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环境成本的燃煤发电与光伏发电成本比较研究

燃煤发电由于具有成本优势,近年来快速发展,在保障中国电力供应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光伏发电对于调整中国电力结构、缓解环境压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因发电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其快速发展。考虑燃煤发电的环境成本和光伏发电的学习效应,本文构造了燃煤发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函数,对燃煤发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行了预测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考虑环境成本的燃煤发电成本为0.825 4元/k Wh,远高于不考虑环境成本0.227元/k Wh,燃煤发电成本较符合以时间为自变量的对数函数,光伏发电的成本较符合以时间为自变量的二次函数;考虑环境成本的燃煤发电成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光伏发电成本呈逐年下降趋势。进一步的比较发现,考虑环境成本时的燃煤发电成本与光伏发电将于2019-2020年间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考虑燃煤发电的环境成本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优势将很快显现。但是,由于燃煤发电技术进步、燃煤发电完全成本计价的困难、光伏发电发展的商业模式不清晰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光伏发电要真正替代燃煤发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十年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投资需求巨大

据国家计委估计 ,“十五”计划期间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Ｎ＆ＲＥ)开发共需投资 2 5 5亿元 ,5年间平均每年 5 1亿元 ;而根据政策方案估计 ,需新增投资 318亿元 ,平均每年为 64亿元。在这种投资规模支持下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新增开发规模可达 430万吨 (基础方案 )和 5 2 4万吨 (政策方案 )标煤。平均计算 ,吨标准煤投资 5 930元和 34 2 3元。2 0 0 1～ 2 0 10年 ,根据基础方案估计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需投资 5 36亿元 ,10年间平均每年 5 4亿元 ;根据政策方案估计 ,需新增投资 643亿元 ,平均每年为 64亿元。投资强度所以较高 ,主要是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特点决定的。大多数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都属于高投入低产出的项目 ,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和太阳能热水器等的单位投资高达 6.5万元 /千瓦、0 .9万元 /千瓦和 0 .0 8万元 /平方米以上 ,而实际运行时间又很少 ,年均只有 2 0 0 0～ 30 0 0多小时 ,从而导致产出低投入高 ,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技术效益不好。国家计委在《中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十五”计划及 ...     

秸秆替代煤发电的外部效应测算分析

秸秆发电作为一种可再生的生物质能,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表现出显著的正外部性特征,用秸秆发电替代燃煤发电是解决当前我国化石能源供应紧张、缓解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举措.因此开发生物质能已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不同发电方式外部性的差异性,以及目前研究集中于环境维度、缺少发电方式外部性的综合分析和计量研究这一现实,本文从产业关联、就业、资源和环境四个维度对秸秆替代燃煤发电的外部性进行了分析,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对秸秆替代煤炭发电产生的产业关联外部性和就业外部性进行计量分析,采用全生命周期理论对秸秆替代煤炭发电的各个环节资源的占用和消耗以及污染物排放的环境成本进行分析,并选择HDPI公司秸秆-煤炭混烧发电项目为案例进行实际测算,测算结果表明秸秆替代燃煤发电具有较好的外部效益.     

环境规制下中国煤炭发电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研究

煤炭发电是中国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十一五"期间中国环保部门通过命令控制型的脱硫设施安装计划、经济激励型的脱硫电价补贴和排污费促进煤炭发电企业减排,大幅降低了中国煤炭发电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决策行为形成约束,进而影响成本技术效率。研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减排措施和成本技术效率的影响能够为未来制定有效、且对企业负面影响较小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参考。本文利用2007—2012年中国煤炭发电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空间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命令控制与经济激励型二氧化硫减排政策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煤炭发电企业减排行为和成本技术效率受到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煤炭发电厂通过降低煤耗率、减少产出的行为降低二氧化硫排放。而脱硫设施的安装主要由命令控制型的规制政策决定,脱硫电价补贴和排污费征收的经济激励型政策造成的影响较小。此外,基于成本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表明,重点减排地区煤炭发电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相对于非重点减排地区受到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更大;发电企业降低煤耗率和产出的行为都显著降低了成本技术效率;但依据行政指令安装脱硫装置的行为对成本技术效率起初产生负面影响,随后转变为正面影响,最后影响消失,总体上促进效率提高。因此,安装脱硫装置相对于降低煤耗率、减少产出的行为对煤电企业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最小。命令控制型的脱硫设施安装计划不仅实现了二氧化硫减排目标,并且相对于征收排污费对企业成本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更小。     

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

电力部门一直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电厂作为运行寿命长达30～40 a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投产将锁定大量碳排放,造成高碳排放路径锁定,影响中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转型。文章利用最新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改进了电力部门锁定排放的核算方法,考虑六类煤电机组每年新增规模、发电小时数及机组寿命的动态变化,核算不同情景下在运以及处于规划建设阶段燃煤发电机组的锁定碳排放,并评估其对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存量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截至2018年平均加权服役年限不到12 a,按照现有煤电机组预期寿命自然退役且"十四五"之后不再新增煤电情况下,2040年前中国煤电碳排放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②中国燃煤机组锁定碳排放总量为142.0(83.6～187.0) Gt CO_2,截至2018年已实现的累积锁定排放为39.7Gt CO_2,剩余的锁定排放将达到102.3(43.9～147.3) Gt CO_2。③若只关注年度排放,中间道路情景下中国电力部门在2050年以后能够满足全球2℃目标的要求,但从累积排放看,中国电力部门自2040年起就超过了部门碳预算的上限。④控制新增煤电规模、缩短燃煤机组服役年限、减少年发电小时数等,均能有效降低中国燃煤机组锁定排放,但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中国需要尽快研究制定煤电有序退出路线图,在逐步淘汰煤电的同时避免资产搁浅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给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实现电力部门公平的低碳转型。     

中国碳排放量估计结果及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论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还是遵从国际相关条款,中国当前及未来都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准确估计碳排放量对于中国制定相关碳减排政策和应对国际谈判,都至关重要。尽管国内外针对碳排放量的研究很多,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碳排放来源分类和能源排放系数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研究对于中国碳排放量的估计差异很大。本文利用Meta回归方法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NOVA)对导致中国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献来源、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是导致估计结果差异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30.5%、29.7%、21.2%和11.8%。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在未来开展中国碳排放估计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等关键性因素,客观准确地估计中国碳排放量,同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要立足于中国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     

排污收费标准提高能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基于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限制污染物的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建设绿色现代化国家,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目标。环境规制强度也必然会随时间不断强化。全面评价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FDI的影响效果,将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由于"污染总量控制"与"污染当量控制"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本文以1995—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为样本,利用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倾向得分匹配(PSM)和非线性估计等方法,考察了以该政策为代表的"污染当量控制"型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各省开始实施的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地区FDI的流入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说明,总体上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污染天堂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还表明,该政策对北方城市FDI流入的抑制影响强于南方城市。另外,非线性估计发现,随政策时间的推移和SO_2排污费征收强度的提高,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对FDI的影响均呈U型特征。这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多种效应和影响渠道。对此,本文还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三重差分(DDD)等方法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该政策对SO_2高污染行业FDI具有抑制作用;对高新技术行业FDI具有促进作用;对非SO_2高污染非高新技术行业FDI也具有抑制作用,但抑制影响不及SO_2高污染行业。这说明,"污染天堂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在中国同时成立但适用对象存在差异。这些发现将为我国未来制定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燃煤电厂CCS改造投资建模和补贴政策评价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是否对已经投入运营的燃煤电厂进行改造,加装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是一个重要的低碳投资决策问题。本文针对已投入运营的燃煤电厂进行CCS改造的投资决策问题,从成本节约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CCS面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将序贯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方法与Monte-Carlo模拟相结合,建立了基于偏均衡分析的CCS投资评价模型,研究电力企业投资CCS技术改造现有火电可以带来的成本节约收益价值和温室气体减排量,结合案例,论述了燃煤电厂投资CCS改造的期权价值和投资风险。并应用该模型分析了补贴政策对CCS投资行为的影响。模拟计算结果显示:在现有参考碳价格水平下,基准燃煤电厂投资改造CCS的风险很大,CCS改造投资被放弃的比例接近35%,可见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政策框架不足以促进企业对现有燃煤电厂进行CCS改造投资。对比政府补贴投资和补贴发电两种政策的效果,在总预算补贴额度较小时,政府补贴企业的研发投入效果要优于直接补贴发电的效果。从评价结果看:首先,在CCS技术发展初期,我国政府应该侧重鼓励大型电力企业对CCS技术的消化学习,通过补贴研发投入,降低技术使用成本,为CCS技术未来的大规模采用打下基础。其次,一个较为有效的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构建,可以在长期促进国内电厂对CCS进行改造投资。     

中国燃煤电厂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差距与展望

燃煤电厂是全球最主要的大气汞排放源之一,也是《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大气重点管控源。《公约》自2017年8月16日正式对中国生效,意味着中国燃煤电厂必须严格按照《公约》相关规定开展履约工作。本研究通过分析《公约》对大气汞排放的核心管控要求,并基于文献和数据调研确定了中国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控制现状,从而探索中国燃煤电厂在大气汞排放清单编制以及大气汞排放管控措施等工作的履约差距和需求,以期为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履约提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排放清单编制还是大气汞的管控措施均与公约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在排放清单方面,中国尚未编制燃煤电厂的国家排放清单。考虑到当前烟气汞实测数据的缺乏,短期内建议采用估算法开展国家清单编制。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污染物释放转移登记制度、推进燃煤汞含量参数库和污染控制设备脱汞效率参数库的建立,开展排放清单的编制和动态更新。未来采用实测数据进行清单校验应推动烟气汞排放的监管、加强标准方法配套的国产采样设备的评估和改进、以及提高检测人员的测试能力。相关来源的筛选原则建议优先采用设备规模这项原则,未来可进一步考虑采用将设备规模和设备的汞排放量相结合的原则。在排放管控方面,现有管控现状与《公约》提出的五大可选措施仍存在差距。建议明确燃煤电厂总量控制目标,短期内应重点考虑相对目标或控制增速的目标,长期发展可采用绝对目标;提出各阶段的具体管控措施,从替代性措施和控制技术应用两方面控制大气汞排放;推动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限值的修订,确定分别针对新建和现有燃煤电厂的排放限值;强化多污染物控制技术的协同脱汞效果并提高技术的稳定性,同时开展高效低价专门脱汞技术的研发,以期为电厂大气汞污染控制做技术储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业化进程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以资源能源消耗与要素投入增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内的资源环境形势。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技术水平增进等三个视角,构建起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说。随后,基于中介效应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核算各省综合污染指数基础上,结合省级面板数据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基本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识别与分析。多个角度开展的稳健性检验依然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推动母国经济规模扩张,导致其污染物排放增加;二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母国产业结构朝向服务化转型,有利于减少其污染物排放;三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引致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母国污染物排放减少;四是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减少母国污染物排放。最后,本文从优化国际投资结构、强化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以化石能源消耗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的同时也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递增趋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针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保持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持续增加,但事实表明,环境保护投资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问题依然严峻。在亟需解决环境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控制碳排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利用2004—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保护投资结构的角度出发,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等环境保护投资对环境治理和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和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并不能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且对碳减排有消极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虽然没有起到降低碳排放总量的作用,但使得碳排放量增长率保持每年3.8%的下降速度,而且能够显著提高中国环境质量。在进行空间分析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未来发展中,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污染治理和碳减排两个方面都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政府要合理安排环境保护投资结构,提高环境保护资金的使用效率,鼓励发展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提高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在环境保护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现环境保护投资空间结构的合理化。     

企业绿色投资降低了股价波动性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下的企业绿色投资行为,不仅是对环境责任的履行,也是稳定投资者信心、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股市“暴涨暴跌”这一独特异象的有效手段。有别于以往多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媒体监督、公司透明度等角度探讨股价波动或崩盘风险预防因素研究,文章以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主要责任者的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手工收集的绿色投资数据与测算的股价波动性数据相结合,从绿色投资这一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独特视角出发,基于控制函数法和敏感性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绿色投资与股价波动性的关系,进一步创新性地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利用因果中介分析模型识别了绿色投资通过信息环境、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股价波动性的因果机制,并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和不同市场化程度下企业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显著降低股价波动性,从而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2)存在企业绿色投资—信息环境改善、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股价波动性降低的因果链条;(3)存在产权异质性,即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更大;(4)不存在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区域异质性,即归属于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其绿色投资对股价波动性的降低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建议,为降低股价波动性、促进股价平稳运行,企业应加大绿色投资力度,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需进一步强化绿色投资意识,同时政府应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降低投资者获取企业绿色投资等环境信息的成本和难度。     

乳山口潮汐能电站环境收益评估

进入21世纪,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化的问题。改善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建设的主要任务。潮汐能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除了替代传统不可再生能源,还具有减少污染损害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收益。因此,本文针对潮汐电站的环境收益,以拟建乳山口4万kW级潮汐电站为例,同时使用替代市场法和条件价值法,对比评估了该潮汐电站的环境收益价值范围,讨论了替代市场法和条件价值法在评估潮汐电站环境收益的应用可行性。由替代市场法估算的环境收益为5191.30万元/a;在条件价值法下,运用Tobit模型估算结果为1184.19万元/a,因而乳山口4万kW级潮汐电站的环境收益区间为1184.19-5191.30万元/a。该评估结果为判断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提供科学依据。     

江苏省秸秆类农业生物质能源分布及其利用的效益

分析了江苏省秸秆类农业生物质能源在不同作物及地区间的分布状况，并选择3个典型的秸秆发电项目作为案例，采用成本 收益分析、货币价值折算及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分析等方法，重点研究了江苏省生物质能源利用的经济、资源和环境效益。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秸秆资源以粮食作物为主，约占918%，全省秸秆资源呈由北向南逐渐递减的阶梯式分布；目前的秸秆发电企业处于亏损状态，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秸秆发电等生物质能源产业的资源环境外部性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与燃煤发电相比，秸秆发电节省原煤的同时减少了大量的污染排放，如果其资源环境效益的货币价值得以实现，不仅可以补偿企业的经济亏损，还可为企业带来可观收益；另外，CDM项目为生物质能源产业实现其资源环境价值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且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使得在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使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考察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程估计.实证结果为三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地区的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则存在人口,资本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表明: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双向作用: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研究

中国承诺2017年启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系统,在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通过CCER交易获得额外收益。由于碳价格是随着市场条件而随机波动的,碳价波动性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具有了期权性质的权利,即未来不确定性可能包含更高的价值。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选择立即投资,也可以选择推迟投资,等待更多信息来提高项目收益,而立即投资的项目回报必须足够高以克服等待期权的蕴含价值。为了研究碳价波动下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法的三叉树模型,测算了三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的npv及其实物期权价值(ROV)。根据延迟实物期权决策规则,三类项目均执行期权延迟投资决策。本文还计算了在无政府补贴和有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三种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不同时点的栏杆价格,以确定项目的投资时机。栏杆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逐步下降,说明政府补贴会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栏杆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意味着时间跨度越大,不确定性越大,需要更高碳市场价格来确定投资时机。本文对影响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因素敏感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碳价波动率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栏杆价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说明碳价波动性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期权价值,却推迟了企业开展投资的时间。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碳价波动幅度会趋于平稳,从而促进发电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     

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从环境税的角度,探讨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运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2008-2013年的经验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对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进行了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位数能够更全面的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方法与最小二乘法使用残差平方和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相比,不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估计结果更为稳健。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表现在:1从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投资额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税额的不断提高,企业绿色投资额也会随之提高;2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即低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高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呈递减趋势;中间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并呈递增趋势。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1环境税的出台具有积极的意义;2环境税的相关法律制定要注意因企业制宜,考虑企业承担能力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本文研究结果为环境税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环境税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在系统地归纳了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以环境治理投资总额作为投入指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在水、气、固体等方面控制绩效作为产出，建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DEA方法的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再以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为母因素，以各评价指标为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模型，通过《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0》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收集2009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投入产出数据，得到我国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关键影响因素，证实控制关键因素--环境治理投资总额，能够有效地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中国工业环境生产效率及环境保护税开征的研究

实证估计环境生产效率是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研究分支之一。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2005—2015年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或自治区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有关环境保护税开征的若干问题。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实证研究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的特征,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异质性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生产效率相分离,进而得到理论上更为合理的各地区工业环境生产效率的估计值。另外,本文还从理论征收额与实际征收额的角度构建了排污费征收强度指标,以替代已有相关文献常用的排污收费金额作为排污收费制度的代理变量,进一步实证检验了该制度的有效性。相关实证结果表明:(1)虽然同样是基于参数化的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但是否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异质性与随时间变化的地区环境生产效率相分离,所得到的效率估计值存在着显著差异,由此也进一步表明了在面板数据中考虑地区异质性的必要性;(2)基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的效率估计可知,整体工业经济的平均环境生产效率已由2005年的0.488 8上升至2015年的0.780 9,且东部及个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具有较高的环境生产效率;(3)模型及代理变量选取的差异都会影响对中国排污收费制度有效性的实证评估结论,排污收费制度能否有效地改进工业环境生产效率的实证结果并不稳健;(4)若考虑地区异质性且以排污费征收强度作为排污收费制度的代理变量,则实证结果显示排污收费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改善工业环境生产效率;(5)综合各地区的生态承载压力及工业环境生产效率,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可被重新划分为高排放高效率、高排放低效率、低排放低效率以及低排放高效率四大区域。     

中国CDM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评价

目前,中国已成为开展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最多的国家及年可核证减排量(CER)签发量最大的国家。但是这些CDM项目是否在真正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可持续发展,较少研究文献涉及。为此,本研究开发了用于评价中国CDM项目对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方法学即MATA-CDM-China,该方法学以多属性效用理论为指导,构建了包括目标层、系统层、变量层和要素层等四个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绝对效用函数对指标体系所包含的9个具体评价指标进行效用赋值,同时结合问卷调查和Delphi法获得的各指标权重值,加总各效用值最终计算出所评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度。此外,以邯钢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项目为例,运用该方法执行可持续影响评价。最后指出该方法学存在的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