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贸易与环境的最佳途径——环境成本内部化

面对经济发展带来人类福利增加的同时所产生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国际贸易被指责为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甚至连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也受到质疑。围绕贸易与环境可否协调以及如何协调的问题．由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冲突引出贸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并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得出结论：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国际贸易。而是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而国际贸易只是加重了这种市场失灵。二者可以协调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手段。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可以达到环境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论环境成本内部化及政策选择

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手段。本文首先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严重缺陷。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政策与措施     

农地非农化中不同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加剧扩张和建设用地需求的不断增长而带来的农地非农化在近年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已经严重影响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非农化问题,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博弈论的角度探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倾向和博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应该加大给予地方政府和农民进行耕地保护的奖励以及提高违规的惩罚力度,抑制农地非农化的速度,遏制违法占用,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减少耕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缩小城乡土地价格差异,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逐步建立公正的补偿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3)地方政府应进行土地利用制度和模式的创新,注重力拓土地后备资源,盘活存量资源,减少建设占用农地,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建设和耕地保护的两难困境,而且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合理利用.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     

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评价模型及实证

城市再生资源的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而如何使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在其处理流程中达到各自的最大满意程度是实现其有效利用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对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首先构建了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用G1法与熵值法的组合方式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权重,然后以模糊数学原理为基础构建了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大连的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模糊综合评价适合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的评价,而且评价结果与实际相符合。大连市六个方面的城市再生资源利益相关者满意度排序依次为:政府、社区、回收企业、加工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同时也对满意度的结果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大连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最后对评价模型的运用进行了总结。     

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约束下的煤炭开采税费水平研究

煤炭开采中面临严重的代际负外部性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分别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直接市场法测算了煤炭资源开采中的代际负外部成本和生态环境负外部成本。根据两个负外部成本充分内部化的要求,提出煤炭开采中税费水平的调整目标。以2008年为例,煤炭开采中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应由目前的从量0.3-5元/t(约从价1%)提至从价10%;开采吨煤应交的生态环境费用标准应由目前的24元/t提至64.23-68.47元/t,即每吨提高40.23-44.47元。综合资源税和生态环境费用的提高幅度,煤炭开采活动中的税费水平应提高约21-22个百分点;通过比较现行税费制度下煤炭开采企业实交的资源税费、生态环境税费总额与企业应交的资源、生态环境费用总额之间的差距,指出目前我国政府对开采企业隐性税费补贴的规模水平,根据价差法计算得出取消此部分税费补贴将可以削减3 653.69万tCO2排放。     

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刍议

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均为人类的基本利益,二者具有同源同质和共生互动性。从哲学的角度看,环境与经济又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且在不同形势下结构是变化的,表现在利益关系演进的过程之中——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客体多种、利益内容多样。因此,不应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割裂甚至对立,也不应简单理解为环境利益或经济利益敦为优先的问题。二者应是并且能够是经过衡平后的协调关系。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

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微观层面农民与市民之间博弈分析,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方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条件价值法(CVM)。结果表明:①博弈结果难以达成(保护,补偿)协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作为媒介进行协商,采取管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②激励的实现通过微观层面利益主体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而定,支付不够补偿,中央财政补贴,支付盈余则上缴中央财政,以湖北为例,农民每亩耕地应得到174元补偿,市民每户居民应支付246.6元,中央政府每亩耕地给予农民148.5元补偿。③宏观层面依据微观层面需求意愿与支付意愿的赤字或者盈余,确定区域之间应支付补偿或者获得补偿。研究成果能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尽快制定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实现利益群体福利均衡提供借鉴与参考。     

环境利益:一个规范性的法律解释

环境是社会建构的,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非正义性,应当走出"全称命题"与"重自然轻人类"的关怀偏好,通过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来解决环境问题。社会结构内的利益诉求是基本的社会行为,环境利益是环境时代的利益形态,环境利益的分配是环境法学的规范性关怀。论文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针对目前环境法的研究现状与理论瓶颈,认为环境权利体系的型构需要环境利益的法律结构塑造。在此理论预设之下,采用规范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解构"环境"的概念来明确"环境利益"的精确概念,认为环境利益由自然禀赋与人为创造两部分利益形态构成,环境利益呈现的是一种区分的利益形态,而不是泛道德化的利益请求与公共利益的大词哲学。环境利益的规范性法律构造包括环境利益的公平表达平台与机制、环境利益的价值衡量与法律确认过程、环境利益保护与限制的法律制度关联和环境利益矫正失衡与社会化增进等四个方面。     

自组织生态产业链社会网络分析及治理策略——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突破传统的企业共生关系视角,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审视自组织生态产业链网络结构和治理问题。根据企业共生关系性质,自组织生态产业链分为多元化共生模式和一体化共生模式两种不同类型,并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多元共生模式下的企业间共生关系以契约关系为主,而一体共生模式的企业间的共生链接关系主要为产权关系。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生态产业链利益相关者共同体关系和共同治理思想,构建了自组织生态产业链社会网络模型,包括核心网络层、支持网络层和环境网络层三个层次。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卡伦堡生态产业链和贵糖集团生态产业链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与贵糖生态产业链相比,卡伦堡生态产业链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较多,联系紧密,存在较多的资源传递渠道,且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较高异质性。基于典型案例分析,认为在生态产业链利益相关者治理方面,应采取增强网络密度,降低网络中心势和核心成员集中度,增加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中心度,占据网络结构洞位置,组织合作联盟等治理策略。     

低碳供应链中政府与核心企业进化博弈模型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因此,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地引导企业主动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政府和低碳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为博弈主体,通过分析政府和核心企业在不同博弈策略下各自的成本和收益,建立动态进化博弈模型,得出核心企业和政府监管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从而阐释了企业逃避政府监管的深层原因。研究表明,核心企业开展低碳供应链的收益和成本,政府对企业开展低碳供应链的奖惩力度,都直接影响博弈结果。     

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变迁的演进论解释

旅游地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实则是一个随旅游地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变化而动态演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容易产生摩擦冲突的复杂过程.现有理论研究虽从多种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但基于构成论意义上的静态、机械逻辑分析与演绎体系使得对其关系的考察背离了真实演化状况,并且研究成果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仅对旅游地利益主体微观、局部关系进行考察,尚未从宏观整体上建立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的研究范式与共同纲领.本文正是在关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现今旅游地利益主体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论为指导,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性、演示其关系的演化轨迹与逻辑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理论研究框架,并展望其今后的研究方向与思路.     

国际碳减排利益格局:合作及其博弈机制分析

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大规模膨胀,温室气体的排放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对二氧化碳的自净能力的限度,从而引起地球温度上升,温度上升过快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场大灾乱。本文通过非合作博弈分析可知,各国单独减排二氧化碳达不到预期的水平,因为各国存在对公共物品搭便车的动机;而京都议定书协议可以看作为一个合作博弈,这种合作博弈可以完成多于各国独自联盟时的减排量。根据京都议定书参与国缔约国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将该成员国分为四类:欧盟、美国、中国、其他国家,然后判断这四类成员博弈结果。用合作博弈的解的概念判断该合作目前不存在优超,但现行的博弈是不稳定的博弈。沃克机制是解决公共物品的一种有效机制,可以尝试沃克机制的分配方式来实现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统一,达到联盟预定的碳减排目标,缓解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状况。由于区域环境污染具有跨界性,在环境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根据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博弈呈现出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未引入约束机制和约束机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不会受到政府间外部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处罚力度、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削减量以及不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增加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通过权衡环境规制收益和环境规制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正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增加;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负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降低。缺乏约束的地方政府很可能陷入环境规制决策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引导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决策向"帕累托改进"的方向演化,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成本、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力度以及提高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高效执行。     

基于央地分权视角的环境规制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环境的根本问题是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而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中国式央地分权"下的政府行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经济放权的同时,仍然保持政治上的集权控制,上级政府根据绩效考核提拔地方官员,即"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特性。中国式分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行垂直式领导,即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央地两级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动态的重复博弈。针对我国现行环境规制执行策略,借助演化经济学研究工具,基于央地分权的视角,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两大主体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根据复制动态方程探讨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特征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分析不同情形下参与主体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及其收敛趋势。研究发现,央地两级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执行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成本、收益和损失以及中央政府监管力度、成本和处罚力度等因素的大小。因此,针对地方政府环境策略激励设计,应重点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并通过环保补贴、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降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成本;中央政府应通过调节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权重系数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以降低中央政府监管成本,制定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提高监管效率;以期推动我国环境规制策略的高效执行,促进环境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良性转换,实现双重帕累托改进。     

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追求利润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利用市场机制很难解决此类外部性问题,政府规制介入成为必然. 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是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可以用博弈方法来研究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效果.现有博弈分析中存在忽视环境污染给政府和企业分别带来政治成本与声誉成本的重大缺陷,造成理论不能解释现实世界.本文在引入上述成本的基础上运用博弈分析方法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污染治理的互动决策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 减少政府因企业污染带来的收益、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加大对企业污染的处罚等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且,建立以增加企业污染的声誉成本以及提高地方政府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等非物质成本的制度建设是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方向.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耕地保护行为中的利益机制分析

本文从当前发达与欠发达地区耕地保护上的利益矛盾入手，以它们之间的内在经济关系为基础，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对上述矛盾“零和博弈”的长期效应进行了揭示，并讨论了消除这种不良影响的政策或制度安排。     

上市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

本文分析了2008—2014年A股市场对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环保信息的反应,展示了我国股票投资者社会环境偏好的变化过程。虽然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排放拐点附近,但是目前鲜有国内研究对公众的社会环境偏好变化过程进行分析。本文分三个部分对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社会环境偏好进行检验: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展示了7年间股票投资者的整体态度,发现由环保信息披露引起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显著大于零,说明投资者平均持积极态度。其次,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检验环境监管政策加强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使得投资者态度从负面向正面转变,说明投资者环境偏好受政策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环保行为的水平。最后,通过对政策效应的形成机制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环保行为在投资者眼中并不只是为了完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指令而实施,而是股票投资者已经形成社会环境偏好,使得企业具有构建"绿色企业形象"的需求。另外,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以有效规避了西方相关研究中自愿披露导致的自我选择问题,但同时西方学者普遍对我国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包含的信息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通过利用情绪分析程序对环保信息的信息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文本情绪的强弱与股票价格波动幅度有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环保信息是投资者决策信息集的一部分,即强制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包含有效信息。     

考虑政府碳减排补贴与谈判的供应链碳中和契约研究：博弈的视角

文章研究了一个由制造商和零售商构成的两级供应链通过碳中和契约选择解决净零碳排放生产的问题。制造商通过碳减排和碳吸收两种策略推进净零排放生产,政府通过补贴碳减排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基于此,文章运用博弈论比较分析了无契约、成本分担契约及收益共享契约并确定实现碳中和的占优策略,进一步引入谈判情形,考虑谈判势力均等和谈判势力不等对供应链契约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不考虑谈判时,收益共享契约是供应链碳中和的占优选择,政府补贴作用使得收益共享契约占优成本分担契约和无契约,政府补贴大小受到制造商碳减排努力成本系数大小的影响;当考虑谈判时,成本分担契约依然不是占优选择,收益共享契约占优非谈判情形,若制造商谈判势力小于平均水平,谈判势力均等优于谈判势力不等的情形;否则,谈判势力不等情形更优。消费者碳中和敏感性对供应链双方及其整体利润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均有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要想实现产品生产的净零碳排放,既需要把握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还需要厘清相关参数的影响机理激发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以推进供应链碳中和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