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主要实现途径"五个一批"工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有效识别易地扶贫搬迁户及其特征既是贫困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扶贫实践中精准帮扶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识别方法欠缺和工作偏差问题,有效识别搬迁户成为现实难题。本文从家庭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这三个维度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根据扶贫搬迁户的特征差异,将搬迁农户分为家庭保障型、环境生存型和自我发展型三个类型,利用8省16县2 185户已纳入搬迁计划的农户样本,检验了多维指标体系下的扶贫搬迁户的识别情况,并采用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不同指标对识别准确率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搬迁对象的识别存在一定比例的漏进,其中陕西、四川和云南三省搬迁农户的识别漏进比率最高,漏进的类型主要是自我发展型;(2)学校可及性、集市可及性、地理条件、医院可及性、人均耕地面积是对准确识别搬迁户的贡献度最大的五项指标。(3)现行搬迁目标并非完全由于生态恶劣而"非搬不可",部分农户受制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不足而被纳入了搬迁群体。本文所构建的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既为提高扶贫搬迁的瞄准效率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化的视角。相关研究结论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扶贫搬迁项目需要重视搬迁对象的识别工作,并注意在部分自然条件尚可的区域,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途径替代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模式对移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

利用2007年三峡库区就地后靠农村移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根据农村移民收入来源理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移民户和非移民户，以及不同安置方式移民户的收入结构进行比较分析，以说明移民搬迁和不同安置方式对移民收入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对移民收入存在结构性的影响，即移民搬迁主要影响移民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同时，移民的后期扶持政策抵消了移民搬迁对移民收入的影响；不同的安置方式对移民户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对移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而非农业安置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较大；非移民安置户享受到的惠农政策和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好处也相对要少；从收入来源的角度来讲，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的收入风险相对较低，而非农业安置的收入风险相对较高，所以，纯农业安置和兼业安置对多数农村移民而言是较为适合的安置模式，移民后期扶持补助政策对于稳定移民收入有积极作用     

三峡库首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移民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三峡工程蓄水和移民搬迁对库首地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对移民安置前后三峡库首地区的秭归、兴山、巴东等县乡镇土地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典型乡镇移民户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移民安置区移民户的经济收支情况及其对移民安置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低海拔地区耕地淹没，农村可用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也有所减少，人地资源矛盾比较突出。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中劳务收入比例较大，农户家庭经济支出主要是以生活支出为主，移民搬迁对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移民搬迁以后，库区农村的居住环境、住宅条件、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均较移民前有明显改善，农户普遍比较满意。库首地区的移民政策落实较好，大部分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三峡工程表示支持和肯定。搬迁安置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产生了影响，存在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多，农村废弃物处理设施不足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对库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足够重视。〖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扶持工作的综合评价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帮扶工作与搬迁户未来的生产生活和就业的质量息息相关。以湖北省12市(州)为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社区治理服务、基层党建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培训与就业服务、文化服务5个方面,利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进而对湖北省各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扶持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并识别出以下特征：(1)从综合得分来看,不同地区间的扶持工作力度差距较大;(2)从“五个体系”来看,各地易地扶贫搬迁各方面服务工作体现出不均衡、差异大的特征;(3)从指标权数来看,各地安置区文化服务差距较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基于此,针对社区治理服务、基层党建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培训与就业服务、文化服务5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后续帮扶措施,“五个措施”对应“五个体系”,全面助力后续帮扶工作,让搬迁群众不仅“搬得出”,更加“稳得住”“能致富”。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 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 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2)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3)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 6)较本地户(0.321 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神农架大九湖移民搬迁居民能源替代探讨

自2013年开始,神农架大九湖湿地启动生态移民工程.为了解大九湖生态搬迁后居民用火用电情况以及资源消耗情况变化,采用样地调查和走访调查的方法,对搬迁户、未搬迁户的能源消耗情况进行收集和分析.结果 表明:除了人口和牲畜数量,海拔也是家庭影响能源消耗的重要因素,薪柴量和用电量相差84％和62.1％,因此搬迁工作可以优先考虑高海拔地区;搬迁前后,居民做饭消耗从基本完全依赖薪柴转变为燃气和电混用,取暖消耗由薪柴转变为燃煤,搬迁后,居民实现了薪柴的零消耗和森林零砍伐,用电量大幅增加,相比搬迁前生活成本增加了折合3450元左右;搬迁后居民居住条件、生活条件、交通设施、创收机会均有所改善;搬迁的431户居民相当于每年保护森林47.08 hm2,对于封山育林和生态恢复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补偿到期农户复耕意愿研究

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是首轮退耕补偿到期、延长期退耕成果巩固以及新一轮退耕规模扩大的关键时期。本文以土地依赖为视角,基于补偿到期农户农林业生计分析,探究土地依赖对农户复耕意愿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5年11月陕西延安吴起县所收集的农户调查数据,建立内生样本选择三阶段模型,从农林业收入和劳动力投入两方面分析了退耕补偿到期农户的土地依赖程度,及其对农户复耕意愿和计划复耕程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退耕还林政策交替期退耕补偿收入及退耕地上相关收益较少,不足以支持补偿到期农户发展替代生计和保障口粮安全,农户对土地生产的需求会构成其复耕或不愿退耕的重要原因。农户对土地的依赖与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之间并非简单的冲突对立关系,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的收入依赖程度越强,其复耕的可能性越低,计划复耕程度越低,可见,一定程度的土地依赖为其发展多样化生计提供生存基础和粮食安全保障,反而会促使农户巩固退耕还林成果;相反,补偿到期农户对土地生产投入越多的劳动力,其复耕的意愿越强,计划复耕程度越高。因此,保障退耕还林成果的可持续性重点在于提升农户农林生产效率,发展劳动集约型土地生产,优化农村劳动力配置。此外,以农村扶贫与发展为目标的移民搬迁工程在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对农户退耕还林行为的可持续性也有重要、积极的影响。退耕还林工程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等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贫困山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双赢目标。     

丹江口库区农村待迁移民搬迁意愿分析

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将动迁33万移民。为了实现和谐搬迁,有必要了解待迁移民对搬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采用丹江口库区农村待迁移民194例入户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二项逻辑回归分析,得到结论:目前农业收入比重、偏远村、较远村、成员平均年龄、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农忙是否换工、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应的愿意搬迁的发生比分别是26.6,8.7,3.1,0.9,0.7,0.5,0.2和0.1;其中,后5个变量是负向影响。由此可知,目前较高的非农收入比重,较好的地理位置、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会显著降低搬迁意愿。因此,选择经济水平较高的安置地是提高搬迁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应针对各群体的不同预期,采用分步搬迁和灵活多样的安置、补偿方式。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基于要素报酬的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研究——以云南省六个自然保护区为例

农户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评价农户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于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从自然资源要素报酬视角改进了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方法,然后运用数理经济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最后基于对云南省六个自然保护区172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改进了农户雇用资本和劳动力时的农户收入核算范围,分别以自然资源相关活动收入与自然资源要素报酬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形成了全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指标和单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指标。(2)基于经济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要素配置模型,理论上分析了外生参数对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影响,自然资源相关生产活动产出的价格越高、自然资源数量越大,则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越高;农户劳动力数量越高、劳动力工资越高,则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越低,这些变量对两种依赖度的影响方向一致。(3)云南省六个自然保护区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全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和单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的平均值分别是78.56%、44.62%;人均耕地面积、年平均气温、病人数比重对农户自然资源依赖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最高受教育年数、有村干部、劳动力比重、劳动力外出打工比重、城镇化率、参与保护区管理、参与保护区培训有显著负向影响,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提高自然保护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加强对农户的就业技能培训、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中的社区参与都能有效降低农户的自然资源依赖度,有利于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基于自然资源要素报酬的单要素自然资源依赖度评价指标,具有经济理论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资本、劳动力机会成本无法直接观察而降低了其可操作性并使得结果具有较大误差,这是未来进一步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基于Logit模型的非自愿性移民迁徙分析

我国每年由于建设拆迁、水库工程等引发的移民迁徒数量比较大,移民搬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更好地为中央对三峡库区移民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政策建议,笔者在三峡库区内选择有代表性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调查涉及3个镇、19个村、46个组、9061户,在对调查数据进行Logit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在不考虑搬迁补偿金额和帮扶政策等外部选择条件的前提下,如果只考虑移民自身的特征与其拥有的环境资源禀赋数据会发现:农户自身家庭收入、土地面积以及居住环境、居住位置、居住方式等因素会对农户的搬迁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建议在库区搬迁规划时在一定条件下应根据农户的实际条件进行有选择性的搬迁,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在实施搬迁过程中的造成的社会冲突与矛盾.     

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研究

兴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不可避免地要征收大量农田,造成大量移民非自愿性搬迁.我国实行开发性移民的方针,强调农村移民主要采取农业安置的策略.然而,移民的迁入势必会对安置区居民的土地权益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根据"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改进标准,要实现安置区土地向移民转移过程的社会福利改进,需要对利益受损的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给予相应的补偿以弥补其福利损失.本文以湖北省竹山县潘口水电站为例,在对竹山县溢水镇、宝丰镇两个乡(镇)5个移民安置点的73户安置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对安置区土地流转的补偿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执行标准均未达到农地实际价值的一半,水田的补偿程度为49.54%.旱地的补偿程度为为44.54%,安置区集体和居民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因此,需要提高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使安置区居民也能和移民一样地分享到水利水电工程带来的增值收益.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北大核心CSCDCSSCI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激励农户自愿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关键,而现有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测算方式没有考虑农户机会成本和损益状况的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文章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农户收益测算中,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南北不同地区收益不确定条件下成本收益等额补偿的转换边界,结果表明农户退耕的机会成本随时间和地域变动而变动,科学高效的退耕补偿标准也应随之变动。随后,根据2002-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以小麦和稻谷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退耕地块上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结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初值密度和生态林认定标准以杉木和刺槐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造林成本,进而得到退耕还林的造林净收益,通过比较历年种植农作物和造林的净收益,表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2002-2009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高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益,2010-2013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低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损。最后,利用几何布朗运动模拟2014-2030年的退耕机会成本的可能走势并与转换边界进行比较,得到粮食产量、补偿标准与农户受损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下退耕农户的受损概率随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而增加,随补偿标准的增加而减小,在相同立地条件和相同补偿标准下南方地区退耕农户受损的概率更大。文章为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策含义是在中央政府"一刀切"政策现状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地域特征和机会成本的变化制定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在选择退耕地块时应考虑地块的立地条件,避免宜耕地被退。     

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标准、农户行为选择及损益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激励农户自愿参与退耕还林工程的关键,而现有退耕还林补偿标准的测算方式没有考虑农户机会成本和损益状况的动态变化和不确定性,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文章将实物期权理论引入农户收益测算中,通过数值模拟探讨南北不同地区收益不确定条件下成本收益等额补偿的转换边界,结果表明农户退耕的机会成本随时间和地域变动而变动,科学高效的退耕补偿标准也应随之变动。随后,根据2002-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以小麦和稻谷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退耕地块上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结合相关政策规定的初值密度和生态林认定标准以杉木和刺槐为代表估算南北不同地区造林成本,进而得到退耕还林的造林净收益,通过比较历年种植农作物和造林的净收益,表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2002-2009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高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益,2010-2013年期间的退耕还林净收益低于种植农作物的净收益,农户因退耕受损。最后,利用几何布朗运动模拟2014-2030年的退耕机会成本的可能走势并与转换边界进行比较,得到粮食产量、补偿标准与农户受损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下退耕农户的受损概率随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而增加,随补偿标准的增加而减小,在相同立地条件和相同补偿标准下南方地区退耕农户受损的概率更大。文章为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策含义是在中央政府"一刀切"政策现状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地域特征和机会成本的变化制定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在选择退耕地块时应考虑地块的立地条件,避免宜耕地被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湖北省土地利用影响分析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解决中国北方缺水问题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将对湖北省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产生深远影响。该工程所淹没土地利用强度大,利用效率高,故淹没损失大;移民开发、工矿及公共基础设施搬迁用地大,移民开发将受到资金和生态环境的制约;补偿工程所占用耕地将对湖北省耕地占补平衡造成很大的压力,严重影响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及土地利用效益。工程开工对湖北省土地开发利用是弊大于利。建议移民安置以外迁安置为主,后靠安置为辅,结合库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实行开发性移民政策,移民搬迁用房和各项专业设施复建尽量少占耕地;库区土地开发应以提高现有耕地质量为主,以开垦荒山荒坡为辅,考虑从中线工程收益中拿出资金用于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并补偿汉江中下游因调水而遭受的农业、航运及环境质量的损失。为了尽量保护农业用地的生产能力,引江济汉工程沿线的农田水利系统恢复功能应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非自愿性移民的可持续安置——基于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的规范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赛尼在长期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简称IRR模型),IRR模型虽然在解决非自愿性移民安置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对如何安置非自愿性移民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但是本文认为,IRR模型存在一系列的缺陷.正因为如此,本文从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分配入手,提出了一个基于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的规范分析框架,该框架揭示出影响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因素,进而为实现非自愿性移民的可持续安置提供了思路,同时它可以弥补IRR模型的缺陷.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所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受影响人口主导的安置过程或者移民安置机构主导的安置过程只不过是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中集中分布的两个必然推论,也是两个特例,更常见的情形是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分散式分布于受影响人口与移民安置机构之间,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移民安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