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人类最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在梳理湿地生态补偿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国内外湿地生态补偿政策与实践,针对补偿载体、方式、融资、标准、模式和绩效评估等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当前湿地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系统制度设计存在欠缺,补偿资金渠道相对单一,补偿标准差异大以及严重缺乏相应监管、成效评估机制等。最后展望了湿地生态补偿的优先研究方向:(1)加强湿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2)加快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研究;(3)扩大湿地保护试点实践研究;(4)增强湿地生态补偿监管及补偿成效评估研究。同时吸收总结国内外科学有效的补偿模式,助推现阶段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为湿地生态补偿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扎龙湿地NPP时空格局及其对气候因子变化的响应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表征陆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重要指标,扎龙湿地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域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基于遥感资料和气候资料,借助GIS、RS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方法,估算了2000-2017年扎龙湿地植被NPP时空分布特征,探索了植被NPP空间异质性及气候因素对其动态变化的影响,为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湿地碳循环的响应过程与驱动机制提供参考。结果表明,2000-2017年,扎龙湿地植被NPP年平均值为478.30 g·m~(-2)·a~(-1)(以C计,下同),其中有水草甸为483.33 g·m~(-2)·a~(-1),无水草甸为485.99 g·m~(-2)·a~(-1),农作物为448.70 g·m~(-2)·a~(-1),有水草甸和农作物的NPP年平均值均呈显著增加趋势。扎龙湿地核心区NPP年平均值最高,为513.75 g·m~(-2)·a~(-1);试验区NPP平均值最低,为422.80 g·m~(-2)·a~(-1)。水分因子对植被NPP的总体影响力大于温度因子,对水分的依赖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无水草甸、农作物、有水草甸,对温度的依赖程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无水草甸、有水草甸、农作物。气候因子两两交互作用对自然植被NPP动态变化的总体影响显著大于农作物,其中4-10月EI和年平均气温的协同作用对无水草甸NPP动态变化的贡献率达37.85%,4-10月日较差和年平均气温的协同作用对有水草甸NPP动态变化的贡献率达31.14%,年平均气温和无霜期的协同作用对农作物NPP动态变化的贡献率达29.00%。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的天津七里海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湿地生态系统损失的经济学评估及生态补偿意愿研究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引导技术,计算七里海湿地周边农户对生态补偿措施的受偿意愿,定量估算七里海湿地的生态损失,采用logistic模型识别受偿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湿地周边农户的年平均受偿意愿为23 896.65元·hm~(-2),造成的年总生态损失为12 922.11万元;家庭收入、是否有非农收入或养老保险以及对湿地现状的认知水平是影响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地方依恋是影响农户抗拒失地的主要原因。     

生态补偿区域选择方法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实施后的效果与效率评价已成为生态补偿研究的热点。目标区域的筛选和确定将直接影响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社会效益。文章从生态补偿效率影响因素入手,梳理了国内外生态补偿区域选择的研究方法,从已有研究来看,选择准则已逐步从单一的只考虑项目总预算、参与者成本、环境效益等因素,发展到综合考虑生态退化高风险区域、空间区域要素异质性等多种要素;选择方法也从单一的数学方法,逐步与物理模型、空间模型和空间数量经济模型相结合,这些方法的研究和分析可为生态补偿项目实践提供重要理论支撑。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今后补偿区域选择研究的准则除了要考虑上述环境保护目标外,还要纳入减贫、社会公平、制度保障、技术实力以及项目持久性等社会要素,以实现生态补偿项目环境与社会效益的综合目标;相应的研究方法也要动态化,系统化和集成化;且要探索研究对区域选择方法的后评价,以验证生态补偿效率的实现程度及贡献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照国外与国内研究的差距,分析未来国内生态补偿项目的广泛应用以及目标(区域)选择的重要性,从提高补偿项目生态服务的效益和提高补偿资金的使用效率角度,提出我国今后的生态补偿项目应在实施前做好目标(区域)选择;实施中做好动态监测;实施后做好后评估和适应性调整,以提高生态补偿政策持久性和持续性。     

基于突变级数法的吉林省生态补偿标准核算

为客观准确地确定各类土地的生态补偿标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采用突变级数法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进行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突变理论的各类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转换因子、均衡因子和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核算模型.应用该模型计算吉林省生态补偿标准,得出2012年吉林省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534 9、2.018 5、1.682 1、2.094 9、1.826 8和0.823 6万元·hm-2,该生态补偿标准符合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和突变理论的生态补偿标准动态核算模型便于应用,具有较高可靠性和普遍适用性.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不同类型河滨湿地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初步研究

湿地生态系统在全球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湿地在低氧环境中促进碳累积的同时产出温室气体——甲烷(CH4)和二氧化碳(CO2),湿地的碳源和碳汇功能近来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于保护和修复湿地等生态工程措施与湿地温室气体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运用了静态箱-气相色谱法,对Olentangy河湿地研究中心的4种不同类型河滨湿地(人工种植人工湿地、自然演替人工湿地、半人工湿地和自然湿地)甲烷(CH4)和二氧化碳(CO2)排放时空规律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湿地土壤温度、水文条件等环境因子对CH4、CO2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河滨湿地的CH4和CO2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甲烷排放速率(中值)为:自然湿地(CH4-C 0.33~85.7 mg·m-2·h-1)人工湿地(CH4-C0.02~20.5 mg·m-2·h-1)半人工湿地(CH4-C-0.04~0.09 mg·m-2·h-1)。CO2排放通量的中值(平均值)分别为9.8(19.2)、13.5(20.6)、24.7(36.0)和33.7(40.3)CO2-C mg·m-2·h-1。在湿地1、湿地2和河道边湿地中的CH4排放量与土壤温度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8、0.86和0.85;湿地1、湿地2和牛轭湖湿地CO2通量与土壤温度相关性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63、0.54和0.67。土壤含水率与甲烷排放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与二氧化碳排放通量具有显著负相关性。土壤碳含量与其相应的CH4和CO2排放量之间关联度都较高。在同一区域淡水河滨湿地中,自然湿地的CH4和CO2排放通量均大于恢复湿地,CH4和CO2排放的空间异质性是由于洪水冲击频率、土壤状况、地下水位及净初级生产力等因素决定的。     

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恢复的生态补偿额度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例,基于3S技术、市场经济调查和生态补偿调整系数评估退耕还湿、退养还湿的生态补偿额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和养殖塘退耕还湿和退养还湿的单位面积生态补偿额度分别在0.74万～1.32万元·hm~(-2)·a~(-1)和6.68万～112.74万元·hm~(-2)·a~(-1)之间,平均值分别为1.09万和35.81万元·hm~(-2)·a~(-1);各类养殖塘中,虾与鱼种、螃蟹、蟹苗养殖区单位面积补偿额度相对较高,平均值分别为107.67万、53.57万和44.55万元·hm~(-2)·a~(-1);南二实验区梭子蟹和小白虾养殖区最低,仅为6.68万元·hm~(-2)·a~(-1)。保护区各功能区累计生态补偿总额在0.04亿～87.87亿元·a~(-1)之间,其中南缓冲区最高,中实验区最低。各地块生态补偿总额度空间等级分异明显,全局和局部空间聚集关联性突出。     

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方法与实施途径研究

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禁止开发区域,必然要对其进行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本文阐明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分析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路径,探讨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对生态补偿的方式类型及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途径进行深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路径涉及补偿主体与对象、补偿标准与尺度、补偿方式与途径以及法律保障等内容。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需要依据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与损失以及机会成本、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生态受益者的获利、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等进行核算。其确定方法包括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市场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等。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是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与关键,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两种基本途径。对自然保护区这样的生态保护的重点功能区域,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央与省级财政应加大纵向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作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有益补充。     

白洋淀湿地补水的生态效益评估

对白洋淀在特别枯水年情况下,设计按最小生态水位补水、按适宜生态水位补水和不补水3种方案,对补水后湿地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相比不补水(即只使用白洋淀湿地生态水权提供入淀径流)产生的变化进行计算,并运用市场价值法、类比法和影子工程法等方法,对各类服务功能变化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得出白洋淀湿地补水的生态效益价值.结果表明:白洋淀湿地按最小和适宜生态水位补水,补水量分别为12 610×104和26 819×104 m3,补水的生态效益价值分别为57 036× 104和135 646× 104元,其中间接使用价值分别为52 255× 104和124 244× 104元,分别是直接使用价值的10.93和10.90倍;按最小和适宜生态水位补水,单位补水量的生态效益分别为4.5和5.1元·m-3,2种方案补水的生态效益都很显著.     

辽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诊断与评价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健康标准及河口湿地的生态特征,借鉴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模型,从压力、环境状态以及生物响应3方面构建辽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突变级数法,对1996年和2000年辽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1996年辽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度为0.979 1,2000年则降至0.961 8,即由健康状态转为亚健康状态,其主要原因为水资源不足和石油类污染加剧。应加强对辽河口湿地区域石油开采的管理,并合理分配利用水资源,保障湿地生态用水,促进辽河口湿地的生态系统健康。     

农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评述

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构建的考虑,我国一直采用非均衡性的农田保护政策来保障农田的有序供给,然而配套补偿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农田保护政策失灵,社会整体福利下降。因此,如何从政策层面上实现农田的非均衡性保护到均衡性的经济补偿,构建和完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是国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背景下的重要议题。从农田生态补偿概念界定、补偿利益相关主体界定和关系分析、补偿标准、补偿模式和方式、跨区域补偿以及补偿实施评价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动态,并指出当前研究在农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和跨区域生态补偿3个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研究可为政府设计出更加完整和富有针对性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季节性人工河滨湿地甲烷排放

2008年11月—2009年10月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Olentangy河河滨湿地公园中具有14年历史的补偿河流分岔季节性人工湿地中,运用静态箱-气象色谱法测定了季节性人工湿地中甲烷（CH4）时空排放通量。结果表明：1）CH4排放通量非常低,全年的平均值（以CH4-C计）仅为0.09 mg·m-2·h-1;2）CH4排放通量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年周期的CH4排放通量呈单峰型变化规律,6月份出现排放峰值,但CH4排放通量与土壤温度却无显著相关性;3）季节性人工湿地中心区和边缘区域中的CH4排放量分别为0.03（0.06）和0.03（0.12）mg·m-2·h-1,无显著性差异（P〉0.05）。因此,可见通过设计具有既长又浅形状和湿-干-湿交替水文条件的人工湿地,不仅可应用于其他的河流冲积平原的修复,也可在不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下检验其生态服务功能。     

中国三大产业生态足迹的投入产出分析

为定量研究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压力,文章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我国三大产业生态足迹作了详细的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从产业构成看,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分别为0.9626hm2·人-1、0.3912hm2·人-1、0.1844hm2·人-1;从生态占用方式看,直接土地占用为1.1242hm2·人-1(占总量的73.1%),其中,第一产业占83.7%,为0.9580hm2·人-1,间接土地占用为0.4140hm2·人-1(占总量的26.9%),其中,第二产业占79.9%,为0.3306hm2·人-1;从环境压力与承载力的现实矛盾看,各产业均需要控制其生态足迹增长,考虑生态足迹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优先顺序依次为第一、二、三产业。研究结果对于我国环境规划管理、产业结构优化及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溪湿地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特征及风险分析

以首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区域,对该地区土壤中有机氯农药HCH和DDT的残留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污染物的潜在来源,并对其生态风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溪湿地土壤中HCH和DDT均有检出,∑HCHs平均含量为18.44ng·g-1,∑DDTs平均含量为20.80 ng·g-1,二者在土壤中的残留差异不是很明显.HCH在柿园、竹园、芦苇滩地、菜地和其他5种利用类型土壤中的残留差异不大,而DDT在菜地土壤的残留高于其他4种类型.采样点土壤中∑HCHs和∑DDTs含量均低于GB 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西溪湿地土壤DDT残留较低,而HCH残留相对较高.生态风险分析显示,西溪湿地土壤中HCH残留对于土壤生物的风险较低,而DDT可能对鸟类和土壤生物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县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保定市定兴县为例

近年来京津冀生态环境一体化进程举步维艰,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经济手段之一。通过对保定市定兴县2000、2008、2013和2018年4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的解译,分析定兴县2000—2018年土地类型的变化,计算县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与发展权损失,探讨生态补偿标准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探讨区域对县域、县域对生态保护者2个层面的补偿问题,建立县域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由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定兴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8. 691 7亿元降低至8. 131 9亿元,发展权损失为6. 727 4亿元,即定兴县的生态补偿范围为6. 727 4亿～8. 131 9亿元。县域生态补偿机制应把握"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权责相等"的原则,区域对县域以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技术补偿等方式,县域政策应结合时代特点落实在各乡镇、企业、环保NGO和农牧民补偿对象上,形成"合理分配、重点关注、社会参与"的"造血型"补偿机制,从而提高京津冀生态一体化进程中县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可操作性,促进京津冀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