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与评价研究

国家对草原生态特别是西部牧区的生态保护高度重视,相应出台草原生态奖补等措施,打破了西部牧区传统畜牧业生产中人、草、畜的要素安排模式。如何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实现西部牧区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的协调统一,已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为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青海省从2008年开始在牧区六州试点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了牧区外部性的内部化从而形成牧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功能协调发展。本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就青海省2008-2010年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益构建AHP评价模型。建模过程中,将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评价分成三个层次;将政策效应评价指标分为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三个方面,具体包括畜牧业产值、种羊场能繁母畜数、种牛场能繁母畜数、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牧业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中农村牧区存款、牧区县定居牧户数、草原建设人工种草当年新种面积、草原建设围栏草场面积等9个细化指标。通过模型分析显示,2008-2010年生态畜牧业政策效应评价排序结果为:12010年0.643 0,22009年0.220 1,32008年0.136 9;2010年和2009年政策效应均优于2008年政策效应,2010年政策效应最佳。模型分析得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生产发展、生态好转、牧民持续增收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新常态"下畜牧业发展的重要选择。     

草畜平衡补偿政策的受偿主体差异性探析——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

草畜平衡制度是我国草原利用和生态保护的基本制度,国家对实行草畜平衡的牧户进行生态补偿。对不同规模牧户草畜平衡差异的理论演绎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家庭人均草场经营面积正向影响牧户草畜平衡状况;中小牧户是超载过牧的主体,承担更多的减畜任务。而现行补偿政策与牧户草原承包面积挂钩,暗含不同牧户超载过牧程度均质的前提假设,补贴因而没能向更需要补偿的中小牧户倾斜,不利于他们实现草畜平衡。弥补牧户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损失、协调草畜平衡保护生态和增加牧民收入的政策目标,应该摒弃补偿与草场面积挂钩的做法,转为向中小牧户倾斜的收入支持政策。而根据经营规模区别补偿牧户,本研究证实牧户人均草场经营面积由于纳入了家庭供养人口信息,比经营草场总面积对草畜平衡状况的边际解释力更大,因此,依据户人均草原经营面积进行补偿比经营草场总面积更为科学有效。实现草畜平衡的根本还在于把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路径

草原牧区面临加快经济发展和保障生态安全的双重重任,本文探讨了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路径,提出草畜平衡政策要以压缩牧民数量为核心,积极引导过剩牧民进行产业转移,鼓励牧区牧民进行联合经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要建立生态补偿基金,为生态恢复和保护提供长效资金保障。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根据环境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具有外部经济性。使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的主要手段是“调节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 ,即由政府向公众征收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费用 ,而“建立市场”型的环境经济政策———明晰生态公益林的产权、承包经营权 ,则是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外部性内部化和生态公益林有效管理的需要。广州市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中存在的建设管理资金不足、林地的使用权分散、对林农补偿的数量难以确定等问题 ,有待于上述两种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     

黄河上游玛曲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算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设计

黄河上游玛曲草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意义重大。本文参考Costanza等人提出的方法和谢高地等人的研究成果估算了玛曲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为96.25亿元／年，远高于经济产品1.93亿元／年的现价。基于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要求，提出了以改变超载过牧为目标、以生态补偿为核心内容的草地生态系统管理的政策设计，生态补偿的标准应不少于0.93亿元／年。生态环境管理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产业开发和产业转型、生态移民和牧民定居、草场管理、技术推广以及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等。     

后禁牧时期农牧交错带草场利用和管理的探索——基于对宁夏盐池县开牧试验的实地调研

禁牧政策实施以来,草原上违规放牧现象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显性的禁牧政策文本与隐性的偷牧行为间形成僵局,禁牧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亦受到质疑。为打破僵局,探索禁牧草原的后续利用和管理,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进行了开牧试验。通过对开牧试验村以及非试验村8个村庄4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研究发现开牧试验方案恢复了农户草场使用权并实行鼓励社区参与的草场管理机制,农民的滩羊养殖行为、草场使用和管理行为都发生了改变,在保证草场质量的同时农户生计得以改善。社区资源禀赋、社区精英、明晰的产权、草场管理行动的制度化、政府的监管与奖惩结合是草场社区化管理的影响因素。开牧试验启示要实现草场管理政策的可持续性,应注重草原生态保护和农户生计发展的兼顾、草场使用权的恢复、管理方案的弹性、社区参与的管理机制和生计替代政策。政策僵局的打破不能依赖于政府的数量可观的生态补偿,而需要借鉴开牧试验的经验,在更为综合的市场框架下建立纳入个人承诺和社区管理的草场使用制度。     

牧区草原有了生态保护规划

如何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资源状况 ,是实现牧区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日前 ,由水利部编制完成的《全国牧区草原生态保护水资源保障规划》 ,将为全国牧区草原生态保护水资源提供科学的规划。由水利部组织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及各牧区省水利厅等单位专家编制的该规划 ,近日由水利部水利规划总院审查通过。规划根据牧区的自然地理特征、草原类型、水土资源条件等 ,将全国牧区划分为 6大区域 ,针对各区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特别是水资源短缺 ,提出了科学的牧区草原生态保护水资源保障规划。规划明确提出 ,要发挥“建设小绿洲…     

草原生态补奖背景下异质性资源禀赋对牧户福利变动影响研究

在维系草原生态平衡框架内,凭借现有的资源禀赋实现牧区的经济发展和牧民的福利增进,是牧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已有生态补偿和人类福利研究的基础上,对草原生态补奖后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6个福利维度20个因子在内的牧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考察草原生态补奖前后内蒙古边疆牧户福利变动情况,剖析家庭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异质性资源禀赋约束下牧户的福利差异,为建立牧户福利持续提升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后牧户的福利水平提高了0.017,但牧户总体福利水平依然不高且仍有提升空间。②牧户福利水平的变动,受牧户拥有异质性资源禀赋的制约。从横向看,对牧户福利变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金融资源禀赋、家庭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源禀赋。从纵向看,补奖后家庭资源禀赋更丰富的草畜平衡型牧户比禁牧型牧户的福利状况更好,牧户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生计多样性指数愈大、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牧户的福利水平越高。③与补奖前相比,补奖后牧户间福利分配差距拉大。为此,建议对于不同资源禀赋的牧户,有针对性地适当加强资源倾斜,转变补偿制度,因地、因户采用多元化的补奖方式,转变牧民观念,以期持续改善补奖后边疆牧户的福利状况,缩小牧户内部福利分配差距。     

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

近年来草地租赁市场在牧区出现并逐渐发展。然而,作为调节牧户资源的市场制度,其对草原社会生态的影响莫衷一是。Agent-based model(ABM)是社会科学领域先进的定量分析模型,可用来模拟复杂环境中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及作用结果。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内蒙古牧区“人-草-畜”关系,揭示了牧区社会生态的复杂性,之后在此基础上,运用ABM模拟草地租赁中“人-草-畜”关系,通过调节干旱发生概率及牧户草地出租意愿,分析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对草场退化及牧户生计的影响。为了更合理地展示和模拟牧区实际,本文结合2015—2016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的调研数据和部分文献、年报数据,对ABM中相关的参数进行设定,构建了用于模拟干旱冲击下牧区草地租赁的模型:①控制干旱概率,调节出租意愿的模型结果表明,在一定的干旱冲击下,草地租赁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缓解干旱导致的草地退化,提高牧区草场的总体生产力,并提高参与租赁户的生计水平。②控制出租意愿,调节干旱发生概率的模型结果则表明,当干旱加剧时,仅有单一的草地租赁制度无法阻止草场退化和牧户收入下降,草地生态及牧户收入仍然会受到干旱冲击的较大影响。因此,完善草地租赁市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旱冲击对草地退化的影响,提高牧户收入。但为了保障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性,还需发展牧业合作社和草地合作小组等其他制度。ABM可以通过对现实变量的参数化来模拟现实状况,对指导类似草原牧区等存在多个主体交互关系的社区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

"公地悲剧"是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面临的经典问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围绕治理"公地悲剧"的学术探讨中,诞生了公共事物(Commons)治理的新兴学科方向。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是解决"公地悲剧"问题的关键,集体行动理论由此成为公共事物治理知识体系的精华。文章评述了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理论进展,通过对集体行动的概念、经典理论框架、具体影响因素及机制的系统梳理,为人口和资源环境管理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文章还分析了公共事物治理研究在我国的现状和前景,认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一,聚焦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和本土实践,开展更多中国情境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研究;第二,关注城市社会和数字时代的新兴公共事物,推动城市空间和数字空间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第三,重视集体行动中的微观个体行为与动机,积极运用实验方法,引入行为心理学视角,探究集体行动的微观机制;第四,应对新技术给公共事物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探讨如何利用新技术增进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公共事物治理理论、方法和政策上的不断提升,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下的"公地悲剧"问题做出越来越多的知识贡献。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概念、类型与适用

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作为一种与命令控制型进路相对的环境政策工具,最初与污染问题相联系而出现,之后扩展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被认为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市场失灵,为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正向激励,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填补生态保护资金缺口。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概念、类型和适用的考察,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概念虽频繁出现,但界定过于宽泛模糊,几乎泛指所有带有价格成分的工具;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类型划分并不一致,基于归纳的类型划分将现行市场化工具归纳为基于价格的机制、基于数量的机制和市场摩擦机制三类,而基于演绎的类型划分,则将市场化工具分为直接市场交易、许可证交易、反向拍卖、科斯类型协议、调控价格变化和自愿性价格信号六类;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的适用需要以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化为前提,受制于制度背景,并且应当针对市场的弊端予以法律规制,确保交易能够真正提供环境效益;市场化工具的选择不仅有赖于数字运算,还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并予以权衡,同时综合运用各种市场化或非市场化工具。中国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应当把握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和商品化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这一实质,理解缓解银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反向拍卖、生态标签和生态认证等典型市场化工具的运行机理,明确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化工具适用的前提和规则,更好地发挥市场化工具的积极功效,从而实现特定的环境政策目标。     

生态补偿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处理环境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主流的生态补偿科斯框架理论性太强,实践者往往无法模仿其构建的假定运行条件,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使其难以推广与实施。为了促进生态补偿从理论走向实践,本文立足于国际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深入分析了生态补偿科斯概念的理论基础以及积极激励与条件性两个核心标准,系统总结了生态补偿科斯概念在实践中面临的自愿性难以完全满足、条件性难以完全遵守、生态系统服务难以完全界定、效率和公平分离等挑战,提出在实践中应考虑生态补偿执行的复杂性与约束性,研究中应关注生态服务的形成与供给机制、生态补偿融资机制与支付机制、补偿对象空间定位、激励方式选择、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泄露、额外性与不正当激励以及中介机构的影响力等关键问题,应力争将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观点一致起来,在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建立更包容的对话机制。     

草原生态补偿: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和依据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周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述"草畜平衡奖励"对于后续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地调研,对草畜平衡奖励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研究结果显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草畜平衡的实现包含了两种活动类型,一种是原本超载的地区和牧户通过减畜来实现草畜平衡;另一种是原本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避免出现超载的情形,两种活动类型需要区别对待,前者的补偿是必须的,在一定的政策设计下,后者的补偿不一定是必须的。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产生了错误瞄准的问题,难以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超载程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不能单独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与草场承包面积相结合才能综合反映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并不是鼓励超载这种现象,而是为了超载主体能够实现有效减畜所做出的合理补偿。     

市场结构与环境污染外部性治理

本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福利影响,与传统经济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新的解决思路.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竞争优于完全垄断,但是如果发生了市场失灵,对整个社会来说完全垄断就优于完全竞争.为此,本文针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现实,进一步深入探讨环境污染外部性的福利效果,重新考察庇古税和科斯定理作用的约束条件.虽然我们依据完全竞争市场与负外部性会得到产生过多污染的结论,其解决方法是征收等于外部性的边际社会成本的税收,但这并不适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甚至是错误的.因此从负外部性角度看,我们发现不竞争市场结构可能产生高于或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产出和污染,虽然通过征税让企业负外部性内部化,竞争性市场的产量就是社会最优的水平,但这并不适合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我们只有将市场势力、产权和庇古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及其内部化

流域是地表水的集水区域。流域问题的本质是水。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核心。流域开发是以水资源为先导和主体的综合资源开发。实现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就是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外部性是流域开发的基本特征，水资源的特性决定了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实现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内部化是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现流域开发外部性内部化，必须界定流域资源产权，明确流域开发主体；建立税收－补贴体系，对水资源合理定价；坚持“排污者付费原则”；建立流域水资源市场，实现水资源资产化管理。同时，政府要加强流域的管理；建立健全水资源保护与流域开发的法律体系；普及保护环境和水资源的教育，建立节水观念；支持和鼓励流域开发企业实行外部成本内部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基于水足迹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研究

流域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系统的整体性以及资源外部性等特征要求各相关区域应共同承担环境保护.如何衡量各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环保投入的关系,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已成为流域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运用水足迹理论和方法,界定流域水足迹内涵,通过反映流域沿岸各区域水生态服务耗费情况判断分析水生态系统安全状态,提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流程及不同情况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从而客观、准确地量化流域生态补偿额度,为管理者正确分析和解决流域各区域间利益冲突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与支持.同时本文以碧流河为案例,收集并分析了2002-2006年间碧流河沿岸各行政区水足迹和环保投入情况,理清各区域生态系统状态及相互关系,计算补偿标准,进而验证模型的可行性.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长江保护法》视域下湿地产权制度的“旧”与“新”

为了解决多种环境要素交织情形下生态整体性保护问题,《长江保护法》提出了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生态空间系统性的导向和理念。文章基于《长江保护法》视角,利用其颁布时间前后的湿地资源相关数据,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湿地产权制度与传统产权制度之间的非适应性以及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湿地产权制度囿于传统产权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已经在实践中造成了制度价值偏离、制度功能失位、制度实施阻滞等诸多问题,但是在基本原则的选择、内部事权的配置以及法律关系客体的定义上存在制度完善的新可能。进一步讨论发现,湿地产权制度应当明确生态价值在湿地产权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利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视角调整湿地产权管理模式,完善湿地产权制度对生态空间的确权登记方式。具体的制度纾解路径是：第一,湿地产权制度应该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进行贯彻;第二,湿地资源确权登记结果和湿地产权生态信息可以绑定后进行公开;第三,湿地产权的自然资源边界和内部行政管理职责边界需要统筹规划;第四,湿地产权制度理应与“河湖长制”形成制度联系;第五,湿地产权信息应当与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相关联;第六,湿地产权制度务必明确...     

构建新疆阿尔泰两河流域生态保护体系:保护困境与建设策略

截至2014年,新疆阿尔泰两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事业虽然已有长足进展,但也还面临着一些问题,诸如保护地设立因缺少系统规划而存在空缺,已设立的保护地因投入不足而管理效率低下,蓄水调水的水利工程建设中缺少对生态保护的充分考虑,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危及流域生态系统健康,部分生态保护政策落实不当无法扼制流域生态系统的退化。基于对阿尔泰两河流域生态保护所面临问题的分析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本文提出要从流域生态系统层面着眼来开展阿尔泰两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分"抓点-连线-带面"三个阶段,逐步推进,建立流域生态保护体系。其中"抓点"即完善关键生态热点区的保护地建设;"连线"即构建以流域水系为纽带的保护地网络;"带面"即推进阿尔泰两河流域的绿色发展。流域生态保护体系建设的思路或将为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