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院校大学生心理适应能力的特点

目的:分析地方院校大学生心理适应能力的特点,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大学生心理适应能力问卷,对728名地方院校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心理适应能力差的学生占总数的65.385%;女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得分显著低于男生;本科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得分显著低于专科生;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适应能力存在显著差异;文科生的心理适应能力得分均显著低于理科生和艺术生。结论:地方院校应针对大学生的性别、学历、年级和学科等特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对比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的量越来越大,生活垃圾具备较大的开发潜质、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有效加以利用产生的价值十分可观,若处理不当则通过不同途径危害人体健康.为达到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的处理目标,中国垃圾的处理能力和水平必须提高,选择合适的处理工艺就变的得十分重要.针对生活垃圾处理的填埋法、焚烧法和堆肥法的优缺点进行了充分比较,不仅仅要关注垃圾处理技术,还要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诸如垃圾成分、垃圾分类程度等,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确定相关技术,生活垃圾有望进行合理的处理.     

生活垃圾分类从意愿到行为转变的障碍因素与跨越路径分析

利用山东省东营市的586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行动理论和治理理论分析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间的差异及其障碍因素,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社区情境因素欠缺及居民体验差、推动措施力度偏低、心理认同不足和自身异质性特征是垃圾分类从意愿到行为转变的主要障碍;社区情境因素、情境体验及推动措施既直接对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异程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并通过心理认同感的中介作用对缩小其差异程度产生间接影响;各因素对意愿和行为差异程度的作用机理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差异。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完善社区设施、活动与组织建设,增强垃圾分类措施的针对性及加快制度和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意愿到行为转变的跨越路径。     

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以张家港市为例

为识别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本文构建了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拟合与修正,分析了主客观因素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并与大城市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张家港市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5%,高于一、二线大城市.对于张家港市居民而言,“行为意愿”是影响其分类行为最显著的因素,其次是“环保意识”和“社会影响”;“经济回报”和“法规影响”的显著性较低,尚未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分类知识掌握程度”和“时间花费”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主观意识（敏感性系数：0.629）仍是影响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主导因素,但在强制垃圾分类背景下,随着分类设施的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的颁布和社区管制加强,其影响作用趋于减弱,而客观环境对应的显著观测变量更多,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逐渐增强,将是政府制定管理政策的有效发力点.     

基于试验分析的高校垃圾分类回收模式构建

本文以宝鸡文理学院高新校区为试验区,通过实地调查和垃圾分类回收试验,考察了高校垃圾种类、来源和数量,分析了垃圾分类的现存问题和影响分类效果的限制因素,初步构建了适宜高校的垃圾分类回收模式。分类回收试验表明:高校可回收垃圾中含量最高的依次为纸类、塑料类和金属类;在高校进行垃圾分类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校应积极开展垃圾分类活动,并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     

欠发达地区垃圾分类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河源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表明垃圾分类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有助于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是破解“垃圾围城”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河源居民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河源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现状,分析垃圾分类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回归分析构建影响因素影响模型,从数据层面上分析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情况,进而提出相关建议,为促进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参考。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研究——差异化意愿与行动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A-B-C理论,结合强政策背景下上海垃圾分类的实际,完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测量量表,改进并区分居民垃圾分类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构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理论模型.基于“2019年上海居民垃圾分类行为”调查数据,覆盖上海16个区县的2555有效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强政策背景下居民环境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分别对居民垃圾分类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环境态度分别通过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效应.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并没有通过两类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效应.垃圾分类的政策效能感在目标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效应中起到了调节作用.虽然环境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可以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的形成,但仅有环境态度可以通过激发公众目标意愿和执行意愿进而形塑居民垃圾分类行为.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式的生态效率评价

中国生活垃圾产量大、增速快，若处理方式不当会给环境和社会带来巨大危害，近年来提倡的垃圾分类处理方式是垃圾减量化的关键一环.综合考虑垃圾处理对环境、能源、经济和社会四方面影响，构建适用于垃圾处理的3E+S生态效率评价模型.将垃圾源头分类、末端分类处理方式纳入垃圾处理生命周期中构建4种生活垃圾处理情景.结果表明，混合收运+末端分类的处理情景具有潜在最优生态效率，分类收运+焚烧的处理情景由于源头分类、收运环节更为复杂导致其总环境影响潜值最大，且生命周期成本最高.对比考虑或不考虑社会成本计算得到的生态效率表明，社会成本的加入显著影响生态效率.源头分类是影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生态效率的敏感性因素，通过降低垃圾源头分类单元过程多余的环境排放和成本或推广使用以末端机械化分类（PGAS）技术为代表的低污染低成本的垃圾分类新技术，都能够提高垃圾处理的生态效率.     

垃圾分类中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性探究——北京市居民垃圾分类现状及环保意识的调查

公民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一直都被大量的探讨。生活垃圾污染作为一项典型的环境问题被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着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开展,居民作为污染治理的第一环节直接参与到垃圾分类的环境行动中。因此本论文将以生活垃圾分类为研究背景,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研究北京市居民在垃圾分类中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垃圾分类标准了解程度与垃圾分类投放和废品回收相关性较高,明显影响了这两种行为的实施程度,环保体验明显影响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行为。总体来说,对垃圾分类标准的了解程度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体验越高,居民的垃圾分类环境行为表现越好。     

高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调查研究——以烟台大学为例

摘要：文章以烟台大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的方法,对高校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行为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在高校虽已被普遍认可但在实际分类中存在“知与行不合一”的现象;高校群体更关注垃圾分类的社会效益而非个人利益,其感知行为障碍主要来源于垃圾设施方面。此外,高校群体环境情感较弱、环境认知仍停留在浅层,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推行造成了不便。     

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分析

为了为成都市垃圾分类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基于问卷调研,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成都市居民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支付意愿(WTP)及其影响因素。调研发现:问卷填报者中95.3%的人支持强制垃圾分类,但仅21.0%人深入掌握垃圾分类知识;造成成都市垃圾分类失效的原因,73.8%的人认为政策不到位,需要采取强制监管措施,67.6%的人认为垃圾分类桶等基础硬件设施建设不到位,69.2%的人认为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差,需要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成都市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WTP金额为12.65元/月/户。年龄、有无住房、户口类型和月收入4个因素对支付额度有显著影响。     

高校垃圾分类回收管理初步研究——以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调查了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校园目前的垃圾排放量、垃圾桶配置情况及垃圾处理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学校园的垃圾分类体系、垃圾分类设施的布局及相关收集与管理措施。     

垃圾分类政策对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排放的影响

基于江浙沪三省(市)垃圾焚烧发电厂2018~2019年的3种大气污染物逐日排放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比较上海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前后焚烧废气变化,定量估计了垃圾分类的政策影响并开展了政策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实施垃圾分类虽然促进了SO₂旬均排放浓度显著下降1.49mg/m³(降幅13.8%),但也导致NO_x的旬均排放浓度上升5.96mg/m³(增幅4.1%),且NO_x的排放存在明显的”节假日效应”,节假日每增加1d,旬均浓度上升3.32mg/m³.TSP排放浓度未发生显著变化.此外,3种污染物排放浓度变异系数的下降,说明分类后垃圾组分均质性的提高降低了排放波动.基于研究结果从垃圾焚烧排放标准,技术改进和垃圾分类政策制定三方面提供了固废管理的政策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激励监督机制研究

考虑政府政策激励监督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影响,构建政府监管-企业处理-居民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4种不同情境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治理的演化稳定策略,并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政府激励监督对各方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进行垃圾分类获得的收益大于参与分类的成本两倍及以上时,才会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否则不会主动参与分类,同时居民对政府正向激励补贴的变化比企业更为敏感.政府实施较高的负向激励力度时可有效约束企业行为,但过高的监管成本会造成垃圾回收治理的管理困境.     

生活垃圾分类实践效果、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湖州市织里镇为例

为探究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现状和存在问题,以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为例,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开展研究。自2019年7月以来,织里镇采取"二定四分"的收集模式(其中,"二定"指定时和定点,"四分"指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和其他垃圾)。2020年,织里镇易腐垃圾收集量达到22219.98 t,相比2018年增加了67.5%;其他垃圾的收集量为116493.92 t,比2018年减少了22%。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使得织里镇易腐垃圾与其他垃圾的收集量呈负相关,干湿分类效果显著。织里镇针对特色服装行业所产生的废旧布条采取"因地制宜"的垃圾管理模式,实现固体废物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2020年分类收集废旧布条41100.07 t。然而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发现干湿分离率不高、资源回收利用不足、有害垃圾的商业化运作有待提高等问题。结合当前现状,给出以下3点建议:1)提高公众垃圾干湿分类的责任意识;2)全面建立垃圾资源化标准体系;3)推行生产者责任制度,促进有害垃圾的商业化运作。     

中国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

系统考察我国垃圾分类政策的演化过程、阶段特征和取得成效,是合理制定和有效执行垃圾分类政策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新时代垃圾分类体系和垃圾分类制度的加快建立和实施。以垃圾分类政策制度的历史演变为主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垃圾分类政策历史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1）基于垃圾回收利用的分类收集启蒙阶段（1957—1991年）;2）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定的初期阶段（1992—1999年）;3）基于垃圾分类实践的分类标准制定阶段（2000—2015年）;4）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筹建阶段（2015—2016年）;5）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阶段（2017年至今）。分析表明,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国情且较为完善的垃圾分类政策制度体系,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可显著改善生活环境,节约资源,提高社会文明水平,对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活垃圾特性调查与实户制分类试点研究

以东莞某花园小区为垃圾分类试点,试点采用简易的“干湿”分类法,以分出厨余垃圾为主要目的,通过实行实户制和奖惩制,促进垃圾分类的有序开展。研究表明：原始垃圾湿基低位热值5083．16kJ／kg,试点6个月以来,参与垃圾分类住户分类合格率为70％,厨余垃圾平均分出率达63．94％。     

垃圾分类处置典型案例分析及新思路研究

中国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利用形势不容乐观.结合当前形势,参考国内外垃圾分类的成功案例,对比分析中日的垃圾分类现状和数据,认为中国垃圾分类应从以下两条新思路改进,一是从处理方式上改进回收方式;二是结合具体情况以及人群,考虑垃圾分类的方法.最后分析了新思路下,垃圾回收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并提出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对垃圾回收全过程的监控,管理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