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家电回收主体的利益和责任分析

在推进废旧家电资源化的进程中,合理界定回收处置阶段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和责任至关重要.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是定性的阐述,本文对回收主体的利益和责任进行了定量研究.依据受益者负担原则,废旧家电污染的责任发生在产品消费后阶段,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应由制造商、分销商、消费者和政府等受益主体来承担;基于Stackelberg博弈理论,考虑制造商参与销售和回收渠道不同情形下的经济效益、回收废旧家电的生态效益,建立了回收主体的利益数学模型;依据责权利对等原则,确定相关主体应承担的责任比例,并通过例证予以说明.结果表明:参与回收的主体不同,制造商参与渠道的程度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应承担的环境外部成本和回收处置阶段的责任比例也会发生变化.研究结论为建立规范的回收体系,实现废旧家电的再生利用,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垃圾块体填埋法及其应用前景

分析了垃圾排弃的现状、危害、潜在价值及现有的垃圾处理方法,提出创新垃圾处理方法势在必行。与已有的垃圾处理方法比较,垃圾块体填埋法有自己的特点,以社区为单元的垃圾源头分类投放、收集和预处理,能使垃圾实现分类化处理;通过垃圾中可回收废物的回收利用,能使垃圾最大限度资源化;通过垃圾分类粉碎、脱水、压缩成块体,使垃圾有效地减量化;经过消毒、分类堆砌有助于垃圾填埋场地的分类管理和安全监控,使垃圾处理基本无害化;回收、堆肥、焚烧、填埋,使垃圾处理综合化;填埋场的复垦与开发利用,使垃圾处理环保化。该方法的推广应用,可使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市场化目标得以实现。     

济南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探讨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实施对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部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特点,结合济南市分类现状,对存在问题提出强制分类的建议:首先,应尽快出台垃圾强制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法规;其次,可对部分居民消费品引入产品全生命周期制,鼓励企业回收再利用;再次,应多渠道加强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引导,将垃圾分类知识纳入素质教育考核,逐步转变居民思想观念;第四,应大力吸引社会资本,建设完善、便利的垃圾分类配套体系;最后,通过试点逐步推广,辅以严格执法管理,实现垃圾分类习惯的形成与分类行为的长期维持。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案优选——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是一个涉及居民、政府和环保者三个利益相关群体以及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因素的多主体、多目标决策问题。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各种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优化分析。结果表明,源头一般分类的方案为最优。     

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与义务进路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由点及面地渐次展开。生活垃圾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特点,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设计层面,亦或是在实践层面,都以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对规范性文件、政策文本及其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出当前在涉及生活垃圾分类这一议题中所存在的"四个断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四个断裂"是对阻碍生活垃圾分类诸多因素的概括性总结,对"四个断裂"的消解与弥合,需要在技术创新、生产安排、生活方式、法律规范、行政管理模式等领域进行调整。本文立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公民这一切入点,提出确立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对于不同程度地改善"四个断裂"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包括预防义务、填补义务、改善义务、合作义务,不仅在内在结构中具有规制、指导功能,在外在体系上也具有衔接和协调功能,且该种衔接和协调功能能够在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法律政策设计与运行实践、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得以延伸和嵌入。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实现,以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框架的重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为基础性要素,同时需要政府转变其单中心治理逻辑,提供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便捷性支持。     

基于“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探讨

目的分析"垃圾围村"的现状特征及原因,提出"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为我国关中地区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访谈。结果村民环保意识欠缺,政府治理农村垃圾的缺位,缺乏垃圾治理制度体系的管理以及不完整的市场产业链均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问题。结论"3R"原则即资源化、减量化、生态化的处理方式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有效途径,能广泛应用于关中地区。     

低碳生活内涵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多数居民生活富裕,但低碳生活意识薄弱、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为此本文利用心理学,社会学及工学等知识,阐述了制定垃圾分类新标准、强制执行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必要性;同时,分别从勤俭节约的生活源头,便于回收的生产源头和影响巨大的政策源头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低碳生活的内涵及具体对策。期望本文能对推广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工作和树立生态低碳生活的新风尚起到抛砖引玉之用。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

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对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应对国家能源短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宁波市6区2 036户社区居民实地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及其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垃圾分类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较高的分类意愿并不必然会产生较高的分类行为;其次,影响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情境因素/便利性、认知和态度,垃圾分类意愿则主要受认知和态度、个体特征、推动措施的影响:第三,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差别,垃圾分类行为受情境因素/便利性影响较大,垃圾分类意愿受个体特征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认知和态度对分类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试点的成效对分类行为影响更大,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根据实证结果,本丈提出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一些建议:首先,垃圾分类设施的便利性是阻碍垃圾分类的首因,必须加快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和服务供给体系;其次,通过加强居民分类知识普及和垃圾分类责任感/价值观培养,促进垃圾分类意愿;第三,通过建立垃圾分类行为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的关联机制,合并垃圾分类的内在过程和外部条件,共同促进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的形成和维持。     

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研究

对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北京城八区生活垃圾收集、分类收集、转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垃圾物流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改进的建议及处理处置设施的规划,为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收运系统的建设和完善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助推上海市垃圾分类的“C-GSSC”循环研究

"C-GSSC"循环是一种基于上海市绿色账户(试点)的激励机制,以一张带有可循环标志的银行卡为核心,将垃圾分类的奖励与银行信用度挂钩,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绿色环保的意识,同时增加居民社会责任感。并力求纳入政府,社区,学校和企业等多方,从不同方面来支持和宣传垃圾分类的奖励,提高垃圾分类影响力。此机制不仅可以利用积分奖励的模式来提高垃圾分类的参与度,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以积分形式激励促进居民直接受益,还可以将政府的垃圾分类推进资金用在刀刃上,超市、银行等企业单位间接受益,学校、社区配合宣传,使居民积极了解投入到垃圾分类中,同时丰富银行卡使用形式,还可为日后居民信用打分机制的提升,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评估平台。     

社区融合对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今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调速提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殊历史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人口流动频繁、城市空间重构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客观存在的社会大背景下,研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在新的历史时期,社区已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成为其表达价值观、态度和采取相应行为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社区面临快速的转型和重构。传统的街坊和单位社区开始瓦解,商品房、保障房等新型社区大量涌现,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加剧,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同质化、基层社会管理缺位、邻里关系淡薄、社区感丧失等问题。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多以社区为单位,触及每位居民的私人生活方式,因此,社区融合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本文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BP)作为分析框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探讨了社区融合如何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发现:社区融合程度可以从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和社区支持三个维度来考察,而社区融合的程度则通过信任态度、环境责任感、垃圾分类效能感为完全中介对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三个中介变量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该社区垃圾分类设施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整合了多个学科领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垃圾分类行为的前因研究,有助于推动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机制的整体认知。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构建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甚至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公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21世纪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日趋严重的生活垃圾问题和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产量,仅凭政府的力量无法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管理目标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借助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加入。该文基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的现实基础分析,剖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的演变及特征,分析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各个阶段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并衍生到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收集、运营及处理的三大环节。同时,根据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不同程度以及政府管制程度的强弱,构建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三种模型,即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和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分析了三种模型的特点、优缺点及各利益主体的职责,以梳理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中政府和公众的职责,推动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合作,改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的实现。     

基于“绿色账户”激励的回收居民再生资源合作演化

废旧物资的充分回收利用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探寻促进废旧物资回收的激励机制对多方主体的作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对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源化处置意愿、规范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废旧物资回收工作的推进至关重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行的“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构建了地方政府、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居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各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对系统演化稳定性的影响,探讨了影响参与主体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政策优惠力度、补贴水平以及“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是影响系统演化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的惩罚力度低于一定水平时,将导致系统演化为最不利于废旧物资回收的策略组合（消极作为,牟利导向,随意丢弃）。(2)政策支持力度和补贴水平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选择“环保导向”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支持”策略具有抑制作用。(3)“绿色账户”积分奖励水平对居民选择“分类交投”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超过某一阈值时,将导致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牟利导向”行为的发生,使得“绿色账户”机制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绿色账户”激励机制,提高居民废旧物资资...     

农村生活垃圾四分类法的实验研究

本文以山东省莱芜市房干村为试点,通过对20个典型居民户进行问卷调查和垃圾分类实验,分析了居民生活垃圾组成特征和处理现状,提出了一种农村生活垃圾四分类法,实验检验了其可能效果,并调查分析了居民对这一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法的接受和支付意愿。     

共同生产视角下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与政策驱动路径——基于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来衡量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尚缺乏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该研究基于共同生产理论对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进行评价，将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划分为高低不等的4个档次，并提出公民侧与政府侧的6个政策驱动因素，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案例，剖析政策因素的必要性并探索高水平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的政策因素组合路径。研究表明：(1)在单因素层面，对公众进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引导”，以及政府“绩效考核”与“提升公信力”，是实现高水平垃圾分类共同生产的必要政策驱动因素。(2)实现最强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需要综合调用政府侧和公民侧两方的政策措施，即4个必要政策驱动因素缺一不可。当缺少一个必要政策因素时，“强”共同生产就会转化为低一档的“较强”共同生产。(3)公民侧的强制与惩罚，以及政府侧的财政压力，对于实现“强”共同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且存在替代关系。该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价机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实现国家倡导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情景。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业市场化探讨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原则等进行分析,提出只有大力发展垃圾产业,才能根本解决我国城市垃圾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垃圾产业市场的形成条件、构成和所应采取的策略。     

社会监督、村规民约与农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为提升其治理效果,需要引入村规民约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力量,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完整规制体系.将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对农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监督主体的情境下,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 表明:(1)村规民约在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村规民约的惩戒规制机制作用显著,然而其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表明村规民约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2)社会监督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村干部、村民邻里和保洁员作为监督的中坚力量,其构成的社会监督网格能有效约束农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其中,村民邻里监督的效果最好.(3)社会监督在村规民约与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间起着调节作用.社会监督由于集成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特征,弥补了村规民约存在的缺陷,因而提高了村规民约对农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行为的约束力.     

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研究

城市居民的响应度和参与度是当前垃圾分类政策顺利贯彻实施的基础.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利用4个特大城市1 156份问卷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对个体规范、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个体规范作为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关键变量,会受到其对不进行分类所产生严重后果的感知和自我责任归属的影响.通过对4个特大城市的比较分析发现,社区氛围等描述性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指令性规范会通过刺激从众行为和制度约束对城市居民个体规范—垃圾分类参与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加大垃圾乱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及分类良性社会效益宣传同步进行,强化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内在意识和责任感,提高其个体规范;并通过细化垃圾分类行为指导,倡导将垃圾分类纳入居民公约,引入分类定时定点及专人监督模式,强化社会规则压力;让垃圾分类具体知识科普常态化,营造全员参与的分类氛围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市居民垃圾参与的具体对策.     

三峡库区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评价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主要以填埋为主,且大部分为简易填埋或堆放,形成众多的垃圾堆放场。它们不仅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而且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特别是不少堆存的生活垃圾受到重金属元素不同程度的污染,任意放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评价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程度有助于垃圾堆放场的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污染防治措施的提出。以三峡库区为例,通过测定三峡库区各个区县主要垃圾堆放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元素含量, 包括砷、铅、铬、镉和汞,采用单因子评价和综合评价法确定三峡库区堆存生活垃圾的重金属污染程度,为库区的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