱钩陷阱”,呈现“伪脱钩”状态；(2)“真伪脱钩”城市存在显著地域性，“真脱钩”城市主要位于下游地区，且多为省会城市，陷入“脱钩陷阱”城市主要分布于中上游地区；(3)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优化集聚规模、加大外商直接投资等是城市实现内源性脱钩，避免落入“脱钩陷阱”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