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发展的规划目标与措施

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总的要求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要求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9％。中国政府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是,1991年到2000年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5‰以内,到2000年全国大陆人口力争控制在12亿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总和生育率要从1990年的2.3降到2.0以下。基本完成人口再生产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化类型转变。     

人口迁移、生育率及人口稳定状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

人口生育率已经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中国陷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会进一步加重人口老龄化格局。从欧洲16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看,一方面,均鼓励国民生育,因此,国民的生育会被认为是一种丰厚的"福利";另一方面,他们均采取了移民来改变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迅猛的发展中国家,是否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有所启示呢?鉴于此,笔者引入了一个静态开放式的人口模型,对人口迁移率和生育率做一个权衡和取舍。通过对中欧各国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迁移率及人口生育率的测算与对比结果,发现人口迁移能够减轻移入国家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人口迁入的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有较强的减弱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将会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移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人口增长率,会使得人口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这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从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和适度"高技术"移民政策这两个视角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建议,即一方面,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提高中国内部人口的生育率。选择适当的生育模式,进一步落实父母"单独"家庭的"二孩"的生育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各种吸引政策,鼓励国外高素质人力资源移民中国,更好的完善人力资源结构。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要注意合理施肥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有人口１２．１亿,每年净增人口１３００万。据１９９６年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如果人口总和生育率（ＴＦＲ）保持在现在１．９的水平上,那么我国总人口到２０００年将达到１２．７亿,２０３０年达到最高峰１４．８亿。我国虽然有９６０万...     

内蒙古锡盟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

内蒙古锡盟把计生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了人口基数不断增大,进入婚育年龄人群迅速增加的不利因素,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1994年全盟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4.6‰,计生率达84.5%,综合生育率85.49%,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09‰以内。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强调坚持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措施,解决好人口问题

朱镕基总理在致“世界六十亿人口日”大会的信中指出 :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多 ,底子薄 ,资源相对不足。面对人口的巨大压力 ,中国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把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近 30年来 ,中国大约减少了 3亿多人口的出生 ,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也使“世界 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 4年。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成功地探索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正确道路。朱钅容基总理指出 :中国政府清楚地看到 ,虽然我国育龄人群的生育率已降到较低水平 ,但每年净…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评价监测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在借鉴已有理论的基础上,界定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内涵,提出人口长期均衡包含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人口内部均衡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维度,人口外部均衡包括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指标体系设定为三级,第一级包括人口内部均衡和人口外部均衡两个方面,第二级由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七个部分构成;第三级指标包括反映内部均衡的7个指标以及反映外部均衡的13个指标.并使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的权重;采用2000-2007年31个省级单位的数据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模型进行了验证,并对人口总体均衡水平以及影响人口均衡发展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和浙江分列前三,人口均衡发展程度最高.从影响均衡程度的关键因素看.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是制约人口自身均衡的主要因素,人口与社会的均衡状况对人口与外部系统均衡制约最大,其次是人口与经济的均衡状况.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及其对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代价。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同 ,使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强调指出 ,目前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应重点从人口总量、人口构成与分布、人口质量三个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人口空间分布预测和建议

以国家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为框架,在分析国家主体功能区下人口空间分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和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综合考虑分析了城市化率、总和生育率、死亡率、人口迁入率以及迁出率等影响因素,然后设定不同情景下的各种可能组合,预测出我国2020年、2030年、2040年、2050年优先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人口空间分布。计算结果表明:2050年,优先开发区的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人口将分别达到183.57、151.68和144.03百万人;重点开发区的哈长地区、海峡西岸、北部湾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地区、中原经济区、江淮地区人口将分别达到34.526、117.028、12.147、58.896、65.560、25.075、32.372和21.613百万人。最后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提出了我国人口空间布局的战略选择和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PDE模型的中国人口结构预测研究

准确的人口结构预测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论文采用人口-发展-环境模型(PDE),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设定生育率低中高三种不同方案进行推演,预测了我国2015-2050年人口结构变化走势。结果显示:若实行较低的生育率方案,即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到2050年我国人口结构将呈现非常严重老龄化状态;若实行中等生育率方案,即实施二胎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将会得到明显改善,到2030年之后我国人口结构将逐渐年轻化,呈成年型人口结构;若实行较高的生育率方案,即实施较二胎政策更宽松的计划生育方案,我国人口结构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人口结构符合年轻化人口结构的特征,但将带来大量的新增人口。比较三种不同的预测结果,基于我国国情,认为实施二胎生育政策比较理想。     

生态哲学维度:人口生态生产与可持续发展

适度人口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了良好条件。如果进一步考察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不难发现人口特质在可持续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特别是其空间分布特征更具有现实意义。认定全方位适度人口的目标追求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基本实现途径。而全方位适度人口目标的实现则依赖于人口的合理生产，如何做到合理生产我们给出生态哲学维度，提出人口生态生产，即人口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在生物学与社会学层面上始终贯彻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生态化的原则。     

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回顾与再认识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 ,对适度人口理论的演变历程进行了回顾 ,分析了中国适度人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中国适度人口研究的未来。     

协调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是国土开发整治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

本文从国土开发、整治角度,阐述了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现状,以及人口控制、资源与环境保护、整治、规划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就今后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     

一部现代人口管理研究的力作——评《现代人口管理学》

工业革命以来 ,尤其是进入 2 0世纪以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 ,人类在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 ,世界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的严重失衡 ,对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并引发了一系列危机 ,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挑战首先来自世界人口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因此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人口本身的发展规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但对人口管理规律的系统研究甚为不足。我国关于人口管理的研究发端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制定和推行。尽管计划生育管理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但它毕竟不等同于人口的全面管理 ,更何况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人口变动和人口发展出现了许多以往历史时期所未曾有过的新特点 ,对人口管理水平要求更高了 ,而我们管理人才的素质就显得相对不足。从现代人口管理过程中提出的客观要求看 ,作为人口管理者不仅要熟悉人口方面的一般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有开阔的宏观思路和战略眼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王秀银、鹿立、崔树义研究员主编的《现代人口管理学》(于2 0 0 1年 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 ,当属国内人口管理...     

“十四五”时期人口相关经济社会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国家战略规划最重要的基数。"十四五"时期是中国调整优化人口相关政策、巩固壮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阶段。本文对"十四五"规划人口及家庭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提出五条建议:一是警惕"超低生育陷阱",实施生、育、教多方面的政策"组合拳",鼓励更多人生育二孩,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着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二是加强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使家庭成为养老第一支柱,鼓励更多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养老产品和服务,强化政府兜底保障与制度供给职能,让全体老年人"老有所依",加大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保障,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为"。三是完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居住证+基本公共服务和户籍政策(差别化落户)改革"的农民工市民化"二维路径",完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让迁徙决策回归家庭,鼓励家庭化迁移。坚持优化城市群与培育新生中小城市"两条腿"走路,着力使未来城市总数达到一千座,推动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与空间分布不断优化。四是提高人口质量,改革完善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体系,加速"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转变,优化技术技能型人才与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模式,建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需求相协调适应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改革,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五是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的硬件与软件建设,解决疫情暴露的公共卫生治理"赤字",健全数字化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体系与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新冠病毒肺炎疫苗和药物研制应充分考虑人口性别差异,积极探索以家庭为单位投保的医保制度改革。家庭是人口相关经济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微观基础,本文认为还要进一步完善支持现代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扩展与延续家庭代际支持功能。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研究

人口问题为解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应用逻辑增长曲线,讨论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人口增长问题。结果表明,较大的人口规模和较高的固有增长率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对现代化过程的影响重。基于中国人口控制的复杂性,未来仍需采取适度从紧的生育政策,转变人口控制的机制,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     

上海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

1993年上海人口自然变动在全国率先进入负增长,自然增长率为-0.78‰,并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是长期以来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推行起着重要的作用。上海除了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数量外,还要调节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不断使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平衡、资源利用等方面达到协调发展。由负增长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程度加剧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最优城市规模与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为了缓解其综合承载压力,倾向于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控制人口规模,但在现实中,特大城市却存在着"落户越来越严、人口越控越多"的现象。基于最优城市规模理论,提出了特大城市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并分析了其形成过程。研究发现,严格的户籍管制政策在降低特大城市排他性公共品拥挤成本的同时,并未改变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规模收益,这使得城市边际规模收益和边际拥挤成本相等时的最优规模理论值增大,城市人口倾向于进一步增多,最终导致户籍管制更加严格。利用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加强户籍管制不利于中小城市收入提高,有利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收入提高,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加强户籍管制的倾向;户籍管制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之间倒U型曲线的顶点位置右移,因而提升了特大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流入。大多数特大城市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其实际人口规模仍未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理论值,依然存在人口进一步增多的倾向。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的政策含义是:当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陷入了户籍管制增强与城市人口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通过严格的户籍管制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是无效的,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反而是特大城市疏解人口的有效途径;同时,应通过提高中小城市非排他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引导新增非户籍人口有序转移,最终使特大城市退出户籍管制的自增强机制。     

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与中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13亿人口中约有9亿是农村人口。因此所谓“中国人口问题”根本上是中国农村人口问题。人口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人口问题本质进行剖析发现。研究人口问题必须着眼予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则必须着眼于农村人口生存方式的改变。从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的生存方式和状况来看。中国的农村人口问题折射在农业、农村问题上。故统称为“三农”问题。为此，着眼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提出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途径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