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遂宁现代生态田园城市建设的研究

生态田园城市是现代城市的发展目标,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热点.现代生态田园城市建设的关键在于建立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系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营造宜居环境提供生态系统服务.遂宁现代生态田园城市规划将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三规合一",营造一个生态安全健康、生产低碳高效、生活安康富裕,社会公平和谐的美丽新城市.     

上海城市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研究方法探索

城市中高度密集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使得探讨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注重于促使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因此有必要用生态经济学的系统观、价值观、区域观等基本观点注视城市经济发展;以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定量定性分析手段,对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组成要素进行分析探讨、模拟优化,并有意识地不断完善研究城市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方法论。     

基于新加坡模式推进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的思考

通过回顾新加坡城市发展过程,分析了新加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发展四位一体的低碳生态化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发展提出了以低碳生态为规划导向、以增强城市载体功能和绿色发展为建设目的、以完备立法、严格执法、全民参与为管理手段,以＂两型社会＂为发展目标的建议,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发展。     

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体系

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形成并不仅指单纯的物质循环,而是用生态学原理来调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环境都达成持续的生态平衡。通过论述日本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等相关法律体系,分析了面向循环型经济社会建设的产业体系的发展方向,通过区域性循环社会的实践阐述了从循环型经济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变的重要意义。     

循环经济持续发展的价值链机制

循环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有价值链的支持。循环型产业的价值形成机制是循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且,经济价值链一旦形成,其意义就不仅在经济本身,还具有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重要意义,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对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的整合。     

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超循环体系的构建

生态城市的设计、建设和评价,应从人、社会、自然3个层次和城市的结构、功能、协调和目标4个方面来进行定位,最终达到完善结构、提升功能、增进协调、城市优美和谐的目标。城市超循环体系是生态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超循环体系的具有企业、产业、城市、区域4个基本层次,其循环体系、模式、功能和目标均各不相同。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超循环体系构建具有在理念上的一致性、结构和功能上的嵌套性、目标和发展机制上的同一性,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城市或国家整体中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多元文化的生态意识在生态理念方面的协调性。     

基于CA的城市形态扩展多解模拟——以北京市东部平原区情景分析为例

构建了一个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约束型城市扩展CA模型。利用该模型,预测了北京市东部平原区在3种情景规划之下的未来50年的城市形态,为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之间的比较分析奠定基础。然后以2024年的北京东部平原区模拟城市形态为基准,从自然生态功效、社会服务功效、经济利益功效3个方面对3种规划模式进行了情景分析,从而系统的比较了3种规划模式的复合生态功效,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城市道路雨水用于绿地灌溉的研究

雨水在城市水循环系统和流域水环境系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人类的活动和城市化的发展,又导致了雨水径流污染程度严重.因此,城市雨水利用是一种新的开源节流综合技术,并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型农业系统的能值分析

为探讨奶牛-沼气-牧草循环型农业模式(模式Ⅰ)的结构功能和生态经济效益,应用能值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并与单一奶牛养殖模式(模式Ⅱ)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模式Ⅰ的净能值产出率(4.06)比模式Ⅱ(4.13)低;模式Ⅰ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标值为10.27,模式Ⅱ为9.57,模式Ⅰ具有更高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模式Ⅰ的环境负载率(0.11)低于模式Ⅱ(0.12),并且模式Ⅱ能值废弃率为21.72%,模式Ⅰ为0,因此模式Ⅰ对环境的压力小;模式Ⅰ产出能值反馈率达到30.63%,系统自组织能力强。模式Ⅰ的净效益是模式Ⅱ的1.13倍,但产投比是模式Ⅱ的97.64%。以能值-货币价值计算的生态经济效益分析结果与实际经济效益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模式Ⅰ具有环境压力小、自组织能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特征,但仍需进一步优化系统内部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循环经济建设的产业生态学方法

循环经济是按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运行的具有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功能的复合生态经济.生态产业是一类按循环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完整的生命周期、高效的代谢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型产业.从传统工业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需要一场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态影响方式的产业生态革命,其理论基础是经济生态、人类生态、景观生态和复合生态.产业生态转型的实质是变产品经济为功能经济,变环境投入为生态产出,促进生态资产与经济资产、生态基础设施与生产基础设施、生态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平衡与协调发展.生态产业设计的原则包括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区域耦合、社会整合、功能导向、结构柔化、能力组合、信息开放、人类生态.产业生态系统是一类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具有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的整合功能和错综复杂的人类生态关系,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时、空、量、构、序的生态整合.生态文化是循环经济的灵魂,指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持续生存、稳定发展的文化,包括体制文化、认知文化、物态文化和心态文化.     

日本农村循环经济系统磷代谢分析——以北海道中札内村为例

在介绍日本农村循环经济模式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选取日本典型农村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磷代谢分析。结果表明,大量的堆肥和直接还田改善了畜禽排泄物和农村生活对水体环境的影响,但对于减少种植业引起的磷排放未起到关键作用。建议在建设新农村的同时,有必要考虑农村生活-种植业-畜牧业一体化循环经济模式,扩大农村生活废弃物的再资源化量,以减少对系统外环境的污染。     

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

首先介绍了在OECD国家应用较多的生态效率的概念，并提出目前大力推行的循环经济的本质就是提高生态效率。为了衡量和评价循环经济的发展，有必要研究探索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借鉴生态效率指标体系的内容，对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研究和设计。     

济宁生态市规划与建设途径

生态市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和过程。以山东省济宁市为例,提出了济宁生态市建设的战略措施。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生态转型、水体和矿山的自然生态修复和孔孟文化的人文生态振兴3方面提出了建设目标;建设框架包括自生型生态环境、竞争型循环经济和共生型和谐社会。主导产业和循环经济建设要促进传统农业和矿山开采型产业向静脉产业、阳光产业、物流产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生态转型;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安全和水文化建设几方面提出了水资源保护与水环境治理的综合措施;最后提出了济宁市煤矿塌陷区的生态修复对策和生态文化建设策略。     

试论自主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持续动力

发展循环经济集中体现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环境与资源的刚性约束决定深圳必须走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而自主创新无疑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持续动力.深圳市多年的发展证明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深圳精神的核心内容.参2.     

构建促进循环经济型服务业发展的保障体系

循环经济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服务业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也日见突出,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对服务业进行引导显得很有意义。发展循环型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剖析了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型服务业方面诸多应改进和进行创新的内容,利用循环经济的理论从行政、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探讨了循环经济型服务业建设实施的保障体系为服务业按循环经济的规律运行作了益的探索。     

产业结构调整和溧阳市城市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在良性的城市生态经济系统中，合理的产业结构将会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局长，本文概括亨市的产业结构及环境系统的实际情况，论述了其相互关系，并溧阳市产业结构调整并一进一步进行了讨论。     

循环经济与PCB行业废弃物循环利用

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三赢”经济，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并针对我国印制电路板(PCB)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大量有回收利用价值的PCB废弃物的现状，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运用于PCB行业废弃物的回收处理，探讨了PCB废弃物处理模式从“单向非闭合型”向“循环闭合型”转变的途径，进而实现PCB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生态可持续性的内涵及其支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构建城市生态可持续性支持系统评价模型并对其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是城市生态可持续性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可操作的实际应用阶段的重要步骤。针对城市生态可持续性基本内涵,根据＂承载力-支持力-吸引力-延续力-发展力＂（CSAED）模型框架,构建城市生态可持续性支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泛长株潭地区为例,分析了该区域各地市在生态环境有效改善、资源能源集约利用、社会民生和谐进步、经济高效公平增长、人口质量综合提升、政策和制度调整与完善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提升方向。评价结果表明：泛长株潭地区大部分城市生态环境有效改善水平、资源能源集约利用效率、社会民生进步程度以及经济高效公平增长水平都普遍偏低,这意味着当前该区域亟需解决城市生态承载力不够强、环境容量有限、产业结构仍待升级、就业结构不优及公共服务不足等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以维持区域城市生态可持续性。     

非物质化与循环经济

论述了非物质化与循环经济的关系。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一词通常广泛地用来表示产品所用材料重量减少的特性。“非物质”并不是指完全不使用物质及能源,而是指试图实现最大限度地节省资源和能源的高福利经济。非物质经济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关键。研究表明实现非物质化的途径有:转变过剩消费的观念、从产品生产到提供服务、生态设计、持久使用、集约使用、产品的易加工和修配、提高材料的技术含量以及采取替代材料。并指出非物质化的局限性。     

Urban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ransitional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There are always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ed for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Planning plays a primary role in balancing these conflicts. This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in Chinese cities since China adopted its open door policy in 1978.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a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rapid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Planners in China have been facing the dilemma of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supporting the overall national goal of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to maintain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The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largely based on a planned economy, soon found itself handicapped in safeguarding the environment from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fostered by market forces. This paper takes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o study challenges to the planning system in Chinese cit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By means of a case study on 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in a protected orchard area in Guangzhou,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eed for rural conservation and the pressu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cities. In particular, it analyzes the pressures on the present urban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the emergence of private investors in urban development; the goal of pursuing a high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implications of a transitional economy for urban planning;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present urban planning system. It concludes that the role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should change from simply providing guidelines on board land-use strategy, to a combination of a strategic plan with specific development control law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Finally, some recommendations are suggested as to how to improve the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