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我国对外贸易的物质流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测算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即环境成本转移指数。本文运用物质流的方法,采用对外贸易内含污染的平衡指标(balance of embodied emissionsintrade)对中国在1976-2004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对外贸易的内含六种空气污染物污染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总进口的空气污染排放要大于总出口,总体上对外贸易有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中国同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条件(environmental terms of trade)在样本期内呈逐步恶化趋势。从部门结构看,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内含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学和钢铁这两个部门。     

要素禀赋、污染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对污染天堂与要素禀赋假说的检验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要素禀赋和污染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实现清洁增长的影响效果如何,深入研究该问题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建立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1995-2007年的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进行了测算,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检验了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和中国是否成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样本下并不成立,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碳排放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②中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理论上这种贸易分工不应增加污染排放,然而伴随FDI大量流入中国制造业,其通过产业关联间接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增加,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制造业要实现高增长和低排放,关键需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控制FDI流入对中国制造业的间接污染排放,并鼓励外资企业转移先进的减排技术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排污量。     

中国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WIOD、UNCTAD数据库,以8种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构建了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并测算了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量及双边贸易污染转移量,继而引入贸易污染条件分析双边贸易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观察期(2000—2011年)内均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且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先升后降,而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基于生产端核算污染排放总量达685.69亿t,基于消费端核算污染排放量为635.50亿t,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总量达50.19亿t;双边贸易污染转移中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011年美国、欧盟、日本通过贸易向中国分别净转移污染物总量分别达到26 464.48万t、40 837.45万t、8 001.19万t,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单向污染转移关系。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95~61.89之间,即双边贸易在恶化中国环境的同时对促进美国、欧盟、日本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40~6.41之间,因而双边贸易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环境影响并不确定。中国与任何伙伴国之间采掘业、电力煤气供应业等行业的贸易均严重增加了国内污染物排放。意味着:一方面,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等政策已改善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未对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提高资源密集行业生产技术绿色化程度,更要严格控制这类行业的进出口贸易。     

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了“污染避难所”?——基于直接诱发和间接传导的角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在给西部地区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鉴于此,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基于系统GMM的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会诱发污染避难所效应进行了判定,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传导机制进行了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因此,设立合理的环境规制级差,从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角度改善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投资环境,同时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避免西部地区在未来成为污染避难所的关键。     

国际贸易中"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实证研究述评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环境规制较严格的国家对贸易竞争力负面效应的担忧也随着增加.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近年来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迁移的关系倍受关注,成为贸易与环境研究的前沿问题.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动意味着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改变,从而对污染水平产生影响.本文的目的是对环境规制差异导致的生产、净出口和污染排放效应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数据、模型和结果进行评述.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贸易中污染避难所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典型方法,然后就污染避难所的涵义进行了界定并对主要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最后对文章所使用文献的方法、数据来源、关键指标的衡量、产业的选择及控制变量进行分析与评价.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但现有研究还是取得了相当进展.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出口贸易的持续扩张,中国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有关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的研究亦方兴未艾.本文运用1995年-2007年期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规模、结构和技术三个角度,就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代表规模技术效应的人均收入和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存在碳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代表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比和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贸易所产生的结构效应是消极的,这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贸易自由化的总效应使得我国碳排放量增加.此外,本文还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控制和降低碳排放量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国际贸易、碳泄漏与制造业CO_2排放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贸易的不断拉动,但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碳排放总量也在迅速增长。本文根据中国1996-2010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测算了27个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并根据碳排放强度将制造业分为低碳制造业和高碳制造业,对其碳排放趋势进行了分行业研究,在此基础上,利用FGLS回归方法验证制造业碳排放EKC的存在性并在模型中加入一些控制变量对结果进行检验,然后在回归方程中加入贸易和工业增加值的交互项考察碳泄漏问题。所得结论如下: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无论是人均碳排放还是总的碳排放均符合EKC曲线,而高碳制造业却存在着线性关系;贸易减少了整个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的碳排放,但却增加了高碳制造业的碳排放,总体来说贸易量的增加对于制造业人均碳排放量和总碳排量的影响是有利的;在碳泄漏问题上,制造业和低碳制造业不存在碳泄漏的问题,而高碳制造业则相反,但整体上"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结论在我国不成立,对外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总体影响是有利的,中国不需要因为减少CO2排放而去限制制造业的对外贸易。但是制造业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我国应制定有效的低碳政策,引进先进技术,并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投入,对原有的旧设备进行升级和改造,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针对制造业中高碳制造业的高排放强度,我国应努力做大产业规模,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和研发资金投入,加快技术进步,达到减排的效果。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与防治进展

通过对国内外农业面源污染研究资料的分析,认为农业面源污染的形式主要有:化肥污染、农药污染、农膜污染、秸秆燃烧污染、养殖业污染及水土流失等。农业面源污染导致了土地退化,在全世界不同程度退化的12亿hm2耕地中,约12%由农业面源污染引起;是河流和湖泊的重要污染源,导致美国40%的河流和湖泊水质不合格;是引起地表水氮、磷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欧洲国家由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磷为地表水污染总负荷的24%-71%;中国的农业面源污染造成的水体氮、磷富营养化也显著超过来自城市的生活点源污染和工业点源污染。提出目前比较好的防治措施有:最佳农田管理措施、植被过滤带和人工湿地。建议我国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必须从政策和法律上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规范,采用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实行源头控制,并辅助以过程控制和末端控制。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高科技污染问题及驱动力模型研究

高科技产生的污染包括产品生产、消费过程中及废弃时产生的污染。这些特点又加重了高科技的污染程度。高科技污染的各种特点，包括扩散快、产品回收难、污染类型多及隐蔽性强等。以江苏省高科技企业为例，研究企业隶属、资产组成以及经营能力和科技水平等企业性质指标与企业有毒有害原辅料消耗量的相关性，并做出高科技企业污染的驱动模型。根据所得研究结果，分析总结影响高科技企业有毒有害原辅料消耗量的主要因素，认为企业的性质间接作用于企业，最终形成了高科技污染。并据此提出治理高科技污染的建议，即完善污染治理法律体系、探索废旧产品回收途径、发展清洁生产技术、探索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环境管理模式。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ork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gravity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ork trade flow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China. We apply a linear programming tool to estimate pork trade flows from 2000 to 2008, and discuss the environmental acts on livestock pollution and income level to prox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e use OLS regression and panel data with dummy variable in the cross-sectional GLS estimat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ap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etween trade partner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ork trade flows, and the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pattern to some extent. This paper provides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on livestock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ork trade: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gravity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ork trade flow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within China.We apply a linear programming tool to estimate pork trade flows from 2000 to 2008,and discuss the environmental acts on livestock pollution and income level to prox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We use OLS regression and panel data with dummy variable in the cross-sectional GLS estimation.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ap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etween trade partner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ork trade flows,and the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pattern to some extent.This paper provides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on livestock in China.     

MRIO model-based study on water nitrogen pollution transfer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study uses the global pollutant emission databases and global input–output model in 2015 to calculat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global water nitrogen emission patterns, based on considering the total amount of pollutant transfer and pollutant emission intensity of trade flow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always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nitrogen emissions transferring from developed economies to developing economies embodied in their bilateral trade activities. Small amount of transfers are of some areas with similar endowments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or long distances. (2) In 2015, the net import of water nitrogen pollution embodied in China’s trade was 160,000 tons, accounting for 2.72% of the global water nitrogen imports. The sharp increases in cereal imports, together with high food storage as well as high pollution intensity embedded in trade are the main reas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rough applying alleviations such as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ssistance and technical training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er and spread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 Africa, Asia, and other regions, thus helping increa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ductivity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reducing the pollution intensity embodied in trade flows from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developed areas.     

排污税能够提高环境质量吗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主要的环境政策工具之一。然而,自1982年这一制度正式建立实施以来,经过2003年的制度改良,始终未能解决征收成本高、使用效率低、寻租行为盛行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该制度的减排效果不佳。因此,近年来,排污费改排污税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改革是否能够收到设计者们预期的效果?为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一个包含政府征收排污税行为和政府污染治理技术投资行为的经济系统,考察动态条件下排污税对环境质量的长期影响,以及征收排污税对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长期影响。根据本文的分析,单一的征收排污税并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不一定能够促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出现,也不能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税降低了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但对消费者消费路径的影响是不明确的。最后,本文建议,政府应投资于污染治理技术的改进能够持续的减少最终污染物排放,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对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着力点的思考

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用来说明2015年修订通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为防治大气污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些成就主要是由以《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标志的政府防治大气污染的行动取得的。《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的加"严"修订主要表现在:罚则条款数量增加;违法行为种类增加;责任类型增多;多处设定"惩罚束";设定阶梯式处罚;创设身份罚新形式,多处设定机能罚等方面。那些加"严"修订都服务于实现"行为人不违反"这个规制目标。以往的研究成果表明,使"行为人不违反"的法律不能保证使环境达到一定的质量目标。近年我国政府环境保护举措取得成功的秘诀主要有三点,即:(1)减少绝对排放量;(2)政府负责,而不是行政相对人负责;(3)用权力推行,而不是用设惩罚"威胁"行政相使之守法的方式寻求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要让大气污染防治法成为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基本依据和有效防治大气污染的保障,必须对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再行修订。新的修订应当以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行为为着力点。这样的修订主要应当考虑:建立大气质量目标制度;健全总行为控制制度;按照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明确对各级政府、地方权力机关的授权;规定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职责和相关行政权运行的约束程序。在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了以"政府的大气污染防治行为"为着重点的修改之后,国家将取得法治国家建设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建设的双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