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城市用水强度:降低还是提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形态对城市用水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就业密度作为门限变量检验集聚形态与用水强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专业化产业集聚能够实现正向技术溢出并降低城市用水强度;多样化产业集聚同样对城市水资源利用发挥节约效应。不同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用水间的关系在城市规模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产业集群渐进饱和,水资源争夺态势加剧,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城市基础设施有限时,过度集聚超越区域承载能力,引致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恶性竞争,产业集聚对城市水资源配置正向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当就业密度进一步提升时,专业化产业聚集的路径依赖机制可能诱发技术锁定效应;由于多元化的知识基础,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更明显,协同学习能力提升将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并发挥节水效应。     

国家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识别--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绿色创新作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发展战略,是当前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实践中,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国家高新区设立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双重差分的目的,识别国家高新区建立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评估高新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家高新区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理论上构建了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甄别出了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创新驱动机制和结构驱动机制,而未通过集聚驱动机制,"形聚而神不聚"的现象仍广泛存在。③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高新区对东部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果明显,而对中西部区域效果不明显。④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还存在着城市等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边际递减规律",相比于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一般的市从高新区设立当中获得的政策效益更大。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文章据此从发挥集聚推动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高新区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面对粗放式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战略。创新型人力资本是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可以实现资源与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三种权重矩阵分别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从全区域和分区域两个方面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GTFP的空间效应,探讨创新型人力资本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和GTFP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东部和南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和北部地区水平较低。②从全区域回归结果来看,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对GTFP水平提升具有阻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间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技术创新诱导的"回弹效应"所致。③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来看,高GTFP地区依靠创新型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形成区域增长极,低GTFP地区依靠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自身GTFP水平,由此显示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孤岛效应"。④其他影响因素:财政投资、对外开放度、城镇化率、基础设施等均未显示出对GTFP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对于高GTFP地区的绿色发展显示出阻碍作用,对于低GTFP地区的绿色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信息化对全区域GTFP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增强环境规制、减小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GTFP水平提升,但是提高污染物去除率对GTFP作用不明显。据此提出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增强创新型人力资本空间外溢扩散效应,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绿色技术应用和推广中的作用,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和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实现GTFP区域联动提升。     

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结构与形成机制

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是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优化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有效测度及其空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06—2015年期间中国大陆(不包括西藏)30个省份的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同时引入修正的引力模型量化分析省份之间的空间关联强度,并基于此构建空间关联矩阵,进一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探究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网络的关联特征与演化规律,揭示其空间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研究期间内,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网络的关联强度保持上升态势,但整体关联强度较低,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空间网络具有相对稳定性,等级结构不显著。(2)东部省份处于空间网络相对中心的位置,在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网络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而中部、西部省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发挥着中枢和传导作用。(3)根据省份之间空间关联的紧密性和直接性,不同绿色创新效率集聚板块之间呈现出板块内集聚、板块间显著关联的特征,且整体空间关联网络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极化效应,东部的省份能够有效吸引和整合中、西部省份的相关要素和资源。(4)距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对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强度产生负向作用,而资金投入差异对其产生正向影响。最后从整体性、差异性和区域性等角度,提出促进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提升和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生态化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是以高技术成果产业化、产业集聚化、集聚生态化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特定经济区域。生态化高科技园区将是高新区发展的第三代工业园区的主要发展模式。高科技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与传统产业不同的特点，决定了高科技园区的生态化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需要通过对现有企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应用ISO14000标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和重构环境法规的绿色导向机制等措施来保证生态化的实现。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AHP 熵权法、马尔科夫链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31个空间单元2000、2005和2010年3个时间断面的数据，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变中各省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差距在2000~2005与2005~2010年两时期中均不断扩大，尤以前一时期更甚，数据说明高水平的省份发展速度快于低水平省份，高水平省份才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动力。省区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虽然整体上均在不断发展，但是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2)发展水平指数处于高水平、较高水平省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水平省区向中西部除陕西以外的省区集聚的趋势增强，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空间相关性较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础、经济、政策等传统因子在初期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随着产业逐步向更高层次发展，及政策环境的完善，传统因素的影响逐渐扁平化，而集聚、人力资本等新兴因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不断加强，区位因素的作用一直很明显，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征相吻合     

长三角地区跨区域合作创新对区域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区域多样化发展在提高生产力、促进就业以及稳定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区域多样化发展中外部资源的作用被忽略,而跨区域合作创新是区域获取外部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使用2000～2017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数据,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显著的长三角地区多样化水平与合作创新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区域内部与跨区域的合作创新在区域多样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相关与不相关多样化水平总体呈现逐渐上升并趋于稳定的趋势;(2)合作创新作为知识流动的重要载体,合作参与者大多位于长三角内,合作创新所产生的知识溢出往往发生在具有技术关联性的产业间,从而有助于促进长三角地区发展相关多样化,但对不相关多样化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3)合作创新中参与团队数量与区域相关与不相关多样性没有显著关系;(4)合作创新中跨区域合作比例越高,越能够促进区域相关与不相关多样化的发展.因此,在推动区域产业多样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区域间的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引导区域产业发展.     

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有研究集中从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两个维度重点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系统研究制造业集聚如何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福利。事实上,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全社会绿色发展福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该研究基于制造业集聚的独特视角,以外部经济理论为媒介,系统阐释了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机制;并以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人工收集1840—1909年清朝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1933年中国各城市是否通铁路以及城市的地形起伏度等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多维度动态评估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并采用控制空间溢出效应和内生性的GS2SLS方法系统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空间外溢衰减规律,验证制造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福利呈现“低水平块状集聚,高水平点状分布”的空间格局,未来潜力增长方向在上游地区;(2)适宜的制造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过度的制造业集聚反而会抑制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提高;(3)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随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表现为“双峰”结构;(4)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有助于提升区域绿色发展福利,Porter外部性却表现为负向作用。为此,该研究从把握绿色发展福利演进规律、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及甄选适宜的产业集聚模式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文章基于2005—2018年黄河流域9省份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基准回归及空间外溢效应分解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金融集聚对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除开放发展外金融集聚会通过邻近区域和跨区域的空间溢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3)金融集聚带来了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金融集聚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加大了城乡间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扩大金融规模、提升金融效率;将金融资源导入到技术研发和创新创造相关领域,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绿色金融发展要求,加大传统企业技改支持力度,提升区域产品国际竞争力;通过完善金融环境有效发挥金融集聚对收入和增长的溢出及网络效应,推动区域共享型发展方式的形成;进一步引导金融要素在各区域内自由流动,实现信贷资源跨区域配置,通过区域间金融市场的互通有无带来黄河流域协调发展。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双碳”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集聚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首先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从理论机理上分析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其次以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级碳排放效率,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金融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随着金融集聚水平逐渐提高,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②经济增长压力对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提前;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延后。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考虑受限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及考虑内生性采用IV‑Tobit模型再估计之后均成立。基于此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积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做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管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展现状的经济预期。     

中国城市的空间集聚效应与工业能源效率

本文以马歇尔集聚理论为基础构建空间外部性指标和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能源效率受到空间中城市专业化劳动力、中间投入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其中,中间投入空间可得性和空间技术外溢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邻区专业化劳动力却不利于当地能源效率的提高。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来看,空间集聚外部性对各地区能源效率的综合效应均为正,但各地区不同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渠道和影响效果各异。进一步通过考察空间集聚外部性对能源效率不同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发现,专业化劳动力可得性、中间投入可得性和区际沟通的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边际贡献随分位数增加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区际研发的技术溢出则呈现U型变化趋势。     

厦漳泉地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模式研究

城镇化与产业关系密不可分,不同时间范围城镇化与产业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本研究关注厦漳泉地区城镇化发展和产业专业化与分工,探讨快速城镇化与产业的关系,为推动厦漳泉一体化进程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厦漳泉地区城镇化水平由东部沿海向内陆递减,中等或以上水平的县域由分散变为集聚分布,区域整体差异减小,但仍然存在城镇化水平发展不协调现象;(2)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显示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相似性,但三次产业区位熵的集聚表明地区内部呈现较好的产业专业化与分工,表现为西南部农业集聚,东北部第二产业集聚和城市中心第三产业集聚特征;(3)三次产业与城镇化水平分别呈指数、倒"U"型和"U"型关系。部分县域城镇化指数超过0.5后,从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第二产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县域优势产业得到突出发展,产业结构会发生改变,自身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收到影响。本研究可为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和产业合理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旅游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基于DEA-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2001~2016年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动态、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进行探究。主要结论为：(1） 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逐步提升，主要表现为规模效率驱动综合效率优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10.9%的速度上升，旅游产业集约化经营程度提升较快。(2）旅游产业效率及分解效率显示出明显的圈层集聚特征，表现为一定的距离衰减现象，纯技术效率则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政府宏观调控、信息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5大因素对旅游产业效率的正向作用较其他因素更为广泛和显著；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组合方式和复杂程度也有所不同，是造成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旅游产业效率低梯度区域受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相对较少，高梯度区域所受复杂因素作用的疏密和强度情况更为复杂。     

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规制不仅作用于城市环境系统,还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系统,进而改变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文章运用城市“两个半球发展”理论及其效率评估思想,构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各影响效应主从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规律,并基于2011—201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另从城市特征要素外部影响视角,对规制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拓展研究,识别了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并探明了其影响规律。研究发现:(1)不同强度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影响的主导效应不同,规制对城市三大系统的影响均呈现非线性,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近似于“N”型,对城市环境系统的影响近似于“倒N”型。(2)随着规制水平由弱到强,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曲线。(3)经济、人口、产业、交通和利用外资等是影响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城市的经济贡献度越高、人口集聚程度越大、公共交通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效果越强;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越高、利用外资程度越高,规制的促进效果越弱。研究认为,政府应着力调控环境规制强度保持适度水平,并不断优化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提升。     

开发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加剧污染还是促进治理?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产业集聚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预知的外部性。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对污染和治理两个维度的影响进行系统考察。作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实质就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开发区设立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考察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产生的环境效应是加剧了污染还是促进了治理。研究发现:总体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绩效,开发区产业集聚在初始所形成的污染集中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后期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则能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水平。进一步对样本对象的空间、时间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考察表明,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环境绩效的提升要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环境治理水平方面;设立时间较晚的开发区对当地环境绩效的提升要显著优于早期设立的开发区;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能更有效降低排污规模,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并且上述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开发区设立的产业集聚政策先天具有"自上而下"的导向性,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地方政府应基于自身条件,建设符合当地区位导向的开发区,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主导产业,营造合乎地区自身禀赋基础的制度环境,分层次完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加强产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的助推作用,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绿色联动。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北大核心CSCDCSSCI

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社会稳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熵权TOPSIS法,建立计量模型,从要素配置效率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探讨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等,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数字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资本、土地、信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少城乡要素错配,优化城乡利益关系,因而要素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具有中介作用。③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门槛作用的影响,相对于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要素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④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有利于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的作用也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东部、西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是抑制作用。最后,从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推动数字经济地区间协同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异质性发展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深化了对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解,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绿色信贷如何影响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是中国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推经济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而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项目融资的主渠道,也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力量,究竟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增长?其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文章在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及作用路径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省级区域的绿色经济增长,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市场化进程与财政分权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但是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造成企业治污成本过高,利润降低,从而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不同来源FDI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从而相互抵消所引致的。②在影响机制方面,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绿色信贷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对技术进步显著为正,说明绿色信贷促进绿色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实现的。③在传导路径方面,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降低煤炭消费量在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进而对绿色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④将绿色经济增长滞后1至2期,发现绿色经济增长处于波动状态,上一期绿色经济增长的提升可能带来本期绿色经济增长的提升,又会在下一期得到下降,说明中国节能减排工作未能得到有效的持续。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建立抑制"两高一剩"行业信贷的约束机制与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定期开展绿色信贷投放效果评估,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督长效机制,促进绿色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