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风险管理的现状与重点

近年来,我国各类环境风险事件频发,在各类环境事件驱动下,我国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得到完善,环境风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处于高位。同时,公众对环境安全的诉求持续增高,环境风险与公众可接受风险水平之间的矛盾日趋凸显,亟需改变现有事件驱动型环境风险管理模式,构建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为此,本文针对我国环境风险管理的重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建议。首先,需要制定环境风险管理的目标和战略;其次,需要从法律法规、标准指南、应急能力、基础研究和科技支撑等方面完善环境风险管理支撑体系;最后,需要构建完善的环境风险交流体系,协调公众感知风险与实际环境风险之间的偏差。     

基于风险场的区域突发性环境风险评价方法研究

在大尺度空间,风险源、风险受体和风险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是区域环境风险评价的难点.同时,现有评价方法很少关注风险因子的释放规律,释放后在空间中的分布格局,以及风险受体受到损害的途径和程度.本文应用风险场理论,分析描述风险场形成和对风险受体作用的机制.结合南京化工园区实例进行环境风险源识别,采用集对分析等方法构建了各风险源产生的环境风险场,再分析处于风险场中的环境风险受体,最后得到区域环境风险水平分布,同时将其划分为5个等级.评价结果显示,位于风险源周围或河道下游的人口稠密、生态环境敏感地区环境风险值R≥6,风险水平处于极高、高等级,与园区现状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建议依据环境风险水平的分级、分类结果建立起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突发环境风险评价方法探讨

基于系统安全的全寿命周期管理的理念,突发环境风险评价可以从时间维度的规划、建设和现状三个层次入手,并结合单元与区域的空间维度进行分类,继而指出区域范围的环境风险评价方法需要重点研究。针对现有区域环境风险评价方法存在主观性和不能对有毒有害物质如何释放,释放后在空间中的风险分布格局,以及风险受体如何受到损害进行综合考虑的问题,提出了基于环境风险场的区域环境风险评价方法。它在描述环境风险源、风险传播途径以及风险受体三者在空间中分布和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能够全面地反映环境风险,为环境风险管理决策提供更科学的基础依据。     

典型城市土壤中重金属锑(Sb)的含量分布特征及风险评价

为探讨重金属锑（Sb）在城市土壤中的分布特征和潜在风险,基于上海市102个地块1670个不同深度剖面土壤样品数据,分析4种典型土地利用类型土壤重金属Sb的含量分布特征,并通过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和健康风险评价模型进行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土壤ω（Sb）的平均值为0.52 mg·kg^-1,并呈现明显的聚集分布特性;土壤Sb含量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逐渐降低,表层土壤Sb存在一定程度的富集,人类活动影响了土壤中Sb的分布.工业用地表层土壤Sb含量相较于其它3种类型土壤差异显著,其累积程度高于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农用地Sb含量水平最低.区域整体上处于清洁至尚清洁水平,但工业用地的单项污染指数相对最高,达到轻度污染水平,住宅用地、商服用地和农用地分别为尚清洁或清洁水平;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范围为4.23~7.61,区域整体表现为轻微潜在生态风险.工业用地潜在生态风险等级为中等,需引起重视.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土壤Sb非致癌风险较小或可忽略.     

城市环境风险评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展望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环境风险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相关理论、方法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实践成果和转型趋势;从城市环境风险的成因分析和类型划分、城市环境风险评估的尺度效应、城市环境风险综合评估的方法、城市环境风险管控对策等方面分析了城市环境风险评估的主要研究进展;指出未来应重点研究:环境风险发生的机理和时空格局、城市社会空间系统弹性、环境风险的尺度效应和精细化评估,以及大数据支持下多学科评估方法的综合应用。     

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管理水平模糊数学评价模型及应用

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管理水平是其环境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对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的大小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管理的各个因素,建立了工业园区的环境风险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的特点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其评价模型,并以泰兴化工园区为例对这一模型进行了验证。     

城市企业环境风险源分级方法与应用研究

近年来,城市高风险工业行业引发的环境安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开展城市环境风险源分级是完善城市环境应急管理体系、保障城市环境安全的重要内容。从环境风险系统理论出发,综合考虑风险源固有属性、风险释放与控制水平、环境保护目标,构建了基于环境风险物质数量、生产工艺过程与风险控制技术水平、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的分级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了环境风险源分级矩阵表征方法。将城市环境风险源划分为重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3个等级。选择上海市开展了案例应用研究,对上海市17个区县的882家重点企业进行了环境风险源识别和分级,共确定重大风险企业151家,占总数的17.1%;一般风险企业161家,占总数的18.3%。对金山区、宝山区、闵行区几个重点区域提出了风险防控对策。     

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研究及实践

近年来,工矿企业遗留场地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问题突出,城市建设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隐患凸显。本文分析了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面临的主要难题:场地环境条件复杂,场地污染精准识别难度大;技术方法不健全,场地污染风险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治理修复难度高,污染场地安全利用技术支撑不足;风险管理基础薄弱,场地环境监控预警体系建设滞后。分析了场地环境精准调查、污染风险本土化评估、治理修复策略综合决策、场地污染风险控制、安全高效修复以及棕地风险分级管控等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的重点环节及具体做法,并介绍了上海桃浦工业区转型再开发过程中的场地污染风险管控与治理修复的实例,以期为城市再开发场地污染风险管控提供思路与技术路径。     

长三角一体化下城市规模提升的水环境风险——以合肥市为例

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中心城市规模能级得到快速提升，引发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升高，尤其是作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水环境风险备受关注。通过PSIR-TOPSIS模型对合肥水环境综合风险水平进行测度，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脱钩分析对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6—2020年间合肥城市规模水平呈线性增长，水环境风险指数经历持续上升—波动下降—波动上升三个阶段，提示合肥当前水环境风险压力加剧。（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拟合显示合肥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呈现“N”型曲线关系，两个拐点分别处于城市规模0.2和0.8水平处，对应城市增长起步阶段和高规模阶段。（3）脱钩分析表明合肥城市规模取得显著增长后，城水关系的脱钩状态进入不稳定时期，强脱钩与扩张负脱钩交替出现，虽然风险水平仍处于上升阶段，但水环境风险的扩大趋势已被抑制，表征合肥城市规模与水环境风险将进入新的平衡发展状态。本文为避免传统水环境评价单一性局限，结合多种理论模型构建城水关系研究框架，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城市与水环境协调共生的理论支撑与参考。     

中国生态风险评价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后,作为风险评价的一个重要分支,生态风险评价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国际上相关研究已空前活跃,但在中国,生态风险评价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对水环境生态风险评价和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进行了相关研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生态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风险评价首先考虑环境管理的目标,因此生态风险评价的计划有助于评价的结果用于风险的管理和环境决策的制定,而风险管理的结果也可以有效地控制风险。     

东江流域典型乡镇饮用水源地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价

为阐明东江流域典型乡镇饮用水源地有机污染物的分布特征与风险水平,对研究区域内9个区县45个水样中的常规水质指标和有机氯农药、有机磷农药、邻苯二甲酸酯、多环芳烃、多氯联苯、挥发性有机物共6大类有机污染物进行了检测分析.应用美国环保局推荐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不同类型的水源地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域有机污染物的致癌风险水平相对较高,成人和儿童的饮水致癌风险最高分别达到了1.17×10-5.a-1和2.19×10-5.a-1;研究区域的非致癌风险较低,均在推荐的可接受范围内.不同类型水源地有机物致癌风险排序为江河>水库>山泉>地下水.研究区域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主要来源于六六六、二氯甲烷、氯丁二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和多环芳烃,需要重点控制管理.     

海绵城市生物滞留带重金属污染特征及风险评价

生物滞留带作为海绵城市重要的净水和渗水措施,在全国海绵城市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了探明生物滞留带重金属累积、污染和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以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区重庆市悦来新城生物滞留带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重金属含量与空间分布特征,利用污染系数、地质累积指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进行污染水平和生态环境风险评价.结果表明,悦来新城生物滞留带中除Mn外,Cu、Zn、Pb、Ni和Cd的含量平均值均超出重庆市土壤背景值的4.14、1.77、4.98、1.23和6.51倍.空间分布上,不同功能区域道路旁的生物滞留带重金属含量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工业区道路生物滞留带中Cu、Zn、Mn、Pb、Ni和Cd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区域生物滞留带中的同种类重金属含量（P<0.05）.污染系数和地质累积指数显示重金属的污染水平排序为：Mn相似文献   

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

对有毒化学品管理的科学基础——风险评价和管理的核心问题——风险管理,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所涉及的问题有与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有关的基本概念,定性风险评价与定量风险评价的区别,健康风险评价和环境风险评价的终点及通用程序,以及风险管理的基本环节。      

基于Balanced Score Card的滨海城市化生态风险评价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青岛市为例,引入BalancedScoreCard(BSC)概念,从人居环境、经济发展、资源与环境、人文响应4个维度构建城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BSC模型,基于BSC模型,建立青岛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加权综合评价法,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评价2005~2015年青岛生态风险;通过灰色斜率关联度模型,探究影响青岛生态风险的因素。结果表明,青岛市生态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从高风险下降到中等风险。生态风险的主要影响因子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单位GDP能耗>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GDP增长率>工业SO_2排放量。最后,为青岛提出合理的生态风险管理建议。     

环境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常伴有人员伤亡,给社会、经济、人群健康和环境带来巨大破坏,环境风险评价是预防环境污染事故并提供有效应急措施的必要工作.对环境风险评价发展的三个阶段:健康风险评价、事故风险评价和综合风险评价进行了总结,并分析其研究进展、评价方法和研究不足之处,最后探讨了环境风险评价与环境风险管理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未来几十年内,区域环境风险、长期环境风险、不确定性处理和环境毒理学、环境流行病学等方面将成为环境风险评价的重点研究领域.     

港口环境风险管理探讨——以天津港为例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和港口的环境保护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港口的环境风险防范管理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当前中国港口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港口环境风险的增加,对风险进行有效地评价和管理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天津港环境风险管理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分析了天津港环境风险管理技术思路和主要内容,对天津港存在的环境风险因子做了识别,并对环境风险的评估方法做了针对性总结,为港口的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了一些建议。     

港口环境风险管理探——以天津港为例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和港口的环境保护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港口的环境风险防范管理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当前中国港口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港口环境风险的增加,对风险进行有效地评价和管理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天津港环境风险管理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分析了天津港环境风险管理技术思路和主要内容,对天津港存在的环境风险因子做了识别,并对环境风险的评估方法做了针对性总结,为港口的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了一些建议.     

环境风险评价中若干问题探讨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诱发了新的环境风险可能性的发生,特别是近年来的多种环境风险灾害事故的发生已引起了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普遍关注。环境风险评价与环境风险管理已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众健康的重要内容和制定决策的重要依据。文章结合目前环境风险评价的发展,探讨有关两大类环境风险评价(突发性与非突发性)以及环境风险评价与安全评价的区别,环境风险评价评估标准以及环境风险评价与城市环境管理的一些问题。     

基于心理距离的社区内涝风险感知差异性分析

社区是灾害风险管理最广泛的参与单元,社区居民对内涝灾害的风险感知在灾害风险管理中越来越受到关注。从时间距离、空间距离、概率距离、社会距离4个维度构建了居民对内涝风险的心理距离评价指标体系,从可控度和熟悉度两方面测度居民的灾害风险感知能力,选取了城市老旧社区、校园社区、城中村三种类型社区,通过实地调研收集数据,分析不同类型社区居民心理距离与风险感知的差异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和社会距离是导致心理距离差异的主要因素;居民受教育水平影响其对内涝灾害的熟悉度,社区的防涝治涝举措影响其对灾害可控度的感知;心理距离与风险感知水平呈明显负相关关系。该结果可为城市防灾减灾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关于环境风险评价的若干问题探讨

环境风险评价能避免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并为环境风险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介绍了国内外环境风险评价的发展,提出环境风险评价面临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期望变化引起的五点挑战,重点论述了环境风险评价标准和不确定性分析。讨论了环境风险评价标准制定的原则和方法,列举出各国有关机构推荐的可接受和可忽略风险值;分析了造成环境风险评价不确定性的客观和主观原因,提出不确定性解决对策和不确定性分析方法。最后提出展望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