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鼓励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是当今国际社会重要的政策导向之一。本文从法律赋予公民环境权、环保团体在环境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环境影响评价中强调公众参与三方面来介绍英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一些做法，探讨其对中国环境管理中公众参与的启示。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之道: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

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对环境管理提出的需求出发．论述了环境管理制度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的必要性．分析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而依据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特征．提出环境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转型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必然性．认为产权缺失是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有效环境权益结构的构建是实现环境资源公共管理的基础。     

建议设立“环境权益保护日”

1　环境意识与环境权益环境意识是人们主观上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和为此采取行动的意愿程度的一种表现形式。较高的环境意识不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同时从环境政策角度看 ,还能降低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 ,因为环境意识越高 ,环境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阻力就越低。事实上 ,作为环境政策实施主体的国家立法机关和各级政府机构 ,一直都非常重视环境意识的作用 ,一再强调要不断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对于提高环境意识 ,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不断接受熏陶和教育的结果。我国一直有“环境保护事业是从宣…     

环境损害的法律定义研究

结合近年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从环境权益的角度,深入剖析“环境损害”的现象与实质,兼与“环境侵权”、“环境侵害”辨析,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为制定我国《环境损害赔偿法》界定“环境损害”的法律定义。     

环境政策边缘化现实与改革方向辨析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环境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主流。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因而呈规出边缘化特征，表现在环境政策的末端管理特征、尚未建立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公平与效率准则未纳入政策设计过程、缺乏综合绩效评估、环境投资总量不足与低效率等。从政策的设计、作用环境、作用对象、作用范围的变化分析了边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所导致的中国环境保护的误区和问题．包括技术、经济．生态、社会效率的分离．环境资源的区域配置低效率、近动式管理以及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的偏离等。本文提出改变现存问题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基于环境权益以及全成本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并分析了需要解决和突破的关键性理论和实践问题。     

浅论国家环境权

随着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公民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环境权理论迅速发展。国家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权。在环境法理论逐步变革和权利内涵不断演进的趋势下，已成为法学界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通过分析国家环境权的国内、国际法律基础。论证了国家环境权的确立。利用类比的方法。阐述了国家环境权与其他宪法权利的不同之处。从权利义务的对等统一和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重新归纳了国家环境权的内容。初步构建了国家环境权的基本理论框架。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

了解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对于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已有调查报告中发布的数据为基础,从公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3个方面对比分析1998-2007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采用综合评估法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预计未来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将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因此,建议未来应加强农村和低教育群体的环境认知教育,激发企业的环保积极性,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     

论紧急状态下的个人环境权及其保障

个人环境权在宪政语境下应为一项基本人权,虽然它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但这是毋庸置疑的.紧急状态为宪政的非正常状态,非常态下的基本人权理论应不同于常态,个人环境权应有所限制.但是,由紧急权力的自身属性所造就的环境权危机而导致的对个人环境的侵害,也应当得到救济.在紧急状态下,对于个人环境权的限制应当遵循行政应急性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正补偿原则、监督与救济原则.在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救济亦不应等同于一般情形下的权利救济方式,这里至少包含了三种形式:正常秩序所排斥的私力救济方式:正常状态所喜好的ADR救济方式;包括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三大板块的公力救济方式.通过对国家紧急权的约束以及三大救济方式的协调,以期获得紧急状态下个人环境权与国家紧急权力的张力平衡.     

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意识和社会背景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采用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公众环保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陈述的环保行为整体得分尚不及格,但较1998年的全国平均得分有大幅提高;环保重要性、环保知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差异在个人环保习惯中表现突出,在公共环保行为中并不显著;收入、年龄、环保意义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从个人环保习惯路径分析模型发现环保重要性是最显著的中介变量.最后,文章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保重要性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知识水平,且以女性为突破口来带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环保行为     

论环境刑法法益的结构

环境刑法法益的结构分为传统法益和环境法益。传统法益与环境法益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与联系。在环境刑法法益结构中,环境法益遭受来自传统法益的诸多困境。环境刑法法益结构需要依靠环境法益突破传统法益束缚的方式来进行优化。优化环境刑法法益结构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环境法益的适度扩张的路径来实现,具体化为环境法益的立法扩张和司法扩张。     

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由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以及为数不多的基层环境保护派出法庭构成。目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采用"三加一"模式、"三合一"模式、"二合一"模式以及单一模式等四种审理方式,在缓解环境案件审判压力、公正审理环境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境司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亦应注意到,现有的环境法庭存在诸多问题:基层人民法院缺少法定权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缺少设立环境法庭的程序性依据,致使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合理的机构建制,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不甚科学;受案范围有限和受害者起诉意愿不足,致使案源不足;特别程序缺失,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审判人员专业性不强,致使支持保障机制不健全。为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庭:首先,为环境法庭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环境法庭的设立、职责定位及基本权限等事项,将环境法庭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其次,健全环境法庭体系,着重健全环境法庭审级设置,同时完善地域管辖;再次,改进审判模式,健全"多审合一"程序;再次,拓宽案件来源,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扩大受案范围,完善鼓励起诉机制;最后,完善支持保障机制,针对一审程序设立专业陪审员,针对二审程序设立专家委员会。     

国家环境可持续能力的评价研究:环境可持续性指数2005

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发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I）可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为其后代人保持良好环境状态的能力，也可考虑作为环境决策的基础之一。其研究处在现有环境可持续指标体系研究的国际前沿水平。本文简介了ESI的进展与内涵；阐述了2005ESI的指标设置、方法学及其改进；列举了2005ESI用于146个国家或地区环境可持续性的测试结果及其政策建议，分析了中国得分很低的原因，最后，概要评述了ESI的特点和进一步发展方向。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环境规制的界定、分类与演进研究

受Chipko运动启发,本文对环境规制的内涵做了重新界定.基于这一界定,将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其中,显性环境规制又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性环境规制和自愿性环境规制;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内涵与特征等,着重提出了隐性环境规制这一全新范畴,并对其涵义、生成与作用模式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从规制主体、规制对象、规制成本和效率等方面探讨了不同环境规制闻的联系与区别;研究了环境规制的演变过程.本文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而言,对隐性环境规制的探索,可能扩大了政府环保策略的选择与运用空间;对企业来说,则打开了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环境规制黑箱",丰富了人们对企业环境决策变量的认识,为改善和优化企业的环境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环境承载力理论在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应用

环境承载力分析是区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方法之一。对环境承载力的合理分析，能够反映区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程度，准确地评估区域规划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使评价更具科学性。在环境承载力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定的指标体系，结合发展变量与限制变量之间关系的描述，研究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利用强度，由此提出了一种更为直观的环境综合承载力量化方法——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并将其应用到广州市南沙国际汽车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为该规划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该方法能够准确反映区域规划对环境的影响，为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论环境科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环境”、“环境系统”与“环境质量”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性,分别给出了它们的科学定义。力图澄清和纠正目前流行的许多混乱甚至是错误的看法和提法,希望能引起环境科学界对环境科学基本理论研究工作的关注和兴趣。     

环境公平、环境效率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20世纪80—90年代产生的环境公平概念自然成为其题中之义，并成为其“中心问题”，即居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地位；之后又出现了环境效率概念。本文在介绍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环境公平、环境效率的概念，并对环境公平居于可持续发展中心地位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环境载荷与环境压强:环境压力指标及应用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压力与其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决定了该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况。因此．测度环境压力和承载力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和生态承载面积。可以构建出一个国家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工业国家的环境载荷和各环境压强总量指标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的国内环境总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五国的最低端。与奥地利相近；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除日本不明显外．其余四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1975—1996）均显示出“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为此．最后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简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