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游客地方感差异分析

基于流动性理论,以400份北京居民的调查问卷为样本,分析了乡村旅游者流动中的地方感差异,从游客地方感角度为流动市场中的乡村发展寻找途径。结果表明:不同游客群体间存在明显的地方感差异,且地方感知(自然维度、人文维度、服务感知)对地方情感(地方依恋、地方忠诚)存在显著影响,地方情感对重构乡村地方、延续乡村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研究结论,建立乡村旅游者地方感研究模型。     

基于生态位构建的旅游地发展动力学模型及实证研究

将生态位构建引入旅游地发展这一复杂系统研究中,建立了具有生态位构建作用的单一旅游地发展和2-竞争旅游地发展的动力学模型。大量数值模拟表明:1生态位构建使单一旅游地发展产生阈值效应,旅游者数量对生态位构建能力非常敏感,旅游地须采取积极的手段进行正生态位的构建。2对2-竞争旅游地系统,两地的演化结果取决于相互间生态位构建力的差距,生态位构建为解释旅游地的竞争排斥与稳定共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机制。3旅游地的环境资源含量与旅游者动态之间存在正反馈关系并影响旅游者数量的平衡态。     

文化创意旅游地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价值共创行为是游客与旅游地及其相关事物的互动,关系感知是旅游者基于自身视角对旅游地的整体评估。从游客真实体验视角出发,以游客涉入度为前因变量,关系感知、文化认同为中介变量,文化学习为调节变量,研究文创旅游地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结果表明:①游客涉入度正向影响价值共创行为;②关系感知通过文化认同的部分中介正向影响价值共创行为;③文化学习在模型中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     

主客交互视角:情感凝聚与旅游者忠诚度——以遗产旅游者为例

基于情感凝聚理论,从遗产旅游者角度出发,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模型法探索遗产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情感凝聚的结构维度,引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性别为调节变量,构建情感凝聚对旅游者忠诚度的影响机制模型。研究发现:(1)遗产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情感凝聚包含情感欢迎、情感亲密、情感认同、共情理解4个维度;(2)情感凝聚直接影响旅游者满意度与忠诚度;(3)情感凝聚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旅游者忠诚度;(4)性别对情感认同与忠诚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村寨型乡村旅游地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乡村旅游地可细分为城郊型、景郊型、村寨型等三类型,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游客满意度往往存在不同的制约因素与形成机制,因此有必要具体探究各类型乡村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与机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针对性探究村寨型乡村旅游地的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与机制,得出以下结论:村寨型乡村旅游地的游客满意度主要受旅游地人文环境、旅游吸引物和旅游地设施等因素影响;游客满意度各维度评价值与其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权重之间无显著关联。研究结论对村寨型乡村旅游地的旅游产品设计、游客满意度提升和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旅游地居民的再创空间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大量的旅游者侵占了旅游地居民的生活空间,造成了旅游者同旅游地居民在空间上的冲突。为了对应旅游者“侵占”空间的行为,各地居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其中旅游地居民在本地旅游空间之外再创一个居民生活空间是既不受旅游者打扰又避免和旅游者直接冲突的有效方法。指出旅游地空间的制度化和商品化以及居民对旅游者“爱恨交织”的心理是旅游地居民再创空间策略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再创空间策略虽然有效但也有其局限性,居民对待旅游发展的对策研究还有待深入。     

引入中介与调节变量的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机理实证研究

研究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机理有利于管理者有效规范公众的生态行为。分别引入中介与调节变量并基于"知—信—行"理论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利用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生态知识和生态感知相互影响,系数均为0.39;(2)生态知识对生态责任感、生态情感、生态价值观、生态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19、0.23、0.32、0.33;(3)生态感知对生态价值观、生态态度、生态情感、生态责任感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35、0.37、0.42、0.45;(4)生态情感对生态态度、生态态度对生态责任感、生态责任感对生态价值观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31、0.48、0.37;(5)生态情感、生态态度、生态责任感、生态价值观对生态行为有正向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39、0.43、0.58、0.69;(6)生态知识、生态感知对生态行为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结果表明: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无直接作用关系,而要通过生态信念对生态行为产生作用;生态态度、生态情感、生态价值观、生态责任感在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性别、年龄和户籍地在生态认知对生态行为作用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且调节效应依次降低。     

旅游目的地城市新区地方感研究——以大同御东新区从业人员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新区地方感研究对缓解人地矛盾、居民和移民矛盾的意义日益凸显,逐步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构建地方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大同御东新区从业人员为例,基于市场调查数据,对其地方认知、地方依恋和行为意向的地方感变量类型、大小、离散程度与变量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感的构成因素可分为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城市环境、地方认同、情感依赖、推荐意向和参与意向7个隐变量;就从业人员而言,地方认同和情感依赖与地方感的直接关系最强,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城市环境次之,推荐意向和参与意向均与地方感的之间关系较弱,且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就旅游目的地城市新区而言,从业人员地方感知和地方依恋水平较低,但却具有积极的行为意向。     

基于网络游记的苏州园林旅游者数字足迹空间响应研究

在线旅游时代的到来正在全方位、全过程地影响着旅游者的行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也对旅游发展业态与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利用网络进行旅游地开发和营销成为旅游地政府、投资者和管理者等旅游地利益相关群体关注的焦点。基于网络环境中旅游者留下的数字足迹,以苏州园林为例,运用ICTCLAS、ROST-CM和Arc GIS软件,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探索旅游者行为数字足迹在旅游地的空间响应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数字足迹在心理空间响应上表现为"从整体到局部、从静态到动态"特征,类型涉及旅游地整体形象、旅游线路感知和旅游景点感知。2地理空间响应在热点、热区和活动轨迹分布上形成"空间集聚、圈层分布和中心放射状"特征。3从响应机制来看,旅游地网络旅游形象影响旅游者决策和空间分布,旅游者在线口碑分享影响旅游地网络旅游形象,旅游者网络行为影响旅游者空间分布。     

基于SEM的休闲避暑地游客满意度及忠诚度关系研究——以重庆市黄水镇为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并以重庆市黄水镇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休闲避暑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及忠诚度关系模型。研究发现:①潜在变量核心服务、基础服务、旅游资源、旅游环境对满意度均呈正向影响,旅游者选择黄水作为休闲避暑目的地主要是因为当地凉爽的气候和舒适怡人的自然环境;②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满意度越高,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忠诚度也越高;③游客的旅游忠诚度表现为积极推荐、重复游览,休闲避暑度假目的地游客的忠诚度更倾向于积极推荐;④游客满意度与旅游期望不存在显著负相关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黄水镇开发休闲避暑度假目的地的管理和营销等建议。     

文化创意旅游街区游客创意体验对重游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前,文化创意旅游兴起。文化创意旅游街区是文化创意旅游的一种呈现载体,游客的创意体验是游客对文创街区体验活动的重要内容,游客的创意体验、满意度及重游意愿之间的关系有待加强研究。以游客的创意体验为视角,以游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以记忆为调节变量,研究创意体验对游客的重游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游客的创意体验对游客的满意度和重游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游客的满意度对重游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是创意体验只部分通过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游客的重游意愿;(3)游客的记忆正向调节独特性体验、情感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4)游客的记忆对学习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记忆对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5)记忆负向调节互动性体验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户外音乐节对旅游地形象的影响探究——基于游客涉入度和满意度

在竞争愈加激烈的旅游环境中,举办节庆活动是城市强化目的地形象和加深游客旅游体验的有效营销手段。以2016年西安草莓音乐节和世园音乐节为例,通过对摇滚背包客进行问卷调查,构建了音乐节的游客涉入度、音乐节的游客满意度、旅游地形象与游客重游意愿四个因素之间的假设关系模型。研究发现:摇滚背包客对音乐节的涉入度和满意度正向影响旅游地形象,前者直接影响重游意愿,后者与重游意愿的关系未得到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可将户外音乐节作为节庆活动中的重点项目,以助于塑造和提升目的地形象,形成品牌效应,推动城市旅游业发展。     

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变化与自然环境变化相关性测度研究

根据不同类型生态旅游者的环境行为差异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寻求开展旅游景区环境教育的具体方案,有利于改善景区的环境质量。通过对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者的问卷调查,根据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NEP得分和K-Means Q型聚类分析,将游客分为三种类型:即严格生态旅游者、一般生态旅游者和偶尔生态旅游者。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的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不同;(2)生态旅游者的行为对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游客高峰时段和游客较聚集的区域较明显,给景区容量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影响;(3)生态旅游者的生态意识与其环境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同时与景区的自然环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品牌形象与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CSSCI

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探索游客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维度,构建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品牌形象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可从食物、环境和服务三个维度进行解释。游客认为环境对饮食文化原真性的感知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食物和服务。2在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品牌形象具有正向影响,品牌形象对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满意度不具有正向影响,品牌形象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满意度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基于分析结果,为"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品牌形象与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探索游客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维度,构建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品牌形象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可从食物、环境和服务三个维度进行解释。游客认为环境对饮食文化原真性的感知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食物和服务。2在乡村旅游中,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品牌形象具有正向影响,品牌形象对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满意度不具有正向影响,品牌形象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满意度对游客行为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基于分析结果,为"袁家村"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影响——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

以地方感、获益感知、成本感知、支持度4个指标为基础,建立我国西北高寒民族地区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支持度的理论模型,通过验证因子分析、探究因子分析法,融入结构方程模型,对多项指标进行参数检验,修正模型中残差值。结果表明:①西北高寒民族地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获益感知的影响比对成本感知的影响更为强烈。②居民地方感对获益感知呈正相关关系,对成本感知呈负相关关系。③居民地方感对当地旅游支持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基于研究结果,针对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贫困现状,从旅游角度为甘南藏族自治州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基于扎根理论的古村镇旅游地微博营销路径研究

以"2017最受网民喜爱的十大古村镇"为研究对象,运用质性研究法的扎根理论对我国十大古村镇官方旅游微博文本进行编码分析,构建古村镇旅游地微博营销路径的概念模型。结果发现,十大古村镇主要从形象塑造—营销推广—客户关系管理三个层面进行营销宣传,即:①从物质形象、服务形象、管理形象、社会形象四个维度塑造良好的旅游形象以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②利用公关宣传、软文资讯和口碑传播等营销推广活动促进旅游者旅游行为的产生。③实施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来维持旅游地与旅游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     

城镇化进程中林改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来自福建省10县域664户农户的实证

以福建省10县664农户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最小二乘估计(OLS)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对城镇化和农户林改满意度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不同教育年限农户和不同社会身份特征的农户家庭影响存在差异性;林改满意度对农户家庭林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影响不显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造林和抚育投入两阶段影响方向不同,对两阶段整体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为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提出积极推进落实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措施、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和建立深化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提升城镇化与林权制度改革综合效用等建议。     

民宿情境下的主客互动研究

旅游中的主客互动是最重要的吸引物之一,民宿则是微观视角下东道居民与游客互动的关键场所,因此提高民宿主客互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通过构建主客互动、游客满意度及行为意愿模型,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研究数据,并应用SPSS24.0和AMOS 2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数据分析,验证了研究假设。结果表明:主客互动的三个层面,即信息互动、服务互动和人际互动均显著正向影响游客满意度及行为意愿,游客满意度显著正向影响其行为意愿,其中女性群体与民宿主人的人际互动对满意度的影响比男性群体大。     

甘南高原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社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选择"旅游获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机构的信任、影响旅游的权力、邻里条件、地方感、旅游创业效能、社会资本、旅游支持度"等10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模型,并以甘南夏河县拉卜楞镇、碌曲县郎木寺镇为案例区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甘南高原地区居民旅游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甘南高原地区社区居民的民族差异、职业差异和社区差异对旅游支持度形成影响;(2)不同社区与核心旅游资源的空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旅游政策获益水平等因素造成了不同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