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能源消耗结构演变实证研究

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产业结构变化是否引起能耗结构变化是一个备受关注而又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能源消耗会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下降,另一种观点认为能源消耗会保持相对稳定,不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和有效利用能源有重要意义。本文用能源消耗结构变动系数方法,分析了1995-2007年工业能源消耗结构和结构的演变,发现多数产业能源消耗结构并没有变化,少数产业能耗比例下降或者上升,个别产业对能源消耗转变的情况。要降低能源消耗,必须降低能源消耗的总水平,同时提供能源利用效率。相应的对策是对高能耗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控制重点高能耗产业的规模和能源利用效率,能有效减少能源消耗。解决能源供需关系的政策建议是要加快重点耗能产业的技术更新,降低高能耗产业的能源消耗。进行能源价格改革,促进能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开发新能源,减轻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调整产品出口结构,减少高能耗产品的出口。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寻我国资源再生利用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选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Gini系数、Hoover系数以及EG系数,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对2004-2009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各个因素对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从2004年开始就处于较高水平,由极高寡占转变为中度寡占市场,趋向合理化发展态势;②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聚集度较高,属于再生资源产业高水平专业化地区,而湖南省以外的其他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均较低;③新古典经济、新经济地理和政策制度三方面因素分别对产业聚集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对外开放度均与再生资源产业集聚水平正相关,是近期影响产业聚集的关键性因素,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产业聚集。最后,针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增强我国资源再生产业聚集的建议。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虚拟水贸易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测算2005年、2007年与2010年3个年度中国虚拟水进出口贸易量,采用投入产出及IO-SDA等方法分解分析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部门间用水系数差距都非常大,直接用水系数最大的农业部门857.9 t/万元(3年平均值,下同),与直接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差距达600倍之多。完全用水系数最大的也为农业部门1 078.7 t/万元,与完全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亦达113倍。各部门的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也存在较大不同,有些部门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差距很大,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部门差距达115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部门差距达618.5 t/万元;而有些部门差距非常小,如农业部门差距仅仅0.24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部门差距仅为8.2 t/万元。虚拟水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从2005年的1 774.3亿t和1 378.7亿t增加到2010年的2 254.1亿t和1 836.5亿t,且出口量一直大于进口量。影响因素分解显示,在此期间,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是虚拟水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口规模合计为103 698.8×10~6t,进口规模合计为80 401.2×10~6t。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不同部门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真实用水系数和真实中间投入技术是虚拟水贸易变化的主要负向因素,其中真实用水系数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36 793.2×10~6t和-34 668.3×10~6t,真实中间投入技术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1 719.7×10~6t和-1 660.8×10~6t,表明在此期间用水效率和中间投入效率都得到了改善。另外,直接用水系数和中间投入技术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中间投入进口比率效应也不明显。     

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和低碳环保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如何有效推动区域生态创新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低碳环保创新视角构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选用2005-2013年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度进行测评,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从政府、市场、区域三个层面对生态创新协同度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协同度测度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生态创新协同度在[-0.05,0.3]之间震荡,协同度水平较低,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协同度增长速度存在空间差异,长三角增长速度最快,珠三角次之,京津冀增长最慢,原因在于河北省的生态创新协同度较低,京津冀区域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三大城市群协同度变化在时间上具有一致趋势。协同度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政府环境规制、科技创新支持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对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说明政府增加环境规制强度和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可以有效促进区域生态创新协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区域生态创新协同水平。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应积极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和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加强环境规制和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建立生态创新产业链,鼓励绿色创新产业的发展,以科技创新拉动生态效益的改善,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为绿色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消除障碍,促进城市群形成生态创新协同机制并对全国各省市形成良好示范效应。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识别及影响因素

文章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有偏技术进步的考虑范围,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对2003—2019年无环境约束、弱环境约束和强环境约束情形下中国工业行业有偏技术进步方向进行测度、识别和比较,利用FGLS模型对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忽略环境约束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与无环境约束情形相比,弱环境约束与强环境约束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2)当不存在环境约束时,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节约/资本使用、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使用/能源节约;加入环境约束之后,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节约/能源使用。(3)环境约束下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对外贸易开放度、人均资本存量和能源生产效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无、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型FDI阻碍了无、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而资本型FDI仅对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发强度...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评估

有关绿色发展评价和指标研究已成为绿色经济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该文旨在将绿色发展的评估研究延伸至工业领域,进而为监测、评估和诊断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该文首次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界定了工业绿色发展内涵,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促进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提供更多、更好工业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通过绿化工艺系统和生产过程、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最终协调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鉴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衡量工业绿色发展的进展,这为开展工业绿色发展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应用中,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需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中国水资源消耗配置的灰色关联度与适宜度测算

水资源作为一种可耗竭性资源,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的消耗量非常大,这种消耗配置格局是否合理有待于研究。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0-2008年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与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耗水量的配置进行关联度测算,以探求各部门耗水量配置对水资源消耗总量的影响程度,继而将生态学中的生态位评估模型引入到水资源消耗配置评价中,对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的消耗配置进行适宜度测算,研究结果表明:①工业部门耗水量与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的灰色关联程度最高;②2008年中国水资源消耗配置的适宜度水平最高,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实现较优配置。通过对中国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配置的关联度和适宜度测算,研究认为:提高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农业、工业和生活部门配置的适宜度,关键在于减少水资源在各部门的浪费性消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使各部门的水资源消耗值均接近最佳生态位,从而实现水资源消耗总量在各部门的消耗配置接近最优化水平。     

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绿色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衡量经济产出的本质尺度是向消费者提供最终服务的质量和价值,而不简单局限于生产出的物质数量。为此,把环境、资源因素纳入传统技术效率测算框架:通过引入生态足迹变量,来表征自然资源投入;借鉴绿色GDP核算的思想,利用绿化指数对传统产出进行调整,以表征绿色产出;结合资本存量及有效劳动力指标,基于SFA模型测算出我国2001-2010年省级单位的绿色技术效率,进而从技术、制度、产业层面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与传统技术效率比较,不仅数值更低,而且区域间差异程度更小;技术引进必须与消化、吸收和改造相结合,才能真正起到提升区域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作用,否则会起到负面的影响;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得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出口虽然加大了生态输出,但能促进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的环境资源负荷与较高的生态资源占用有碍区域绿色技术效率的发展。     

Research on the Green Culture of Chinese Enterpris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cultural in the 21st century, more and more intense attentions will be paid on the enterprise culture. Thus, while the world green tendency and the green demand rise increasingly, the research on the green cultural management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The study of the green cultural management is not only of vit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ut also exchanging the way of the economic growth from extensive pattern to intensive pattern,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the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benefit of the company, and accelerating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oreover, the research has another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the science of enterprise of management.     

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提高能源效率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紧缺与环境污染两大困境的必经之路。本文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DEA能源效率模型,以山东省全要素能源利用效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1996-2010年山东省17地市际面板数据,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污染这一非合意产出,测算出山东省各地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对各地市节能潜力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目标区间内,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均值呈不断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趋势大体相同,但差距较为明显;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同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突出。因此,通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能够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环境审计制度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污染治理工具的选择和实施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选择150个国家的国别数据,采取logit模型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投资和社会信息化程度与一国是否开展环境审计成显著正相关;审计体制对环境审计的开展也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污染排放现状、邻国的决策对环境审计制度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与传统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的普适性不同,作为一种信息化的污染治理工具,环境审计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选择.进一步,利用我国2007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基于主成分回归的符合性检验,结果显示环境审计的概率值p皆高于50％,且逐年递增,表明我国现阶段实施环境审计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基本成熟.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我国最高审计机关“十二五”期间将环境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审计类型,在全国推行环境审计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因素与绿色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间绿色共生合作关系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将企业间绿色合作影响变量分为：承诺、信任等5项基础合作变量：和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绿色合作意愿等7项特定合作变量。本研究通过对辽宁省沈阳铁西工业新区100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122份有效问卷。在此基础上，应用SPSS统计软件和AMO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包对上述研究中的基础合作变量和特定合作变量对企业间的绿色合作绩效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并给出了它们之间的结构方程路径图。研究结果表明，所设定的5个基础合作变量和7个特定合作变量与企业间绿色合作绩效所设定的5个变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证实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从而为探索企业间开展绿色合作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Annual Reports by Listed Companies

Taking 248 A-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in 2006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s example, using ＂index method＂ to measur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level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disclosure level has improved, but the overall level is still low and unable to satisfy information users;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rporate size, industry type, accounting firm＇s typ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index. The companies of large scale and heavy pollution and those audited by international ＂Big 4＂ and domestic ＂Big 10＂ accounting firms have a high level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while the profitability and financial leverage has no impact on the disclosure level.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China.     

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基于心理性因素与内外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对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加以梳理,发现大多数研究认为环境行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下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其对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有着积极正向作用,并将环境态度/环境关心视为关键变量,以揭示实施环境行为复杂的内在过程与心理机制;大多数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某一时点的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等高级统计方法着重探究自我报告的一般意义或某类具体环境行为.其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变迁、制度政策变化、阶层分化、地区差异、信息分割等外在结构性因素对环境心理的可能塑造及其对环境行为的动态影响,进而提出在准确厘定环境行为内涵的基础上,针对社会群体成员或社区居民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多元研究方式长期追踪收集纵向数据或资料,以及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探讨不同类别的环境行为,有助于突破既有研究的心理学局限与行为决定论桎梏,且切实反映环境行为的历时性变化与动态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