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生功能”的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特征及其优化

国土空间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如何促进国土空间有序、适度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三生功能"视角,通过熵权法和功能评价分析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特征,并利用空间功能比较优势指数、系统聚类等方法,探讨其国土空间优化方案。结果表明:(1)长江上游城市群"三生功能"呈"少强多弱"的特征,空间上城市生产、生活功能测度值自核心城市区向外围区域呈递减的趋势,且低值区总体成片分布;(2)生态功能测度值自核心城市向外围区域总体呈递增的趋势,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经济发展矛盾明显;(3)将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划分为4种优势功能区,并提出了长江上游城市群国土空间优化方案。     

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与优化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调整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将成为我国各省(市)区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和21世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磐由之路,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循环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和实践上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由于我国区域间在国土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本文在构建评价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定量化的测度,并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一方面,我国各省(市)区的循环经济发展能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不同水平循环经济发展能力的地区中,循环经济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处于控制地位,反映了目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仍然任重道远.尽管我国目前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发展循环经济仍面临着一些障碍,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来加以克服.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区域制造业发展态势评估

基于改进的偏离-份额分析法(SSM),评估2001-2010十年间沪宁高铁沿线6市30个制造业部门空间结构特征及空间连续性,定量分析不同制造业部门空间转移的机理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互动与联合,研究表明:上海市有23个制造业部门具有向邻近地区转移和延伸的潜力,与苏州、无锡之间形成了良性的分工与联动邻里关系;南京、镇江、常州等城市形成了孤点式的制造业优势,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互动性较弱,还没有形成结构稳定的工业区,优势产业发展缺乏空间延展性和连续性;从时间序列上看,苏州、无锡市竞争力增长分量较大,对应的上海市和南京市该值较低,验证了经济发展中结构转换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区域未来发展战略是加强沪宁高铁沿线西段产业一体,尤其是加大宁镇扬同城化步伐,构建沪宁高铁沿线多层次、立体化的制造业园区。     

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传统村落是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在反映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运用空间分析法,对全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密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核心—边缘结构较为突出,存在滇西北、黔东南、中原以及皖南—浙西等4个明显的集聚区,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较大。②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省际差异较为明显,云南、贵州2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8%,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辽宁等10个地区的国家传统村落数量仅占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此外,全国传统村落呈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三大地带差异明显,西南地区的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长江中游地区次之。③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的随机性,而是传统村落分布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两极分化现象明显。④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由南向北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中,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     

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空间差异分析——基于经验贝叶斯修正的空间自相关指数

忽视了地理位置因素的传统统计分析方法无法真正反映经济要素空间差异的动态演变过程，经验贝叶斯修正的空间自相关指数有效地避免了方差不稳定性，为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借助经验贝叶斯修正的空间自相关指数，对1999~2008年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空间差异、集聚中心和孤立点的空间转移路径以及局部空间差异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经济发展在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具有较好的空间结构性和空间关联性，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呈现出波动性增大趋势；经济集聚中心和孤立点的空间转移路径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传统长江三角洲地区始终作为高值集聚中心，安徽始终作为低值集聚中心，南昌始终作为高值孤立点，泰州始终作为低值孤立点；从局部来看，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局部空间差异，表现为传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高值指向性与新扩容省份的低值指向性     

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域2000-2011年城市化相关数据,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省域间城市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有着空间集聚的趋势,利用传统OLS模型进行解释会造成空间因素的遗漏,空间计量模型更为适用,进一步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进程中动力因素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省域产业结构转变对其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最强,但是省域间存在较强的产业竞争,周边省域产业结构转变会对省域城市化产生明显的负向间接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省域城市化的直接效应显著,同时由于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明显,周边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省域城市化的负向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仅次于产业结构转变,而且这种城市化推动行为在省域间效仿度较高,导致其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间接效应最强;基础设施投入对省域城市化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省域间基础设施投入虽存在效仿行为,但是财政水平较低导致其对省域城市化的正向间接效应并不显著;由于区位劣势,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的正向直接效应不显著,但是周边省域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强却一定程度上导致省域自身经济要素外溢,对省域城市化产生了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因此,在未来西部地区省域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关注省域自身城市化动力因素,还应注意省域间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协调。     

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优势能力空间关联分析

采用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可持续发展综合优势能力的空间关联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资产能力、总负债能力和综合优势能力均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综合优势能力Z值与总资产Z值存在显著正相关（R=0.944）,而与总负债Z值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952）。利用综合优势能力空间关联Z值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初步的分区,并采用古典聚类（K means）方法对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同质性研究,利用K聚类结果对空间聚类（G统计）结果进行修正,将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划分为3种区域类型：中国东部沿海强发展区域、中国中部中等发展区域和中国西部弱发展区域。分区结果与中国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划分基本对应,东部沿海省市除海南和广西处于中等发展类型外,其他省市均处在强发展类型之列,中国中部全部省市均处于中等发展类型而中国西部全部省市均处于弱发展类型。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地区产业竞争力

利用1999-2009年中国30个省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特别是环境规制的影响.通过非空间模型和空间Durbin模型检验了产业竞争力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在空间模型中,估算了直接和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变量的直接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17和0.559,且统计上高度显著,进而其总效应也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有较高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似乎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的环境竞次竞争行为;如果忽略污染的空间溢出,将严重低估环境规制的作用.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科技人员数和产业规模对产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正的直接效应.进而提出政府应加快完善环境补偿的制度,一是中央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环境补偿立法;二是完善环境补偿的管理体制,协调和指导跨地区的环境补偿;三是加大与环境补偿有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中国省域PM_(2.5)污染的空间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我国空气污染状况的日趋恶化,研究空气污染的形成因素并制定相应的污染治理政策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STIRPAT环境效应分析模型,文中利用空间分析工具对选取的31个样本区域的PM2.5排放污染进行了空间探索性分析与空间计量检验。空间探索性分析结果表明:通过计算全局空间Moran’s I指数测算出样本区域PM2.5排放污染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聚集检验则显示出样本区域PM2.5排放污染除具有自相关性外还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进一步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样本区域GDP总量的增长将使得PM2.5污染继续恶化,而提高样本区域人均GDP水平则能有效的降低污染水平。样本区域在能耗上的空间交互影响也较为明显,对于选取的三个能耗指标,煤炭消耗的增加无论对于区域自身还是邻接区域都已成为加剧PM2.5排放污染的主要因素,原油消耗的增长只对邻接区域污染水平产生了影响,而电力消耗的提高缓解了区域自身的PM2.5排放污染但加剧了邻接区域的污染。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样本区域PM2.5污染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相关性,这就要求在相关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的影响,不仅要从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消耗结构的改变等环节入手,同时还要加强省域之间的协调促进,最终实现对污染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