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税调整测算模型及其效应研究

煤炭资源税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重要的价格调控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回暖给煤炭资源税调整提供了有利时机.本文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构建了中国能源CGE模型,测算了从价征收不同煤炭资源税税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煤炭资源税税率的逐步提升,煤炭需求量减少幅度大干GDP减少幅度,能有效降低单位GDP煤耗.并且对CPI的影响较小.从行业影响来看,价格受影响最大的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产出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依次是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四个行业.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均是节能减排重点行业.建议政府应将目前的资源税费合并,成为资源税从价计征,提高税率,并对资源税实施专款专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根据测算结果提出煤炭资源税调整与补贴投资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中国天然气价格管制的碳排放及经济影响——基于非完全竞争CGE模型的模拟研究

中国天然气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垄断程度较强,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价格管制。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CGE模型以期全面量化分析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可供借鉴的依据。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构建的静态CGE模型,不仅刻画了天然气产业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还刻画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价格管制行为。运用该模型,本文分别从消费侧以及供应侧的角度模拟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对我国碳排放及经济的影响,并且从经济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天然气价格管制政策变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模拟结果表明:1消费侧价格管制。提高天然气价格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进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缩小导致天然气产业的超额利润率有所下降。提高天然气价格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低了实际GDP以及居民福利水平。降低天然气价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传导机制以及经济影响与提高天然气价格产生的影响类似,但是作用效果基本上相反。2供应侧价格管制。取消天然气供应侧价格管制能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实际GDP的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并且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不仅提高了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还提高了对能源总量的消费,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的增长。因此,应该逐渐建立完善的天然气价格管理体制,确保天然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进行管控,避免产生较大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逐步取消天然气供应侧的价格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基于CGE模型的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机制模拟及其经济影响

绿证交易机制是中国推动能源结构和电力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经济手段。该研究构建了具有电力部门细分特征的中国“能源-环境-经济”递推动态CGE模型，模拟了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框架下实行强制性绿证交易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强制性绿证交易能够替代电价补贴政策促进新能源电力行业的发展，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有限，2030年相比基准情景最高仅可削减3.804%的全国碳排放总量。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约束目标将对绿证交易机制的运行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有针对性地提高风电消纳目标，可以有效促进风电行业发展，但存在扭曲绿证交易市场、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风险。提高新能源电力的消纳责任权重需要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但整体来看模拟期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幅度较小，各类政策情景下实际GDP下降率不超过0.8%。在保证绿证真实绿色属性的前提下，具有较高灵活性的代理模式绿证交易可以缓解风、光电力消纳目标对用电行业生产成本和GDP造成的压力，更具成本有效性。扩大绿证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能够激发绿证交易市场活力，进一步缓解强制性新能源电力消纳目标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也相对较弱。基...     

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政策的经济-能源-环境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单一电力能源低碳政策,而很少对比分析多种低碳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详细电力技术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碳减排目标情形下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排方式(包括补贴CCS技术,水电和核电,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是相对最优的碳定价收益利用方式。该方式在达到相同减排目标时所需要的碳价最低,对于整体宏观经济以及对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小;同时,该方式也可以较明显地促进可再生能源份额和电气化率的提高,且对于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最佳。②补贴水电和核电的方式次优,该方式对整体宏观经济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的负面冲击相对适中,且较好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③补贴CCS技术在这三种方式中最不占优势。该方式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大;同时对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协同减排效果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因此,给出如下建议:①短期内,中国电力行业应率先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尤其需优先考虑将碳定价收益用于补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②从长远来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大规模部署CCS,在补贴CCS与碳定价相结合方式下,若辅以降低生产间接税,则能较好地减缓对GDP的负面影响;③短期内可适度降低对SO_(2)和NO_(X)的减排措施力度;但长远来看,针对SO_(2)和NO_(X)的措施力度仍不可放松。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山东省油气产业能耗控制研究

能耗控制是油气产业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驱动因素与产业能耗指标演化是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的依据。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油气产业能耗驱动指标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构建系统动力学(SD)模型,使用2007—2016年数据对山东省油气产业进行模拟仿真。结果显示:经济环境因素中GDP增长对上游产业能源消耗量的影响最大,上游产业投资也是影响能耗增长的重要因素;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是最有效提高上游能源效率的因素。GDP增长率和投资也是影响下游产业能源消耗量的关键因素,第一产业GDP的占比、整体科技水平以及下游产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下游产业能源消耗产生一定的降低作用。下游能源效率相对于上游能源效率明显较低,第三产业GDP占比的提升有助于下游产业能源效率的大幅度提升。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产业投资规模是山东省油气产业能耗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油气产业能源消耗的影响并不明显。科技水平提升是油气产业能耗的重要控制因素,也是能源效率提升的决定因素。山东省整体科技水平提升对于油气产业能耗影响大于产业内部科技水平提升。国际油价上涨会推动上游产业能耗增加,而下游产业能耗对国际油价并不敏感。     

中欧可再生能源电力安全困境分析与合作路径

本文主要是为中欧可再生能源电力安全合作路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通过中欧双方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相互比较,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能源密度下跌的原因是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使用,不断提高能源效率和减排将是未来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2把新能源外交与能源节约联系在一起,与欧盟之间加强中欧新能源合作,抓住机会引进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以加强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3建立战略目标和政策协调机制,以促进新能源外交政策的梳理,协同推进新能源外交战略目标的发展;4探索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新机制,减少现有的国际机构或政府新成立的多边集团对短期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缓解短期的商品供应缺口和价格冲击;5在维护能源安全上,中欧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也面临共同挑战。与欧盟在能源技术、能效管理、标准、法规、能源市场和监管等方面合作,推动中国节能和增效,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实现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名词解释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我国可再生能源“十五”规划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建议。其基本含意是 ,在地区电力建设中 ,可再生能源发电需保持或占有一定的比例。使与配额比例相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可在各地区 (各电网 )间交易 ,以解决地区间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差异。国外的年度配额制度指供电商、消费者每年必须消费一定额度的绿色电力 ,未能完成的必须向国家支付一定费用。强制性年度配额制度的实施可保证绿色能源市场的需求 ,从而增强相关设备生产商和绿色能源生产厂商的投资和生产信心 ,调动相关技术开发的积极性 ,以便使绿色能源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绿色电力证书　国家根据绿色电力生产商实际入网电力的多少而向其颁发的证明书。购入绿色能源证书是供电商、消费者完成其年度配额的手段。绿色电力的价格是由基本价和能源证书价格两部分决定的。基本价是指普通电价格。换句话说 ,供电商在供电时 ,及消费者在消费电时是分不清哪个是绿色电 ,哪个是普通电的。绿色电力的特殊价值只是体现在绿色证书上 ,只有绿色证书在市场上被售出 ,发电商回收了成本 ,绿色能源的真正价值才体现出来名词解释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演化、效果评估与未来展望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途径。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至今,中国可再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然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挑战,如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仍然面临一定障碍。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总结,进一步探讨未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优化方案。本文首先对中国2005—2019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演化路径进行总结梳理,基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矛盾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然后在综述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包括政策有效性、政策成本、技术进步等。结果表明,中国过去十年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是积极有效的,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成本仍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另外,虽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显著,然而基于历史经验的技术进步率仍然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2020年平价上网的目标,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发电成本的下降。结合当前及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及面临挑战,我们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增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内生激励并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二是建立储能技术市场机制,为减少弃电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消纳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推进碳金融体系建设,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来源并降低发电成本。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忽视了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通过跨国比较以及CGE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从产业结构及人均GDP的对比看,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将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排放的"下降期",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中国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模型演化结果及跨国经验分析,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不具备可行性;2025—2035年,是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转型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联系;2035—2050年,为能源转型的成熟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崭新阶段,中国能源系统或将呈现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能源价格变动对中国节能降耗的影响效应

在分析我国能源比价扭曲对能耗强度影响效应的基础上,建立了Bayesian时变动态回归模型,测算了能源价格变动对能耗的影响效果及变动趋势。主要结论为:①能源比价关系的调整比单种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更为重要。相比国际市场的能源比价结构,中国能源商品价格结构的扭曲度提高了中国的能耗强度,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增长。②能源价格的变动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电力、煤炭、石油三种能源中,电力价格的变动对能耗强度的影响最大。电力价格变化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边际效应在逐年下降,但节能的效果仍很显著。煤电价格联动制约及"从量计征"的资源税偏低使得煤炭价格的上涨反而加大了能耗强度,且1996年以来煤炭价格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上升的影响效应还在不断加强,原油价格的提高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作用,但相对煤炭及电力价格来说,石油价格的影响效应最小。2002年以前石油价格的上升对能耗的上升起助推作用,2003年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对能耗的上升起降低作用且强度逐年加大。     

科技支撑 科学发展——在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控污减排,有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任务.中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出口大国,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大力开展节能减排,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于CGE模型的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路径评估

电力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约占全社会总量的30%～40%,电力部门低碳转型受气候环境政策驱动,也面临供应安全保障、成本效益、环境容量制约而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粤港澳大湾区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83%,电力供应对外依存度48%。作为对标未来国际三大湾区的国家战略,理应在电力低碳转型方面先行先试。该研究基于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门能源平衡表及投入产出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动态CGE模型,通过研判外部一次能源供应形势及考虑不同电力消耗能源的局限情况,按照不同组合的电源结构,设计基准情景、天然气电力情景、非化石电力情景及零煤电情景。在设定粤港澳大湾区本地供电总量相同的条件下,预测到2035年湾区发电技术结构不同的转型路径下电力部门能源效率、投资回报、外购电力需求的变化及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在微观和宏观经济系统两个层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实施低碳转型对一次能源结构、碳排放和宏观GDP的影响。结果显示三种面向2035年的电力低碳转型路径下,天然气电力情景转型效益最好,投资回报率为77%。非化石电力情景的度电能耗下降效果最好。零煤电情景电力部门的碳减排贡献最大,能源强度下降40%。三种电力低碳转型情景比基准情景有效降低碳排放,且电力转型可带动电力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及宏观GDP的增长,实现低碳转型的同时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在平衡能源、经济、环境三个维度指标的情况下,提出动态电力系统转型筛选机制,分阶段、分步骤多情景组合路径实施电力低碳转型,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量化决策参考。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中国能源安全分析:基于最优消费路径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生产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导致能源对外依赖性较大,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又面临较多挑战。国内能源开发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较晚,能源战略储备不完善等问题也很突出。本文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消费最优化模型,并综合考虑本国能源与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之间、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这两个关键的替代关系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能影响,得出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优跨期消费路径。当前能源消费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日益增大的"能源缺口",都源于实际能源消费量严重偏离了这一"最优路径"所规定的消费水平。因此,为了有效缓解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能源缺口",中国能源消费应严格按照此最优跨期消费路径进行,同时尽可能地增加能源进口、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引入碳价格后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多种多样,市场机制手段是目前应用广泛的政策工具之一。国际碳交易的实践尤其是欧盟ETS的运行效果显示,电力及一些能源加工转换行业通常会因为承担了碳交易的成本,而会导致其下游产品价格的发生变动,一般表现在下游电力价格的增加,因此会使得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受电力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因此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我国目前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经济现状,势必使得碳价格影响到出口贸易的产品成本上。本文主要利用我国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产品能源成本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能源成本占每年出口额比重约为13%,若扣除掉消耗进口中间产品的因素,仅仅考虑国内中间投入产品的能源成本,则出口产品中的能源成本比重下降至9%-10%左右,其中电力的成本约占整个能源成本的60%以上,若由于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导致电力成本上涨50%,则使得我国出口能源成本的至少上涨一半以上,这将大幅度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门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其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成本的比重,提高单位产品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外贸存在较大的顺差,也要不断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配合国内产业政策的调整,降低能源成本较高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整个贸易政策调整优先向竞争力导向转变。     

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能源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之一。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经济高能耗的粗放增长方式必然导致能源短缺。这种能源短缺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因此分析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对于中国乃至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都非常重要。本文运用灰色相对关联度方法．利用山东省1998-2006年能源消费数据。从能源消费总量与能源利用效率两方面分析了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研究表明：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比较而言．能源消费总量与工业GDP的关联度要大于能源利用效率与工业GDP的关联度，体现了目前工业经济仍然是粗放式增长模式，能源消费总量仍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碳交易的“能源-经济-环境”影响及碳价合理区间测算

构造纳入碳交易模块以及在生产模块CES函数中纳入碳排放成本的四层嵌套宏观经济CGE模型,采用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构造了社会核算矩阵(SAM),用以分析和评价不同总量减排目标情景下,碳价引入对宏观和产业部门层面经济产出、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的影响,以及相应合理的碳价水平,得到结论:①在宏观层面上,碳价越高,碳减排效果越显著,GDP损失越大,能源消费越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损失和减排效果,确定了各情景下的最优碳价以及合理碳价区间,其中,在减排目标为10%时,碳市场能接受幅度更大的价格波动(6.9-35€/tC)冲击,宏观经济损失相对小,引入碳市场是最好的选择;参考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说明碳价所引致的总碳减排效果,主要来自于能源强度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引入碳价,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消费,还会引致能源消费结构向低碳方向调整,煤炭消费明显下降。②在产业部门层面,各产业部门特别是能源部门经济产出水平降低,但总体产业结构影响不大;对部门能源消费产生的主要影响是,能源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消费总量显著下降;将部门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分解为能源自身价格变动和碳排放成本两部分,得出合成能源单位利用成本变动主要由碳排放成本引起的结论;进一步,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成本较高,同时实现的减排率也相对较高,但减排效果仍不充分,建议采取能源资源税和交通燃油税等激励政策,保持必要的能源市场价格水平,同时促进煤炭和交通领域的减排。     

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研究

中国承诺2017年启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系统,在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通过CCER交易获得额外收益。由于碳价格是随着市场条件而随机波动的,碳价波动性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具有了期权性质的权利,即未来不确定性可能包含更高的价值。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选择立即投资,也可以选择推迟投资,等待更多信息来提高项目收益,而立即投资的项目回报必须足够高以克服等待期权的蕴含价值。为了研究碳价波动下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法的三叉树模型,测算了三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的npv及其实物期权价值(ROV)。根据延迟实物期权决策规则,三类项目均执行期权延迟投资决策。本文还计算了在无政府补贴和有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三种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不同时点的栏杆价格,以确定项目的投资时机。栏杆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逐步下降,说明政府补贴会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栏杆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意味着时间跨度越大,不确定性越大,需要更高碳市场价格来确定投资时机。本文对影响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因素敏感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碳价波动率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栏杆价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说明碳价波动性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期权价值,却推迟了企业开展投资的时间。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碳价波动幅度会趋于平稳,从而促进发电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