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

将生态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突出特征之一,因此中国政府施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南北方经济差距也引发广泛关注。利用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以市场力量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消费型第三产业和生产型第三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这种产业结构优势能够将环境改善带来的正外部性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生产型第三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使得数字经济在南方地区优势产业门类推进迅速。门槛模型分析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地区起抑制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南北方经济发展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但南方地区强度明显优于北方,这使得南北方经济差距呈放大趋势。因此,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需要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机遇的同时,推动环境改善产生的环境红利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     

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资源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必然矛盾,而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范畴。该研究以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变异系数法与熵权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对模型变量进行筛选,利用对异常值不敏感的惩罚面板分位数回归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协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具体而言:①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地区(0.1分位点)政策2与政策3的组合协同效果最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3种政策组合的协同效果最优。②政策协同整体上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U”形影响,即随着政策协同度的不断增大,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先降后升”趋势。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政策协同的产出弹性值未越过“拐点”,一定程度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结论支持“遵循成本说”;然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其产出弹性值均越过“拐点”,随着政策协同度的增大,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结论支持“创新补偿说”。因此,为降低地区间的差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应加强合作,不断促进政策间的协同效应,提高政策组合效率,这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从而促进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污染物质排放减量化环境综合政策的模拟分析与评价

本文基于大城市周边城镇地区水污染加剧的问题,构造了适于中国大城市周边城镇地区经济社会特点的综合经济环境评价模型,并通过计算机模拟实验实现水污染物质最小化的综合评价。本文选取北京市某郊区县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变化情况,评价现阶段在广大农村实行以湿式发酵技术处理为主的综合环境改善政策的环境改善效果。通过模拟实验结果得出,仅通过推广包括一般的湿式发酵处理技术在内的环境政策并不能解决现阶段城镇地区水污染加剧的问题,必须引入更加先进的处理技术降低水污染物质排放量才能同时实现水污染物质减量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     

苏南现代化进程中的遥感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以苏、锡、常地区为例

地少人多的广大苏南地区早在６０年代已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随着苏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开发和利用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地矛盾、人与空间的不协调日益严重。改善投资环境、合理利用城市土地、促进苏南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更好地实现土地利用的动态监测。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本文以苏、锡、常地区土地动态变化研究为背景,采用人机交互式解译遥感图像,将多时相遥感信息进行复合,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分析处理并输出图件。并对苏、锡、常地区的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点、各类型变化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实践证明,该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农村发展的可持续走向

从三种生产的视角看，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方向是指农村发展趋向于三种生产的和谐运行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稳定演进。获得“经济-社会-环境”整体高效益。资源环境问题是与一定的发展模式相伴而生的，针对中国农村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城乡整体、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三种生产的状况，提出改善中国农村发展状况的对策。     

中国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度研究

东部地区农业污染已成为我国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该研究对于推进与环境相协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建设美丽乡村"具有战略指导意义。首先建构了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模型及耦合度评价类型;然后基于环境压力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污染风险评价指标,以及农业经济水平、强度等方面农业经济系统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及其空间格局。东部地区农业环境-经济耦合空间发展不平衡,大致可划分为5大类型区,农业污染风险高且环境-经济耦合度较差的地区主要在冀北、冀南地区,鲁西北、鲁南地区,苏北地区、闽南地区及粤西地区等,这可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趋势与问题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地区。在持续十几、二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该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已经基本形成城乡一体化、城市连绵化的格局,为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该地区将继续担负我国国际竞争力提升和国内经济发展示范的重要作用。然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缺口较大、耕地流失严重、粮食安全问题、产业发展空间受限、生态环境恶化等已成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分析该地区发展状况与问题的基础上,从协调经济、环境与社会的角度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环境分权与区域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途径,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是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环境分权出发,探索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管理权责分配关系。将环境分权纳入环境与经济整体分析框架,引入财政分权指标,探索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内在作用机理,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区域绿色发展空间正向溢出显著,本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将促进其他区域的绿色发展。②全国层面环境分权、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监察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③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互动效应整体为负。在地方环保部门拥有较大环境管理权力的同时,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提高将造成区域绿色发展的恶化,其影响大小又与环境管理权力的类别相关。④不同地区环境分权的经济环境效应存在差异。随着国家对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但环境分权与财政分权结合所得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为实现中国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在考虑地方财政权力的基础上,从区域差异与环境管理权力类别差异两方面入手,建立差异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人员数,以此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网络;另一方面,环境行政与监测权力应适当下放,环境监察权力应适当上移。同时,应下放环境保护责任,增加环境转移支付,在实现地方权责匹配的基础上弱化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的联动效应。     

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

改善人居环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以人类住区发展为出发点，分析了我国人居环境的现状和住区发展面临的问题，指出改善人类住区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走一条科技、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行动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分维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总体来看,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分维度指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对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②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③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适宜的范围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丹江口库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湖北省丹江口库区为例,首先定性分析库区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与问题,认为库区移民安置工作困难,库区可持续发展受到限制;经济增长缓慢,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化水平较低,库区社会矛盾突出;自然资源丰富与开发不足并存,库区淹没加剧土地资源稀缺;环境质量较好,生态基础脆弱。然后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1999～2005年库区可持续发展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库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从1999年到2003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却从2004年开始缓慢下降;而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子系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最后针对定性和定量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做好库区移民安置,实现移民稳定就业;减少和消除移民贫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解决库区社会矛盾;发挥水资源优势,改善库区生态环境。     

20世纪90年代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过程分析

长江流域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之一，以统计数字为基础，分析了90年代长江流域经济发展速度，上中下游发展的差别，产业结构转换及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过程，研究表明，长少流域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上升，但增长方式以粗放方式为主，一方面是依赖于大量资金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依赖于消耗大量资源，并以牺牲部分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上中下游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向合理化方向发展，深层次问题不容忽视，入世后产业发展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外向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外向度水平仍然较低，区域差异明显。     

赤水河流域产业状况与综合流域管理策略

赤水河流域位于川、滇、黔3省接壤地带，流域面积 18 932 km2，流经贵州、云南、四川的13个县市。目前，赤水河流域依然是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水质最好的一级支流。促进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地区在进行流域管理的难题。通过研究发现，赤水河流域上、中、下游具有显著的产业特点。上游主要以煤电行业为主，污染大，过度垦殖导致水土流失严重；中游以优质白酒为主导的轻工产业为主，但政府发展规划上却突出了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下游地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开展了初步规模的自然生态旅游，但在产业发展上受到上、中游地区的严重影响和限制。因此，流域的产业发展对整个流域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很大，而现行的流域管理却忽视了产业布局的整体考虑。通过赤水河流域环境问题和产业发展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综合流域管理的思想，提出建立全流域统一的环境保护机制的策略，把流域的环境特点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促进流域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试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四者的协调发展包括“有限协调发展”和“完全协调发展”两个层次,其实质是弱化、消除其间的消极关系和消极影响,同时充分利用和促进其间的积极关系,实现四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协调发展战略”应以不影响长远的持续发展为前提,把经济发展置于中心位置,强调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同时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     

在三峡库区腹地设立"白帝城" 市的战略思考

奉节“白帝城”位于三峡库区集聚贫困地区的腹地、是典型的“富饶的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形环境、交通设施的水平限制和行政区域的分割,形成了三峡地区腹地典型的“鞭长莫及”的贫困地区,社会及经济发展缺少大中型城市的辐射作用。因此,建立“白帝城”地级市,形成新兴城镇网络体系,是调整库区腹地城镇空间布局结构、实现库区生产力布局科学化、促进当地资源深度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当地“富饶的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为此,提出了加深认识是前提,科学规划是条件,联动开发是途径,行政整合是力量,政策倾斜是保障,产业调整是动力等一系列对策及建议。     

丹阳市沿江三镇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丹阳市沿江毗邻的界牌、新桥、后巷三镇自1978年以来,坚持经济建设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社会事业并举,走出了一条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十多年来,三镇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村镇建设日新月异,人均耕地有增无减,资源得到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卓有成效,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已具现代化雏形。三镇的实践给我们下了深刻的思考,即实现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加速村镇建设、加强政府调控。     

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研究

陆海联动是发展海洋经济的新思维，也是解决沿海地区海陆经济发展和环境矛盾的一个有效措施，而流域是陆域上最接近海洋的部分，实施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是实现陆海统筹发展的前提；促进流域 海洋联动发展、将内陆 流域 海洋互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思路是实现陆海联动的最佳途径。在分析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背景、意义、基础、效应等的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定量刻画了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关联程度，指出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关联度、海洋第三产业与流域第三产业关联度以及海洋主要产业与基本流域第二产业关联度等都非常高。最后从规划编制、建立流域 海洋互动产业网、发展海洋科技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流域经济与海洋经济联动发展的建议     

论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和提升

小城镇作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城镇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研究我国小城镇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小城镇经济发展的认识,帮助政府部门从更高的层次制定小城镇经济发展战略.本文界定了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探讨了培育和提升小城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并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基础设施、软件环境、创新能力及产业集群等方面对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进行分析;针对小城镇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优化小城镇发展环境,完善小城镇创新体系,增强小城镇产业集群的发展等建议;得出了发展小城镇经济的关键是要增强其竞争力,而要保持小城镇经济持续的竞争优势,关键在于小城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的结论,为促进我国小城镇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与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部地区水环境污染及其防治建议

我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6省,中部地区整体水资源丰富,河湖众多,但由于在地区水资源开发中,过于追求地区的产值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遗留下不少的水环境问题,如水体富营养化现象加剧、地下水水质污染程度进一步加重、水生态平衡失调以及其随之带来的中部地区水质型缺水问题。同时中部地区整体污水处理能力较弱、工业工艺流程水平较之东部发达城市较为落后,使得中部地区在社会、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的前提下污水排放量和污染物含量也迅速增长,加之中部地区水环境保护措施的执行力度都较差,这也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带来负面影响。根据中部地区水环境现状预测近、中期区域内各省废水排放趋势,分析中部地区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并给出合理的防治措施以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分析

开展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提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全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参考大量城市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发展、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生态环境质量4个方面,选取18项代表性指标,建立了城市循环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综合指数,并对其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②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由城市群外围向中心逐渐递增;③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循环经济水平呈不规则“W”变化。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乡镇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最后,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循环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