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WR模型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全面考虑耕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效益,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和持续状况4个方面选取了15个指标,采用均方差决策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2000～2015年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了时空变化规律的探索分析,并运用GWR模型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探究江苏省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寻求耕地节约集约利用模式,为缓解我国人地矛盾,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借鉴。研究表明:(1) 2000～2015年江苏省的耕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呈现出先上升后平稳发展的变化趋势,其时序变化可分为两个不同阶段。(2)苏北地区的县(市)多处于中高度集约利用水平且多为高度水平,苏中地区的状况有所好转,但苏南地区的大部分县(市)整体保持低度集约利用水平甚至不集约水平稳定不变。整体来看,江苏省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 GWR模型能够科学准确地进行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的分析,投入强度是影响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极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持续状况,而利用程度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产出效益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增强。     

基于DEA方法的耕地利用效率分析

引入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测度1997~2004年我国耕地利用效率,该方法可以使用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指标,弥补了当前对耕地利用效率测度只考虑单项投入和产出指标的不足;并将耕地利用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剖析耕地生产效率变化的源泉;最后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耕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7~2004年我国耕地利用效率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平均综合技术效率为0732,耕地利用效率整体不高;从综合技术效率的构成来看,综合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和纯技术效率基本一致,这表明耕地利用效率的变化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的变化引起的;同时各个行政区间的耕地利用效率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影响耕地利用效率的因素很多,按照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是：耕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JP2〗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不同利用类型土地投入产出效率的比较分析——以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为例

以1990-2005年江苏省耕地和工业用地数据为基础,运用C-D生产函数和概率优势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关系.结果表明,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既定的条件下,不同利用类型土地的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明显差异,耕地数量每增长1%,耕地产出增长0.297%;工业用地数量每增长1%.工业用地产出增长0.392%.但土地产出效率的差异,主要是由单位±地上资本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的差异引起,并且某一利用类型土地产出效率的优势也只是一定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意味羞工业用地产出的增长并不能单纯地以耕地减少为代价.因此,保持不同类型土地数量的平衡,以资本和技术投入代替土地数量投入,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产出效率研究

根据我国粮食主产区11个省1990~2004年地均种植业产值、地均劳动力及各种农业生产物质的投入情况,以耕地产出效率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计算出各省历年来的耕地产出效率值。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耕地经营仍以人力与物质成本的投入为主。与机械化生产相比,化肥等化学和人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更能与小规模农户经营的体制相适应;我国耕地产出效率的整体水平不高,耕地的实际产出与现有投入水平下的潜在产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省际间耕地产出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且其差距有着缩小的趋势;近15年来,我国耕地产出效率虽然逐渐提高,但提高的速率却在下降。表明我国现阶段的农业高产需要依靠大量物质投入来维持,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继续增加物质上的投入对耕地产出效率的提高意义不大。因此,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依靠生物技术的进步,即作物品种的改良来提高耕地的产出,是提高我国耕地产出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质量变化的初步研究——以锡山市为例

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质量变化的监测是区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重点领域。锡山市位于太湖平原北部，其耕地质量变化过程反映了长江三角洲腹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耕地现状和发展趋势。本研究以锡山市为典型区，依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多年土壤监测数据和有关耕地系统状态的统计数据，结合研究区耕地状况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支持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指标体系分析了该区耕地质量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该区耕地系统的发展总体上是可控的、有序的、但是耕地系统产出能力的稳定性呈下降趋势，系统高水平投入的维持面临较大的压力。鉴于人口增加和耕地持续减少的态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逆转，耕地占补的质量差异因素，是该区能否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关键所在。     

江苏省耕地资源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根据江苏省不同来源耕地数据差异,适当修正得到1949~2006年耕地数据序列,引入耕地变化率、耕地分布重心等指标,研究江苏省近60年来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然后运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并建立耕地数量变化的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江苏省耕地面积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变化过程;苏北滨海平原区、中部里下河浅洼平原区及宁镇扬低山丘岗区耕地有所增加,而苏南长江三角洲平原区耕地则急剧减少,耕地重心呈现向后备资源丰富、人地矛盾较为缓和的地区移动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农业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预测2020年江苏省耕地总量45449×104 hm2,人均耕地0053 hm2;要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江苏省必须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地块尺度耕地质量评价与方法探讨--以湖南省浏阳市为例

耕地是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土地,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经济系统。影响耕地质量的主要因素通常有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区位因素等,通过耕地质量影响因子的分析并建立衡量耕地质量变化的指标体系,对耕地逆转趋势的早期预警与耕地质量问题的及时发现,是非常必要的。从耕地质量状态、利用效率和耕地压力3个方面入手,运用SPSS软件对影响湖南省浏阳市耕地肥力的众多因素因子进行了取舍,并综合考虑地块区位、交通条件等状态因素,建立了耕地质量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结合地块上作物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来自外界环境的耕地质量压力建立了基于地块尺度上的县级耕地质量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对各指标因子的选取与量化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并以湖南省浏阳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of natural capital and ecosystem services for the US National Forest System

The National Fo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ncompass 192.7?million acres (78?million hectares) of land, which is nearly five percent of the total land area of the nation. These lands are managed by the US Forest Service (USFS) for multiple uses, including extraction of timber, production of fossil fuels and minerals, public recre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clean air, water, and soils. The USFS is interested in valuing the natural capital within, and the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ir lands. This is in part to justify expenditures in a time of limited resources. We used emergy and a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pproach, to quantify the ecosystem services, the exported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National Forest System (NFS) lands, and the natural capital residing on those land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using emergy provides a method to value these flows of services and storages of capital using a common biophysical unit, the solar emjoule and its monetary equivalent the emdollar. We compare emdollar values to economic values gleaned from the literature. In 2005, the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ded by USFS lands were equivalent to 197?billion emdollars, and the value of NFS natural capital was 24.3?trillion emdollars. Our evaluation suggest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dget allocation for the NFS ($5.55E+09 in 2005) was well spent, protecting 24.3?trillion emdollars in natural capital and insuring annual ecosystem services totaling 197?billion emdollars. Monetary values for some natural capital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re similar to emergy-derived values (resources like fish, wildlife, water, and firewood extracted from forests), and others are widely different (biodiversity, fossil, and mineral resources). There is large uncertainty associated with computing the environment’s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whether using emergy or accepted economic techniques; yet, the magnitude of these emergy-derived estimates suggests that even with the uncertainty, the values are significant and monetary expenditures for the Forest Service are justified.     

武汉城市圈城市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动态研究——“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的比较

运用索洛余值法量化测度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2000~2006年和2007~2012年)各县区的TEP以及资本、劳动、土地、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促进武汉城市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提升土地要素产出效率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土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低,中间投入品的影响微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实验区的规划设置提升了土地要素供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城市土地扩张的产出效率有所增强,但在要素投入中仍显微弱、增幅较小,ΔES与ΔTEP的差距与对应区域产业结构对土地投入的依赖性呈反比。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继续推进技术革新,加大对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及优质人才的吸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大力推行政策扶持以提高土地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以城市圈为整体统筹规划城市用地的供给,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制定差别化的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政策,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在作用原理及机制上集约利用土地。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收敛性

传统单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指标,只是能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无法测度其他的投入要素组合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忽略了GDP产出是由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相互可替代的要素投入共同组合的结果,具有比较明显的缺陷。而DEA模型可以综合考虑能源、资本和劳动因素以测度我国能源效率。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分析比较了1995-2006年各个省份、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由西到东逐步提高,且全国和三大区域的能源效率在1999-2002年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对全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的分析,发现我国整体和东中部的能源效率呈现向一个稳态收敛的发展趋势,而西部则有微弱发散的趋势。     

丹江口库区化肥施用控制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

为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减少氮、磷流入水体,可考虑以生态补偿方式鼓励农民将部分土地休耕或退耕。利用样本调查的农户微观数据,估计了丹江口库区主要农作物小麦、玉米、水稻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经验函数,计算了库区农田平均生态补偿标准。结果是:基于2008年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和市场价格,种植小麦须补偿259.69元/亩,玉米须补偿331.64元/亩,水稻须补偿567.31元/亩。为减少补偿过程中的政府强制行为和信息租金,可考虑将农户土地按历年产量进行评估后分成多个等级,每一等级支付该等级土地最高净收益。本文将每亩作物净收益即每亩劳动收入和地租作为农田生态补偿标准,这一计算标准是基于农民遭受的损失,属于保留效用,是农民谈判的起点。如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有利可图的,可进一步将工程的部分净收益分配给维护生态系统、保护水质的库区农民,具体分配的份额则取决于当地农民的谈判力。     

内外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比较

国内外学者大多忽略内资而单独研究外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碳排放核算公式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异质性角度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按内外资企业分类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基于2002—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经典的Moran’s I指数、局域LISA集群示意图进行了全局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了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存在不可忽视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内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增加碳排放,其中技术进步因可能的回弹效应而对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带来正向影响;3与外资相比,同等幅度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多,而等量劳动投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少;4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均为最大,而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则相对较小。从"两害取其轻"这一相对意义上来看: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才是2002—2014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更大推手。由此认为:首先,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应当以"联防联控"的治理思维来抑制碳排放增长,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思维;其次,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更加重视回弹效应;最后,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态度来对待内外资企业,避免"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