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介绍了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并根据太湖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对4个饮用水源地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水环境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05～2009年,4个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个人年风险多数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标准,主要风险因子为化学致癌物六价铬和砷;化学致癌物对人体健康危害个人年风险度远高于非化学致癌物;化学致癌物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呈波动降低变化,非化学致癌物所致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基本保持稳定。     

无锡市饮用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

应用水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2011—2015年无锡市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6个水源地整体健康风险值在4.5E-05 a^-1～9.1E-05 a^-1,低于EPA推荐的风险限值1.0E-04 a^-1。其中贡湖沙渚水源地、小湾水源地、肖山湾水源地水环境健康风险值波动上升,其余3个水源地波动幅度不大。化学致癌物是该地饮用水源地的主要污染物,并且远远超过非致癌物所致的风险。化学致癌物的健康风险大小顺序为六价铬>砷>镉,优先控制污染物为六价铬;非致癌物的健康风险大小顺序为氟化物>铅>铜>氨氮>氰化物>汞>挥发酚。     

乌鲁木齐市饮用水源地中邻苯二甲酸酯健康风险评价

采用美国环保署(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乌鲁木齐市饮用水源地中的邻苯二甲酸酯(PAEs)通过饮水途径致人体健康危害风险进行初步评价。结果显示,乌鲁木齐市地表饮用水源地的2种PAEs[邻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DEHP)和邻苯二四酸二丁酯(DBP)]浓度全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特定项目标准限值要求,DEHP总检出率达58.3%~100.0%,DBP总检出率达100%,DEHP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致癌和非致癌总风险数量级达10^(-10)~10^(-8),DBP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风险数量级达10^(-13)~10^(-11)。乌鲁木齐市地下饮用水源地的DEHP浓度全部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Ⅰ类标准限值要求,总检出率达66.7%~100.0%,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总风险数量级分布中,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为10^(-10)~10^(-9),县城(区)饮用水源地为10^(-10)~10^(-8)。地表和地下饮用水源地的致癌和非致癌总风险均低于US EPA和国际癌症机构(ICRP)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并低于瑞典环境保护署、荷兰建设和环境署以及英国皇家协会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处于Ⅰ级,低风险状态。     

乌鲁木齐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体有机氯农药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乌鲁木齐市地表饮用水源地水体中有机氯农药(OCPs)对人体产生的潜在健康危害风险,从一号冰川、英雄桥、乌拉泊水库的9个采样点采集水样,采用液液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对其中的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进行了测定,水样中9种有机氯化合物的总质量浓度为15.1 ng/L～41.2 ng/L。应用美国国家环保局(US 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对乌鲁木齐市地表饮用水源地水体中有机氯农药通过食用途径进入人体的危害进行了风险计算和初步评价。结果表明,各监测断面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低于ICRP和USEPA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初步认为目前乌鲁木齐市地表饮用水源地水体中有机氯农药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健康危害。     

生态保护区域饮用水源地水质金属健康风险评价

选择重庆市生态保护发展区域饮用水源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水质金属进行评价。结果表明:7个饮用水源地中27种金属元素均达到USEPA、WHO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限值要求。饮用水源地中致癌健康风险从高到低依次为CrAsCd,均低于USEPA最大可接受风险。非致癌金属的健康风险从高到低依次为SrPbMoFeCuSeAgNiZnMn,非致癌风险水平为9.36×10~(-11)a~(-1)~1.25×10~(-7)a~(-1),远低于USEPA、ICRP等权威机构限值。成人致癌和非致癌健康风险水平均为女男,致癌总风险均大于非致癌总风险2个数量级以上,总健康风险均保持在10-5数量级水平。     

青岛市饮用水源地重金属污染物健康风险初步评价

对青岛市某饮用水源地饮用水的钼、铍、硼、锑、钡、钒、钛、铊、砷、镉、铅、汞、镍、铜、锌共15种重金属元素进行了分析,并应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所引起的健康风险作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通过饮水途径所致健康风险中,由致癌物砷所致的健康风险为8.15E-6 a-1,低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0×10-5a-1;由非致癌物所致的健康风险中砷最大,铜和硼次之,二者的风险水平为10-9a-1和10-10a-1,均低于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     

海南饮用水源地水体中阿特拉津健康风险评价

采用全自动固相萃取-超高压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UPLC-MS-MS)测定海南饮用水源地原水中阿特拉津的含量。结果表明,在22个监测点位中,阿特拉津的检出率达到69.7%,其检出浓度为未检出~74.8 ng/L,浓度值均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阿特拉津的标准限值。采用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对海南饮用水源地原水中阿特拉津通过饮用水和皮肤接触途径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价,阿特拉津通过饮用水和洗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总风险指数、致癌总风险指数分别为0~7.1×10-5和0~5.7×10-7,均在USEPA的建议值内,初步认为海南饮用水源地原水中的阿特拉津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健康危害。     

南方某河流型饮用水源地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估

对南方某河流型饮用水源地水中重金属含量进行调查研究,并应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该饮用水源地水中重金属类污染物健康风险值相对较低,其中重金属类致癌污染物的健康风险均值大小顺序为CrAsCd,其值分别为8.19×10-6、2.11×10-6、1.59×10-7a-1,Cr、As的风险值高于瑞典、荷兰、英国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1×10-6a-1),而低于国际(ICRP)与美国环保局的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5×10-5a-1和1×10-4a-1),成为该饮用水源地的主要致癌污染因子。重金属类非致癌污染物的健康风险均值大小顺序为CuNiZn,其值分别为1.95×10-10、1.19×10-10、5.73×10-12a-1,均远远低于致癌污染物的健康风险值。     

我国城市空气中有毒有害污染物暴露分析

我国目前正处于大气常规污染物治理与有毒有害污染物治理相互叠加的阶段,挥发性有机物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排放显著增加,大多城市环境赋存严重,而污染形势有待摸清。基于美国33种城市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日本23种大气优先控制污染物以及其他国家相关管控,根据我国企业化学品生产排放数据,综述了22种在我国东部经济带普遍存在的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赋存情况,对其在我国的环境检出、生产排放、污染物控制技术等进行了分析,发现苯、重金属等污染物检出浓度较高,多数污染物的最大检出浓度高于国外;国家管控有所不足,建议联合多种管理制度协同加强其风险管理,深度改善空气质量。     

上海市饮用水源地优先控制有机污染物筛选

综合考虑国外优先控制污染物筛选的方法,根据上海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特定80项和地表水控制的109项以外项目、全市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项目、水源地突发性应急事故有机污染物等实际监测数据和历年来微量有机污染物研究成果,制定饮用水源地优先控制有机污染物筛选的原则、程序和过程,对出现频率高、超标几率高、浓度高,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有机污染物进行筛选,提出包括多环芳烃、酞酸酯、卤代烃和其他共4类7种上海市饮用水源地优先控制有机污染物名单.     

遂宁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钡分布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

为考察遂宁市辖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污染物钡的分布特征和健康风险水平,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对研究区域内市级、县级和乡镇级所有在用的56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钡的浓度进行分析检测,借助空间分析与统计分析的结果,探讨了其空间分布和浓度差异,并利用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不同类型水源地钡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38个地表水水源地钡的浓度范围为0.065~0.180 mg/L,均值为0.110 mg/L;18个地下水水源地钡的浓度范围为0.027~0.370 mg/L,均值为0.130 mg/L。地表水与地下水水源地间钡的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钡的空间分布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各水源地中的钡经饮用和皮肤暴露两种途径对成人和儿童所引起的非致癌风险值为1.34×10~(-8)~1.62×10~(-8),远低于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1.0×10~(-6)),各水源地因污染物钡导致的非致癌风险极低。     

乌鲁木齐市主要饮用水源地水质健康风险评价

运用美国环保局(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2011—2013年乌鲁木齐市主要地下和地表饮用水源地水体中污染物通过饮水途径致人体健康危害风险进行初步评价,结果显示:致癌物和非致癌物所致个人健康危害年风险均低于USEPA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致癌物产生的健康危害年风险数量级10-9~10-5,高出非致癌物101~107数量级,各饮用水源地的个人健康危害年总风险以致癌物风险为主,致癌物中的重金属六价铬和砷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高达99.6%,应优先控制,地表水源地中挥发性有机致癌物对人体产生的潜在健康危害也不容忽视,非致癌物中要特别重视氟化物的危害。     

长江口南通地区饮用水源地健康风险评价

对长江口南通地区饮用水源地中镉、砷、六价铬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浓度进行了调查,并应用目前美国环保局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各饮用水源地有毒有害物质所引起的健康风险做了初步评价。结果表明,长江口南通地区饮用水源地通过饮水途径基因毒物质中化学致癌物所产生的健康风险的数量级为10^-8~10^-5,其中As 在如海河和新通扬运河所引起的致癌风险最大,高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 推荐的通过饮水途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非致癌健康风险远低于ICRP 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基因毒物质中砷和六价铬这2种毒物应被列为该地区饮用水源地水和水厂制水过程中优先检测和控制的致癌污染物,应重点关注基因毒物质六价铬和砷对人体所产生的健康风险。     

荆江航道整治河段饮用水源水酞酸酯健康风险评价

以长江中游荆江航道整治河段范围5处取水口为采样目标,沿相应工程干流采集水样。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HPLC-MS)法和美国环保局推荐健康风险评价法(HRA),分析了5处取水口水中3种酞酸酯(PAEs)的含量及健康风险性。结果表明,荆江河段航道整治范围5处取水口水中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均可检出,且丰水期仅DEHP含量显著高于枯水期,但含量均未超过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集中式地表水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水中DEHP、DBP、DEP经饮水途径非致癌风险小于1,DEHP致癌风险小于10-6,均满足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健康风险值小于10-6),亦未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5. 0×10^-5a^-1)。荆江河段航道整治范围饮用水源水中DEHP、DBP、DEP污染风险较小。由于PAEs是一类典型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在长江水体普遍可检出,存在着一定潜在的风险性,在航道整治过程水源地环境风险管理中需加强监测和防控。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分布特征与健康风险评估

以某地区7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为研究对象,采用固相萃取气相色谱-质谱法(SPE-GC-MS)对水体中16种邻苯二甲酸酯的分布特征和溯源进行了研究,并利用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对水体PAEs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和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在所有PAEs同系物中含量丰富,而所有样品均无邻苯二甲酸二(2-甲氧基)乙酯和邻苯二甲酸二戊酯的检出;二水厂和亨达水务断面Σ_(16)PAEs浓度最高,四水厂和五水厂断面Σ_(16)PAEs浓度最低;水体12种PAEs共提出3个主成分,揭示了91%的影响因子;层次聚类分析表明:7个采样断面聚为2类,分别代表了内河和长江水体。水体中PAEs的致癌风险值和非致癌风险值均远低于参考值,说明研究水体PAEs不会对居民构成致癌风险或其他明显的健康风险,但需加强该地区PAEs使用的规范与监管,强化末端处理,以规避风险。     

乌鲁木齐乌拉泊水库水体中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

为了解乌鲁木齐市主要饮用水源地乌拉泊水库水体中重金属含量,特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应用美国环保局(USEPA)推荐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健康风险的初步评价。结果表明,乌拉泊水库由致癌物质Cr、As、Cd通过饮水途径引起的个人年健康风险值表现为CrAsCd,风险值为10-7~10-5a-1,Cr的风险值高于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的推荐值(5×10-5a-1),成为乌拉泊水库水体的主要致癌因子;乌拉泊水库由非致癌物Pb、Cu、Zn、Hg所引起的健康危害的个人年风险以Cu为大,Pb次之,Hg和Zn较小,风险水平为10-10~10-8a-1,远低于ICRP和USEPA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     

以嘉定区为例对上海市郊区饮用水源水重金属进行健康风险评价

对上海市嘉定区饮用水源地水中重金属污染物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应用美国环保署推荐的健康风险模型对其作了健康风险初步评价。结果表明,重金属致癌物质所引起的健康危害较高,镉、铬、砷的平均个人年风险等级分别为10^-7a^-1、10^-5a^-1、10^-5a^-1,铬、砷的年均风险值非常接近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致癌风险极大,应优先控制;非致癌物质所引起的健康风险较小,平均个人年风险大小次序为铅、铜、锌、汞,风险值在10^-11～10^-9 a^-1之间,远低于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