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中国区域TFP增长的R&D贡献测度与评价

论文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1997-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R&D投入及其溢出对TFP增长的贡献.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我们将R&D投入分解成不同类型:来自政府的投入和来自企业的投入,将区域技术成交额作为区域间R&D溢出的测度.同时,通过Malmquist指数把TFP增长区分出来自于技术效率和来自技术进步率两个因素.结果发现,12年来我国各地区TFP平均增长0.2%.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9%,而技术效率不仅没有带来TFP增长,反而造成了0.7%的TFP损失.不同类型的R&D活动对TFP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不同:企业R&D投入对TFP作用的效果最大,且对于东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西部;R&D溢出(技术交易)带来的TFP效应居其次,且对西部地区TFP的作用大于中部,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大于东部;而政府R&D投入的TFP弹性在三个地区均为负值.这些差异给区域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经济可持续的视角

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出发,测度出1998-2009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包容度,发现中国经济的包容度处于基本包容状态,具体而言,工业化中期形成的高投资、高消耗的增长模式使得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压力日益严重,这些都阻碍了可持续包容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投资拉动型特征更加明显,再次使得可持续包容度呈现下降趋势。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可持续包容度依次递减。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可持续包容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包容度的角度来看,更高的的研发投入水平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包容性增长的实现;能源使用效率的低下则阻碍了包容性增长;市场化程度与FDI对包容度的影响不明确;经济发展水平则与包容度之间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由此,相应的政策建议是要提高可持续包容,可以加强研发投入力度,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市场化程度,并根据各地区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     

中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测度研究

构建了涵盖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五个维度的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对2003-2012年中国及各省区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进行了测度。然后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生态消费的演化格局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全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处于1.530-4.702之间,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消费方式健康、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环境和谐、消费水平适度、消费结构合理对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但贡献大小依次降低。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及变动幅度在不同区域、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均值依次为4.216,2.517和1.973,生态消费发展指数呈现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渐递减的状态。从省级层面看,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高的省区集聚于东部地区,而生态消费发展指数较低的省区则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2003-2012年中国各省份生态消费发展指数的全局Moran’s I值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地的生态消费发展存在不断增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由Moran’s I散点图分析可知,72.9%左右的省份表现为在地理空间上显著的空间正相关(高高和低低集聚分布为主),生态消费分布的"两极化"空间特征明显。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对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消费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些建议: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积极践行生态消费,完善引领生态消费的政策体系,寻求生态消费区域协调发展新渠道。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评估

有关绿色发展评价和指标研究已成为绿色经济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该文旨在将绿色发展的评估研究延伸至工业领域,进而为监测、评估和诊断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该文首次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界定了工业绿色发展内涵,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促进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提供更多、更好工业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通过绿化工艺系统和生产过程、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最终协调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鉴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衡量工业绿色发展的进展,这为开展工业绿色发展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应用中,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需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     

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形成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影响分析

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根据分析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衡状况与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均衡状况高度相关,大规模的跨区域流动人口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和对区域内或区域问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人口流动对分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的考察中.我们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形成的影响趋势明显,在1978-1987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增强了全国整体差距、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但却缩小了中部地区内部差距的扩大趋势;而在1996-2003年期间,我国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加剧了全国整体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事实,但却有效地减缓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的趋势.     

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效率地区差异评价

为了对中国各地区工业进行环境约束下的效率评价，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利用2005~2009年各地区工业的面板数据，对31个省市的工业进行了环境约束下的效率测算，揭示了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各地区间的差异。在进行超效率DEA评价的过程中，利用工业环境影响的社会支付意愿代表环境投入，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在处理非期望产出问题上的不足，并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评价结果，反映了环境问题对各地区工业的效率影响程度上的差异。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利用投影寻踪方法加权评分，反映了各地区工业效率的综合状况，从区域情况来看呈现东部优于中部与西部，而中部优于西部的态势。最后，根据效率评价结果，对各区域中的特殊省份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各地区工业的效率改进建议     

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我国劳动力流动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特殊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抚养负担的下降对1997-2009年各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中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小。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地区在吸引劳动力和有效利用劳动力方面差异扩大,反之落后。区域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减弱了抚养负担下降对本地的经济促进作用。本文提出,未来将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投向西部,是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Industrial layout reconstruction,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variation of pollution distribution in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igh-polluting industries have bee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eastern developed regions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in China. Certa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been in place accordingly in various regions, but the pollu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s risen sharply. Based on the data of interprovincial panel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5, this paper calculates high-pollution industry dynamic agglomeration index,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index and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dex, and uses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to carry out the regression analyses of the whole sample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in China. The concentration degree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pollution and industrial waste gas pollution are deepened, which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transfer of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 However,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transfer is not obvious. Furthermore,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ntensifies the concentr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does exist in China,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increase of labor cost and quality will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别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容易导致环境敏感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迁移,这一过程将引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发达地区实行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的选择上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将对原有污染型产业产生影响,加大环境保护投资、转行或者外迁是该区域内企业可能的选择。在环境政策不够严厉,产业的选择更为多样的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优惠条件,则污染型产业是其发展的可能选择。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中西部19个省份11个污染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空间效应,存在对污染型制造业西迁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别性的环境政策确实突出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西迁徙,实现了污染产业从中国东部向西部的空间替代。从空间的整体上看,也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现象。如果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环保规制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不是严格按照功能区进行分类环境保护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不健康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的要素替代作用,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夸大。看似中西部地区可能重新步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受到污染损害的仅是国家的另一片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属于环境脆弱区和重要的水源上游,最终受伤害的将会是我们整个国家。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超效率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经济效率，通过对所构建模型普通线性回归得到的残差进行Moran’I指数的计算和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水平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中国东中西部绿色经济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伴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差异有所减小，呈现收敛的趋势。（2）绿色经济效率与环境规制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并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均出现空间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差异逐渐收敛等向好趋势。（3）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一个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过程，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科研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利用外资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dispar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companies

This paper first constructed a system to evaluate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within Mainland China. Then,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was performed to these indicators f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so as to figure out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se two phases,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was estimated and factorized vi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companies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low as a whole, 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PTE). Further, this huge gap continues to expand in these regions. And both PTE and scale efficiency (SE)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leave much to be expected. (2) In the first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concerned, the efficiency was much lower than that without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s. Besides,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re was a wide disparity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 In the second phase of gree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there were still more rooms for improvement in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as ranked from highest to lowest. (4) Liaoning, Hebei, Heilongjiang, Xinjiang, Shanxi, Inner Mongolia, Yunnan, and Qinghai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technology; Jilin, Jiangxi, Anhui, and Guangxi should make their efforts to reduce resource redundancy; whereas Ningxia and Gansu should try to solve the above two issues.     

中国省域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我国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省份提供产业竞争力方面的指导。首先构建我国港澳台外31省（市、自治区）森林公园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然后计算各省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最后采用分位数回归研究影响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森林公园旅游产业平均竞争力值较低，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状态；2004~2014年期间西部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进步较小，主要原因是受到“短板效应”的制约，表现为西部各省在产业效益方面与东、中部省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森林公园存在东北和东南两个高层次旅游产业竞争力集聚中心，并存在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带动周边省份提升发展的趋势；回归表明，国家扶持力度、管理投入、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品牌效应和交通便利性会在不同分位点上对各省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产生影响。森林公园旅游产业竞争力在不同分位点上影响因素的差异为有针对性的提高各地区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西部大开发十五年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实现了快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增长。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成本,评价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0—2014年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环境效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偏低,处于相对无效状态。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明显低于传统效率,经济增长付出了较高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以来传统效率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走势变化。西部地区省份环境效率在全国排名靠后,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其中重庆和四川排名不断提升,新疆排名逐步回落,内蒙古和广西在西部地区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稳定,云南和陕西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排名相对靠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2000—2003年上升,2004—2010年不断下降,2010—2014年趋于平稳。西部地区环境效率低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大,也低于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逐渐扩大,与中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本文同时采用了Tob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环保投资力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     

“水十条”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是国家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保障国家水安全而制定的法规。为检验“水十条”的政策影响效应,文章利用2012—2017年全国269个地级市的数据,结合工业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技术进步、人口规模、水资源禀赋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水十条”政策实施是否有助于减轻工业水污染强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原因,工业水污染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水十条”政策实施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工业水污染强度。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剔除中心城市、增加控制变量以及剔除严重污染等方式进行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分析中,文章研究了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第一产业比重显著降低,而第三产业显著提升,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并且技术创新效应显著加强。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均为“水十条”政策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的有效途径。在空间异质性方面,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水十条”政策对工业水污染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地区却呈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水污染情况原本较好,因此污染强度降低幅度较小。因此,文章认为“水十条”政策能够显著改善工业水污染强度,并且加上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手段的辅助能够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文章的发现为中国水污染防治行动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