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市场双边叫价贝叶斯博弈模型及机制设计研究

通过水权交易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实现水资源最优配置。水权和水市场理论研究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研究课题，而水权交易模型是水市场理论与实践中水权交易的核心。针对水权交易市场最常见的双边交易，采用双边拍卖的交易模式，通过对水权交易市场的双边交易进行描述分析，建立了水权交易买卖双方叫价拍卖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给出双方叫价拍卖的机制设计。该机制具有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最后给出算例。     

水权交易市场中的讨价还价问题研究

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有必要通过水权交易市场来提高水资源配置的效益。当水市场中的买卖双方都为单人时,讨价还价是确定水权交易价格的有效途径。在进行水权交易讨价还价时,对于买卖双方来说,都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买卖双方经过策略权衡后报出自己的价格底线从而形成讨价还价的区间。为了防止某些买卖主体故意谎报自己的底价,提出了交易双方在风险中性前提下报出实际价格底线的激励约束机制,并证明了这种机制的有效性。在讨价还价的区间范围内,建立了讨价还价的同时出价模型,避免了轮流出价带来的先动优势或者后动优势,分析了贴现率对讨价还价博弈精炼均衡的影响。最后,根据模型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对我国水权交易制度构建的一些意见。     

准市场条件下的水权交易双层动态博弈定价机制实证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水资源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具有更加重要的管理价值,如何依托市场与行政的两手发力,提升我国水资源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水权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场与行政手段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解决人水冲突的重要技术手段,如何在准市场条件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水权交易定价机制已成为实现水权交易制度的核心技术。因此,针对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水权交易定价问题,本文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水权价值测度模型,进而引入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准市场条件下的水权交易双层动态博弈定价模型,主要包括买方政府和卖方政府的微分博弈模型,以及买方政府与水务公司的Nash-Bargaining合作定价模型,运用HJB条件求解多利益相关者合作框架下的水权交易均衡水价空间,进而以江西省萍乡市水权交易实践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均衡水价主要受上级政府协调能力k、水量需求系数β影响,且均为正相关,针对萍乡实践而言,由于水量需求主要体现在中长期发展规划阶段,上级政府协调能力显著性强于水量需求系数;均衡水价随着上级政府协调能力k值增大呈现由快转慢再转快的趋势,整体服从逻辑函数分布,均衡水价随着水量需求系数β的增大呈现由快转慢趋势,整体服从对数函数分布,针对萍乡实践而言,水权交易中市场与行政力量的两手发力存在稳定状态,二者缺一不可;随着议价能力系数提高,Nash-Bargaining的水权交易价格随之升高,表明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对水价具有直接的影响能力。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水权市场有效性研究

在中国水权市场建立的探索时期,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程度仍偏低,而国内学界对于水权市场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尤为匮乏。考虑到当前收集、使用实际运行数据分析水权市场有效性存在难度的事实,以及水权市场环境条件和相关人行为具有复杂性的现实状况,本文应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建立虚拟水权交易市场,比较不同交易制度下水权市场效率,以及水权成交数量和成交价格的差异,并考察交易成本、市场势力因素及其交互组合对水权市场运行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无论水权市场交易成本存在与否、水权初始分配为竞争还是垄断,双向拍卖、分散交易、明码标价三种交易制度下的水权交易均存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双向拍卖制度下的水权市场效率相对最优,成交价格、交易数量最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均衡值,而明码标价制度下的水权市场表现最不理想。②较之无交易成本的水权市场,考虑交易成本因素后三种交易制度下的水权市场效率均有下降;成交价格更趋向于竞争市场的理论均衡价格,尤以分散交易制度下的价格变动为最显著;与双向拍卖、分散交易制度形成对比的是,在明码标价制度下,交易成本的存在加剧了交易量对均衡成交数量的负向偏离。③较之仅考虑交易成本的水权市场,结合市场势力因素后,三种交易制度下水权市场效率明显降低,且双向拍卖制度下的效率变动为最小;由于市场势力的影响,三种交易制度下的平均价格偏离、平均交易数量偏离表现出显著增大的特征。基于实验结果,本文侧重于政府在水权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从加强水权市场制度建设、创新水权初始分配决策机制、重视水权交易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推进中国水权市场的健康、有效运行。     

我国水权期权交易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水资源危机日趋严重。实行水权交易势在必行。而水权交易模式的选择是水权交易的核心问题。传统的水权交易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不能实现水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将期权理论与水权交易相结合，提出水权期权交易模式，指出该交易模式具有转移风险、价格发现、交易成本低、方便、高效、安全性强等特点，其主要作用是可以有效地规避水权价格波动产生的风险。并提出我国水权期权交易应以流域为单位，在流域内统一建立一个水权期权交易所，具体规定了水权期权交易所的职责，还指出水权期权交易的主体由水权期权交易的双方和水权期权交易所的会员共同组成。最后根据水权价格波动的特点，给出水权价格符合跳跃扩散过程的水权期权定价模型。     

水权市场研究述评与中国特色水权市场研究展望

水权水市场改革是我国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我国水权市场尚未发育完成,水权交易还未成体系,更缺乏水权交易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有效运作的水权市场,需要具备产权明晰、计量监测技术支撑、监管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会受到交易成本、第三方效应、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已有的水权交易模型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上是沿用了西方发展起来的水权交易模型,很少考虑中国国情因素。总体来看,国内水权水市场研究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缺陷。第一,在水权市场发展的规律研究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市场制度本身,对水权市场运作的内在机制认识不足;第二,在水权市场的国际经验借鉴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水权市场发展的教训和伴随的问题认识不足;第三,在水权交易和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理想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模式,对国情条件的制约和中国特色的因素认识不足。当前亟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系统探索中国国情因素对水权市场构建的影响,重点揭示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特征,提出中国情境下的水权交易模式、交易规则、水权监管制度以及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水价政策。通过理论集成和知识创新,增进对中国特色水权市场制度的理解,为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研究支撑。     

共生与过渡：中国水权市场的构架和运行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水资源的不断稀缺引发了中国水权市场培育鞠建设问题.为了探讨中国水权市场的发育状况和基本特征,明确其未来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我国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来论证中国水权市场的构架和运行,认为中国水权市场呈现两级三类水权市场共生与过渡的特征,进而从纵向剖析水资源初始产权分配市场和水资源产权的交易市场这两级水市场.认为前者要注重公平性,后者则要注重效率性,又从横向分析了由地区间水权交易市场、部门间水权交易市场和农户间水权交易市场组成的三类水市场.最后提出了中国两级三类水权交易市场构建和运行的对策思路.     

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在全面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大力推进国家节水行动背景下,尤其是水资源治理领域正式引入市场机制以来,科学测算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客观分析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对于完善水资源治理工具和提升水资源治理能力具有决策参考价值。基于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思想,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以固定资产投资、总用水量、劳动力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输出指标,对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自2006—2016年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及评价。通过与其他非试点省份进行参照对比,重点研究水权交易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从而探究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总体上来说,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试点地区在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后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基本都得到了提高,效率排名也均明显有所上升,同时,水权试点省份中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省份比例远高于非试点省份。②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反映的动态变化来看,技术进步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明显的影响,技术进步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在水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全面推进水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大节水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依靠市场机制,激励用水主体的节水行为,从而深入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推行国家节水行动。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     

中国水权交易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分析

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思想,本文对水权价格进行了分解,并利用水权市场的交易数据对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及其对交易双方议价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水权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水权实际成交价偏离基准价格,交易中拥有信息较多的一方议价能力越强,能够掠夺更多剩余。具体来看,水权买方的议价能力会促成实际成交价低于基准价36. 42%,而卖方的议价能力导致实际成交价高于基准价57. 12%,即使在两者相互作用下,成交价仍高于基准价20. 70%。由于样本异质性,东部地区水权交易净剩余最小,中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买方议价能力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不同交易类型间的净剩余差异较小,两者相差仅2. 4个单位。但不同交易平台间的净剩余则存在较大差异,国家级交易中心产生的样本对应平均净剩余要高出区域级交易中心4. 16个单位。中国水权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促成了水权实际定价高于基准价格,抑制了水权市场的交易活跃性,严重影响了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改善水权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调动交易的活跃性需政府有效参与其中,强化市场监管、交易补贴等外部矫正机制,充分拓宽当前的信息公布和获取渠道,向市场参与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交易信息。     

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系统的均衡及复杂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学者在排污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讨论中忽略了排污权交易对产品市场结构的影响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体制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有可能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扭曲,必须对此加以研究.文章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古诺离散动态系统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均衡及其稳定性问题.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当排污权交易价格、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边际污染治理成本以及边际生产成本等参数发生变化时,纳什均衡点失去稳定性,经倍周期分叉后出现混沌状态.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越慢,厂商的利润越稳定;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边际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排放系数以及排污权交易价格等参数越大,厂商要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大,厂商对产量的调整余地也越小,厂商的利润相对稳定.     

高质量发展模式下内蒙古河套灌区的可交易水量

黄河流域必须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水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水资源高效流转的有效手段。可交易水量是水权交易的基础要件之一,如何在高质量发展模式下科学测算可交易水量,是保障转让方水资源安全,促进水权交易顺利实现的关键。文章提出高质量发展模式下水权交易中可交易水量的测算方法,为灌区开展水权交易,测算可交易水量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充分考虑水权交易对转让方用水安全的影响,界定可交易水量是转让方在保障自身生产、生活、生态等用水的前提下,在水权交易中可转让的水量。其次,依据中国水权交易政策分析得出可交易水量来源于节水潜力,国内水权交易实践显示农业节水潜力是当前及未来可交易水量的主要来源。再次,遵循高质量发展模式下保障粮食安全、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原则,提出农业节水潜力的估测方法。最后,分析可交易水量的影响因素,确定调整系数,提出农业节水潜力中能够转化为可交易水量的测算方法。将该方法应用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施力地区以及中国水权交易的典范——内蒙古河套灌区,得出2021—2025年内蒙古河套灌区农业节水潜力分别为11.0713亿m³、11.5496亿m³、12.0486亿m³、12.5692亿m³、13.1123亿m³。依据内蒙古河套灌区可交易水量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内蒙古水权交易政策规定,取可交易水量调整系数为2/3,计算得出内蒙古河套灌区2021—2025年可交易水量为7.381亿m³、7.700亿m³、8.032亿m³、8.379亿m³、8.742亿m³,为内蒙古河套灌区乃至黄河流域测算可交易水量提供借鉴。     

美国的水权体系:原则、调适及中国借鉴

水权是现代水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合理的水权制度有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旧有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中水权不明晰、水权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因而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需要。美国的水权制度与其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其经验可资借鉴。美国的水资源治理实践表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的水权制度,对于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水资源财产权的明晰界定是美国水权制度的基石;水权的取得及其权责范围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受法律保护。在保护私有水权的同时,美国水权制度兼顾联邦和地方利益,同时避免外部性产生。各州对水权的确权和管理因各自人文和自然状况的差异而异,但对水资源"合理有益的使用"是各州共有的理念。美国的水治理理念正从偏重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向日渐重视水的环境及人文价值。社会公平、效率的增进、交易成本的降低是美国水权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美国的水权管理体系已日臻成熟,但依旧存在不同层面的水权冲突,因此仍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调适。我国应学习借鉴美国水治理的有益经验,并积极探索美国经验的中国转化。本文对美国现行水权体系中水权的取得、水权的范围以及水权的变更与中止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水权制度建设提出构想,包括:以立法确立和保障水权、建立市场导向的水价形成机制、运用水价杠杆实施有效的水资源需求管理、培育水权交易市场、构建区域性水权管理规范等。     

排水权交易定价方法及案例研究——以秦淮河流域为例

在城市扩张和资源稀缺的矛盾中,在水患灾害和经济发展的冲突下,明确排水权产权化,推进排水权交易市场化,保证排水权定价合理化是治理水患灾害的新思路.首次提出排水权交易的制度保障、四项排水权交易定价原则和两个层次的排水权定价理论.基于洪涝灾害的损失评估方法和防汛设施的建设成本来进行排水权成本的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洪涝损失元模型,进一步形成了排水权成本模型,并在整体最优的约束条件下,提出了交易策略和定价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排水权交易对防汛排水效率提高的推动作用.最后应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空间展布方法,结合南京市、句容市2016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同年7月汛期的水文站点水位数据,计算出当时的句容市和南京市的排水权平均价格分别为5.97和18.30元/m3,证实了排水权交易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流域水权市场中的节水激励

流域水权制度是否具有内在的节水激励是能否纾缓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危机的关键.水权再分配机制是水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水权市场则是水权再分配机制的方式之一.该文通过构建节水投资收益净现值(NPV)模型,分析水权市场对节水激励的作用,讨论各因素对不同层次用水户进行节水投资决策的不同影响,并且应用节水投资收益净现值模型对黄河流域进行了案例分析.分析表明:有效的流域水权市场能够激励用水者进行节水投资,获得水权交易收益,同时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实现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跨地区跨行业的水权交易由于规模大,需要的投资金额多,交易成本较高,只能由较高级别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取水工程完成,但需要采取适当的节水设施管理方式;地区内行业内的水权交易规模小,需要的投资金额少,交易成本低.对于微观用水户具有激励作用,但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     

基于外部性作用的取水权交易匹配模型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用水需求不断增加。为调和供求矛盾,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水市场来进行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当下,各地都在为水权交易建立交易平台。本文借助匹配理论建立了取水权交易的匹配模型,并考察了模型的匹配结果。我们发现,如果企业的用水效益函数为凹函数,那么模型存在稳定匹配,且该匹配实现了水资源的有效配置。然后,我们分析了节水成本与用水污染对市场均衡的影响:如果可将外部性内部化,那么市场均衡和有效分配是一致的。     

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价格调控机制研究

区域碳排放权价格的差异制约了中国全国性碳市场的建立,亟需寻求价格调控方式。本文通过Phillips and Sul模型分析了北京、深圳、上海等碳排放权价格收敛性,结果显示单纯市场作用无法形成统一价格,进而运用状态空间方法构建时变参变量模型,从能源价格、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度等角度,分析了碳排放权价格差异的影响因素组成结构,提出了价格调控机制。认为降低焦炭价格、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提升交易市场活跃程度以及加大违约处罚力度,是缩小中国区域碳排放权价格差异,形成统一价格的有效调控方式,为建立和完善中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提供了决策支持。     

中国水权配置效率分析

基于整个社会的视角,对水权交易效率进行公理化分析,为水权交易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首先,提出分析的假设条件,定义水权配置效率,该效率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公理.其次,定义水权边际价值、总价值,提出水权边际价值递减规律.再次,给出水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定义,提出帕累托最优时水权配置状态的定理,并论证水权的帕累托配置是稳定的水权配置状态.根据极限理论,给出水权配置序列收敛于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定义,论证了在现实水权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水权交易重新配置水权才能逼近水权配置的最优状态--帕累托配置,而依靠行政配置无法实现.最后,采用本文理论分析我国水权交易现状,指出由于我国目前水权交易成本过高,水权配置向帕累托逼近的速度慢,水权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我国水权交易制度的日趋完善,水权配置将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     

中国水资源管理博弈特征分析

随着中国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态势日益严峻．建立一个面向效率和公平的水资源管理机制的需求日益凸现。本文在比较传统行政模式和市场模式下水权管理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从水量和水质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种模式下的水用户博弈特征。结果表明：政府管制会出现“政府失灵”。无法实现政府和水用户之间的激励相容;在完全市场机制配置情况下,由于个人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会导致水资源被过度污染、治污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等“市场失灵”,基于不同模式下各自的利与弊,无论哪一种单纯的管理模式都不能满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认为中国水资源管理需要把水量和水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两种配置方式的优势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准市场水权交易机制分析框架。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的水权理论框架探析

在我国水资源贫乏、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已成为践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解决日趋复杂水问题的切实需要。本文首先从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历程和未来需求出发,探讨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水权制度两者的内在联系,指出水权制度建设对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接着,从行政管理视角提出了有关水权划分的两级分类体系,重点解析了使用权与"三条红线"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从水权制度建设的主体内容出发,构建了由"基于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基于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的用水权交易"和"基于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排污权交易"三部分组成的水权理论框架。在取水权分配方面,以和谐论思想为指导,以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和谐分配原则确定、和谐状态指标选取、区域总和谐度计算、和谐目标优化模型、取水权和谐分配方案优选等构成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工作流程。在用水权交易方面,以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运用优化决策理论,提出由用水计划制定、节水潜力分析、水量折算系数计算、可交易用水权计算、用水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用水权交易工作流程。在排污权交易方面,以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污染物入河量预测、控制断面水质预报、减排潜力分析、可交易排污权计算、排污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排污权交易工作流程。该理论框架的提出可为我国水权理论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