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城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和居住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关键一步，也是新时期我国各个城市面临的挑战。在本文中，作者认为目前我国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群体逐渐出现了分化的现象，根据农民工对居住的需求和最终归宿，我国的农民工可分为永久迁移型（或定居型）和非永久迁移型（非定居型）两种类型。永久迁移型（或定居型）农民工希望举家迁移到城市并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而非永久迁移型（非定居型}农民工希望改善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同时尽可能降低在打工期间的居住成本，他们最终会回流农村地区，而不会在城市购房或定居在城市。本文在分析两种不同类型农民工居住需求的特征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我国进城农民工居住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

文章基于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使用空间相关分析、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等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程度、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京津冀地区约65%左右的流动人口实现了家庭式迁移,一次性举家迁移已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过程的主要模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比重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以北京、天津、张家口为轴线的高比重区域,其它地区则以地级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个体层面的性别、婚姻、年龄、流入时长等因素及家庭层面的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平均年龄、子女数量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状态有显著影响,且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表现出明显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偏好。     

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     

城市规模对私家车外部成本的影响研究

新世纪以来,国内私家车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导致城市社会成本的快速增加,使得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管理矛盾加剧。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扩大,私家车带来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城市规模对于私家车外部成本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从城市土地资源、交通出行效率、交通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方面,分析私家车的外部成本,选取了国内27个城市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建立了计量模型,探讨了私家车外部成本与城市规模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城市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与跨城市差异分析

我国城市化发展既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又增加了碳排放.本文使用56个城市的微观家庭数据,在各个城市层面上建立不同类型能源消耗的行为方程,对包含固定收入、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的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进行有效的估算,同时对跨城市差异进行分析解释.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标准时,东川市和蚌埠市是碳排放最少的城市,而新乡市与郑州市则是碳排放最多的城市,很多低排放城市位于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南侧,大城市排放要高于中小城市.通过对城市收入弹性的估算,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会增加消耗清洁燃料.一个家庭从低排放城市移动到高排放城市造成的环境成本占家庭年均收入的6.6％,同时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具有严寒气候的城市都会增加居住碳排放.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者进行“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活模式”等相关政策的制定.     

“十四五”时期人口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战略规划最重要的基数。"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调整优化人口相关政策、巩固壮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阶段。本文对"十四五"规划人口及家庭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提出五条建议:一是警惕"超低生育陷阱",实施生、育、教多方面的政策"组合拳",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着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二是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使家庭成为养老第一支柱,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强化政府兜底保障与制度供给职能,让全体老年人"老有所依",加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保障,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为"。三是完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居住证+基本公共服务和户籍政策(差别化落户)改革"的农民工市民化"二维路径",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让迁徙决策回归家庭,鼓励家庭化迁移。坚持优化城市群与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两条腿"走路,着力使未来城市总数达到一千座,推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不断优化。四是提高人口质量,改革完善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加速"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转变,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与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需求相协调适应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改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五是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的硬件与软件建设,解决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健全数字化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体系与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新冠病毒肺炎疫苗和药物研制应充分考虑人口性别差异,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投保的医保制度改革。家庭是人口相关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微观基础,本文认为还要进一步完善支持现代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扩展与延续家庭代际支持功能。     

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多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回流农民工创业对增收减贫及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的调研研究了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打工人口数越少、务农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越高。同时,结果也发现户耕地面积越小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高。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创业意愿也具显著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创业意愿较强。此外,男性相比女性更具创业意愿,但该变量统计上不显著。     

信息社会进程中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络与城市融入

农民工进入城市,脱离了家乡政府的管理,原有的生产技能失效,可用的社会资源和信息渠道急剧减少,因此重建人际网络的需求强烈。信息社会背景下,手机、网络等信息传播产品的普及,为农民工突破政策壁垒建设人际网络提供新的途径。并进而打通职业上升通道、提高自我认同,促进了城市融入的进程。本文在对回答了农民工在寻求支持时为什么选择人际网络而非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网络之后,对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包括影响因素和人群差异两部分。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农民工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人际信息传播网络的更新直到城市融入进程加快的理论框架,并画出理论框架图。     

安徽省返乡农民工创业SWOT分析

由于国家支农、惠农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选择了返乡创业,但是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却遇到很多障碍。为了找出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安徽省返乡农民工进行了连续五年的问卷调查,根据调查数据,筛选出影响农民工创业的主要因素,并对这些它们的影响程度排序,进而针对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贫困恶性循环、福利依赖与再就业收入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实施以来,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并没被遏制,而且还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从受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状况来看,其再就业收入使其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吗?笔者基于中国6省市的微观经验数据,结合准明瑟计量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及就业收入的差异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工资指标中,社会救助家庭的工资与非社会救助家庭差异性很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所有解释变量中,受助家庭特征影响效应占到一半以上。大概有29%的社会救助家庭成员能够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笔者以这个贫困恶性循环圈为切入点,来研究受助家庭如何从福利依赖走向再就业岗位而获得更多收入。本文根据结论给出的建议是社会救助措施应该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动态的变化,不应过度的看重绝对贫困的救助,更应该从权力贫困、政治贫困等视角入手,而制定出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     

中国城市群“圈层”结构对能源强度影响实证

借助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利用2000-2011年十大城市群99个城市数据,首先结合城市引力模型来计算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引力强度与中心城市自身引力强度之比来描述城市群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经济联系转化的相对程度,通过给出设定的0.4-0.6之间的边界标准并使获得的比值与之相比较,比较结果可以描述中心城市规模密度及中心城市与腹地城市规模密度转换差异并对城市群"圈层"结构进行测度;其次在城市层面建立实证模型对城市群"圈层"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控制了一系列能源强度影响因素后,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群由于集聚程度的饱和而出现向外扩张的趋势,随着次一级经济发展带的不断形成,这种循环运动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从而使得中心城市和周围城市所在区域形成了表征区域集聚的城市群"圈层"结构,该圈层结构是在聚集效应和拥挤效应共同作用下通过合理布局从而最终达到降低能源强度的目标。但随着集聚程度的饱和,在0.45边界标准之后,拥挤效应的约束性作用显现,降低能源强度程度显著变小,在0.6边界标准降低能源强度程度达到了最低,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影响因素城市市区个数变量发现,"行政区经济"会间接通过增强行政成本而提高了能源强度,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通过进一步探寻空间和市场力量共同降低能源强度的可行选择,推动空间节约式的布局道路,使得城市群的层级形成为提升能源效率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实现途径。     

畜禽养殖户生态认知及行为决策研究——基于山东、安徽等6省养殖户的实地调研

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而畜禽产业中的养殖环节更是同时关系着这两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不仅决定着产品质量安全,更直接影响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产品安全及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本文利用山东、安徽、湖北等6省271份调查数据,从养殖户生态认知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殖户个人特征对其生态行为决策影响不大,而养殖户家庭年纯收入、养殖规模、是否参加养殖培训、是否进行过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以及养殖户生态认知等5个因素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提高养殖户生态认知、加大农村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对养殖者生产行为的监管尤为重要.     

中国风蚀区扶贫移民主体差异性及其效应研究——以陕西定边县马沟泉村为例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迁移差别指数对马沟泉村移民主体的家庭贫富、家庭规模、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家庭富裕和规模大、有固定职业、年龄在0~14岁和60岁、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主体迁移差别指数高,更倾向于迁移。同时探讨了移民主体差异性对移民效应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摆脱贫困;从业种类越多的家庭、富裕的家庭收入越多,移民效果更好。     

基于创新合作联系的城市网络格局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现有城市地理研究主要基于重力模型、客货流网络和连锁模型等方法刻画城市网络。这些方法或是仅仅基于假设而可能与事实不符,或是数据难以获取,或是过于强调城市间的等级关系。通过引入合作专利数据,探索更加真实、平等的城市网络衡量方法。基于对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实证分析,发现目前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以公司间(尤其是总部-分支机构间)合作为主;城市间创新联系存在非对称性和空间差异;实际创新联系与重力模型估算的创新联系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城市间创新联系的规模-位序符合Zipf定律,且存在两个无标度区;城市间创新联系受空间距离、行政级别、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等影响,反映了距离衰减定律、行政区经济和产业链分工等规律对城市创新联系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