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

本文在梳理以人为本城镇化理念和政策形成的基础上,对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本内涵不仅体现在形式城镇化,即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质城镇化,即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包括人口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健康、绿色、可持续、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养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全覆盖、稳定的就业岗位和体面的居住。传统以GDP为核心的城镇化思路忽略实质城镇化而片面追求形式城镇化,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实质城镇化为重点和关键,其政策框架是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的素质为基石,以人的就业为关键,以人的保障为支撑,以人的居住为重点。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对立还是共赢

后疫情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引发了人们对绿色发展可能让位于经济复苏的担忧。尽管“绿色复苏”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呼吁和支持,但绿色是否意味着经济的妥协?绿色复苏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考量,对我国科学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完善顶层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基于疫情暴发以来的出行大数据、防疫管控措施等最新信息,构建细化经济复苏过程的全球疫情自适应模型,量化模拟不同复苏方案对经济、就业的拉动效应和碳排放影响。研究发现: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为主的绿色复苏方案对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等同,甚至超过以化石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刺激方案;但前者面临的劳动力转型挑战可能拖慢经济复苏的进程。“绿色复苏”方案对我国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比传统刺激方案高0.3%~14.8%,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变化-4%~3%,但同时需要近1亿人(约为初始就业人口总量的13%)跨行业就业,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占96%以上。跨行业就业门槛和劳动者技能瓶颈可能增加劳动力流转匹配的时间成本,甚至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次生伤害。认为: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单选题,而是存在共赢的可能性。对“绿色复苏”在经济、就业和环境三方面正向协同效益的边界条件应有清醒认识和把握,仅仅关注经济拉动效应和创造就业岗位总量的潜在效益而忽视实现该理论效益的现实条件,可能会造成对经济刺激方案选择的误判。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社会公正转型是提升经济系统韧性、实现复苏与绿色共赢的前瞻性举措。     

浅析企业“绿色化”支持系统可持续设计

所谓企业“绿色化”是指企业基于绿色化战略,以绿色技术采用为其内在需求,积极开展绿色营销,建立企业绿色文化,进而创建以追求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最优化为其目标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过程。企业“绿色化”作为企业由经济人转变为社会人,进而向生态人演进的必然选择,必须具备五大支持系统：绿色战略、绿色企业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基金、绿色企业文化。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

缺乏资金是非洲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大挑战,那么,作为重要资金来源之一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是否有助于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2015—2019年非洲国家相关数据,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维度,分别使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O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得分、各目标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体得分,有助于非洲国家经济、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体现为对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2(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5(陆地生态)得分的影响显著为正;(2)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非洲国家经济和环境维度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速度,体现为对目标7(可负担的清洁的能源)、目标8(体面的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工业化、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1(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目标14(海洋生态)得分变动趋势的影响显著为正;(3)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对非洲国家实现社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基本不显著。可通过进一步扩大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拓展对非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尤其增加对社会维度相关领域投资、深化中非合作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各个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落实2030议程中关于支持与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要求及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争议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绿色转型需要增量成本与差异化调控,而营商环境优化则要求降低企业成本与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致使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法律规范存在重“形式平等”而轻“实质平等”的现实。只有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质平等需求方能真正落实。然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限制公权力与产业绿色转型仅需补足经济成本两种误区。应当明确,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并非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合理行使公权力,即在法治框架内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公共资源。并且,产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仅能是一时手段,营商环境法治化不应仅关注局部的经济成本,更应为产业发展设置合理的框架与边界,重视产业整体的协调。事实上,产业绿色转型中企业与政府相比更具专业性与技术先进性,具有量体裁衣式的优势,必须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营商环境法治化,即分担转型成本与降低转型风险。一方面,分担成本路径要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共治,包括规范制定、纠纷解决与生命周期;另一方面,降低风险路径需要产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激励,既要从主观上增强企业获取价值的确信,又应在客观上保障企业转型风险可控。     

中国绿色经济战略研究

以联合国"里约+20"会议为背景,在梳理世界主要国家绿色经济发展进程、绿色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分析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现状和政策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框架问题。认为:政府层面要加强对绿色产业发展引导、努力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保障绿色经济的稳健发展,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目前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环境价值的货币化;二是建立健全与绿色经济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三是实施绿色GDP考核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层面要重视绿色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绿色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绿色产业的发展与调整。行业层面要着重节能建筑、可再生能源、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农业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消费者层面要加强绿色理念宣传,积极倡导绿色消费。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应积极争取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培训,以帮助环保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发展。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绿色信贷能发挥碳减排效应吗？

绿色信贷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碳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在厘清绿色信贷影响碳减排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0—2019年中国156个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从生产率、强度和总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渠道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具有碳减排效应,主要表现为显著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因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金融效率差异而具有异质性。在中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维度上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但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低的城市,绿色信贷仅能降低碳强度。(3)激励绿色创新和降低能源强度是绿色信贷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有效渠道,而结构转化渠道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在绿色创新渠道中,绿色信贷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程度更高,且产生了正外溢性;在能源强度渠道中,绿色信贷提高了碳排放效率,但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作用有待提升。(4)...     

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本篇论文对绿色发展的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以及发展战略进行系统性分析。从功能界定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在机制分析中,论文构建了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其中,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计和绿色福利增进的手段。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绿色增长有赖于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发展战略上,论文探讨了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战略的战略引导,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GDP本位主义,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在政策工具上,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对中国发展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是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最后,论文给出了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包括完善绿色发展规划、强化绿色投入以及突出绿色政绩考核等。     

基于绿色交通理念的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策略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传统发展模式发思后的理性回归,是一种将社会发展从单纯经济增长拓展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理念。绿色交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环保交通,其核心是交通的通达、有序,参与交通个体的安全、舒适,同时尽可能少的消耗能源、产生污染。绿色交通是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交通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交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本文以深圳市为例,从交通设施、居民出行、能源消耗、环境影响几方面分析了城市交通发展现状,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交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2007年深圳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最后从优化公众出行结构、推广绿色交通工具、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策略。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评估

有关绿色发展评价和指标研究已成为绿色经济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该文旨在将绿色发展的评估研究延伸至工业领域,进而为监测、评估和诊断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该文首次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界定了工业绿色发展内涵,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促进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提供更多、更好工业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通过绿化工艺系统和生产过程、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最终协调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鉴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衡量工业绿色发展的进展,这为开展工业绿色发展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应用中,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需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的理论探讨

科学发展观要求资源型城市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实现绿色转型.本文构建了绿色转型三维结构模型,在比较分析一般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差异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表明:绿色转型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企业、产业、政府七方面与一般经济转型存在显著不同.相较而言,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强调绿色经济的实现而非仅为避免"矿竭城衰";强调产业内劳动力质量的挖掘提升而非产业间劳动力数量的转移安置;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而非脱资源化发展;强调生产过程对环境的保护而非生产过后对污染的治理;绿色转型注重企业绿色运营制度和绿色创新体系的构建;注重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改造及产业体系整体的绿色重构;注重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换及其自身的绿色约束和监管.总之,绿色转型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及方向,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先进转型模式,值得我国资源型城市参考并推广.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绿色已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业提出了新要求,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矿业绿色水平的短期效应,环境规制结构决定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基于200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EBM模型定义的方向性距离出数(EBM-DDF)方法构建GML指数来衡量矿业绿色水平。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效应,探索构建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强度与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效应。(2)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矿业绿色水平具有"U"形间接调节效应,技术创新仅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后促进矿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学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3)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水平存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矿业绿色发展。因此,政府要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绿色经济视野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新论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低碳经济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和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论的形象概括与现实形态就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发展低碳经济是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战略任务,其关键所在是进行能源经济的生态革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发展,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把加快低碳经济建设同建设生态文明,加强生态经济与可持续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应提高认识,制定规划;加强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经济技术体系;加强绿色制度创新,形成低碳与无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广泛参与,全体国民都走低碳发展之路。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探寻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绿色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转移机制,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①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超过阈值时呈现出线性向非线性转换的特征,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②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转换中呈现非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且在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已跨越阈值且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③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不同的规制手段设计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发挥市场激励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研究为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框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政府在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为实现中小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保护环境，必须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由于在环境配置上的“市场失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支持中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从污染、法规、政策等方面给予鼓励和扶持。     

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过去30多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10余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大量能源资源的基础上,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由于面临日趋严峻的资源支撑力瓶颈和环境承载力约束,能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亟需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能源环境视角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本文运用DEA方法构建一个经济增长的绿色指数以定量地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绿色指数为0.10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现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是由当前的能源定价机制和能源价格体系决定的,能源价格体系不能如实地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完善的环境排污收费制度无法有效地内部化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要求改革现有的能源环境定价机制,改变现有的扭曲的能源环境价格体系。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

地区差异化环境税政策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区转移回避环境成本提供了空间,由此带来了污染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显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增加了环境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也会影响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忽略政府环境监管因素,有可能对污染减排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作出不恰当的推断。文章构建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税与地区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税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政府环境监管通过提升环境税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俘获概率,进一步增强了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明显,本地环境税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及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适用于东部地区。而邻地效应中,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在中部地区显著,而且显著增强了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果;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环境税高税率地...     

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之一。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在有效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如何规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导致的环境影响,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突破的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管理三个维度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前期的环境污染对当期的环境影响作用明显;对于不同种类的矿产资源,能源矿产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最大,金属矿产次之,非金属矿产的影响相对较低。同时,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形成环境影响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而技术进步在控制环境污染中具有积极的效果。就政府管理而言,东部地区的政府管理对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效果则并不明显。在省域层面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资源、环境、产业、技术和政府管理政策,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必须以地域空间的环境承载能力、环境自净能力为依据,政策选择和过程实施要具有长期性和针对性;二是促进煤炭等能源资源开采、转化与终端消费等环节的清洁化,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三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要进一步挖掘技术潜力,加强技术创新;四是要激励各个地区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规制中保持积极态度,防治资源寻租和环境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