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南京市工业35个行业的LMDI模型分析

采用基于时间序列的对数平均分解指数(LMDI)法分析了南京市工业35个行业在2000—2010年的碳排放变化。研究表明,影响工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有工业经济发展、工业部门内部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系数。鉴于此,建议南京市控制能源密集型行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能源强度接近国家先进水平,开发新能源,促进能源消费结构多元化,共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从而减少工业碳排放。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的天津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分析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版碳排放计算指南中的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缺省值计算了天津市2000-2008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然后对人均GDP、人口和能源强度与碳排放量作相关性分析,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法对天津市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探讨了其主要影响因素的...     

江苏省碳排放影响驱动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省份之一,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出的计算方法(简称IPCC法),计算了该省1996—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总量,并以此为因变量,选取了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人均GDP,城市化率,土地变化等人口和经济因素作为碳排放的影响因子,基于改进的可拓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STIRPAT)模型分析了不同因素对江苏省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人均GDP,城市化率,建设用地总量,能源消费总量每上升1%,分别会引起碳排放总量增加0.131%、0.248%、0.290%、2.198%、0.530%。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能源消费水平、城市化水平依次是影响江苏省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应以主要影响因素为突破口,协同次要因素,采取合理的措施来降低碳排放量。     

上海市能源利用碳排放的分解研究

先对人均GDP、人口和能源强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再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法,对上海市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因素引起碳排放强度下降,但能源强度的下降起主要作用;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不断的增加,其中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因素起抑制作用,常住人口和人均GDP起促进作用.因此,要减缓上海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从控制人口数量、降低能源强度、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改善能源结构等方面考虑.     

中国能源消费的区域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为研究能源消费的区域特征和相关性,根据1991—2000年、2001—2010年中国30个地区的能源消费和人均GDP面板数据,考虑不同省份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对能源消费评价指标进行了修正并分解为强度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运用KMeans面板聚类方法将30个地区划分为4种不同的能源消费区域:后工业化区、高度工业化区、资源能源主导区和起步发展区;后工业化区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最大,能源利用效率较高;高度工业化区为东部沿海区域,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较大,能源消费强度效应最小,能源利用效率最高;资源能源主导区和起步发展区为中西部地区,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均较小,能源消费强度效应较大,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运用贝叶斯面板数据推断方法分析区域能源消费相关性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后工业化区与高度工业化区、高度工业化区与起步发展区的能源消费相关性均呈明显增强趋势。     

天津市滨海新区家庭直接能源消费碳减排分析

以天津市滨海新区家庭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为基础数据,运用统计类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居民家庭通过有意识改变直接能源消费方式所能带来的碳减排空间及碳减排结构。分析表明,5、6月平均户均碳减排量为27.75kg(以CO2减排当量计,下同),平均人均碳减排量为9.20kg,平均减排比为8.92%。家庭用电的碳排放量具有最大的减排空间;燃气的碳排放量相对于用电和交通较小,但燃气节约比相对最高,因此居民燃气的碳减排空间也相当可观;私家车是影响家庭交通出行碳排放量的最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与住宅面积不是影响家庭碳减排量的主导因素,居民的环保意识及行为在家庭碳减排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提高居民的低碳环保意识,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对于国家碳减排意义重大。     

四川省能源消费的CO2排放状况及减排对策

根据中提供的碳排放计量方法,计算了四川省1999-2008年能源消费的CO2排放量、CO2排放强度以及能源消费各部门的CO2排放量,并根据结果分析了影响CO2排放量变化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999-2008年,四川省能源消费CO2排放量总体呈上升趋势;CO2排放量受能源消费...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天津市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

天津市拥有中国重要老工业基地和低碳城市试点的“双重身份”,当前面临城市化工业化阶段的能源刚性需求巨大和减排压力日渐增大的双重压力,因此制定适宜天津市现阶段发展特征的碳排放政策追在眉睫.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对天津市2001-2010年的CO2排放进行了估算,结合低碳城市试点指标剖析了天津市面临的减排困境；为找出解决办法,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天津市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识别.结果表明,能源消耗总量、人口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指标等是CO2排放的关键因素,并由此得出结论,天津市碳减排的工作重心应集中于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结构、提高能效、倡导低碳消费等方面.     

中国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演进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分析

基于2003—2017年中国不同省域碳排放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碳排放时空演进规律,利用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检验法,甄别不同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并探究省域异质性.结果表明:(1)空间维度上看,中国人均碳排放分布态势呈东部低、中西部高的特征,东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变化幅度总体较小,西部地区增速最快.全国人均碳排放呈较为...     

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省际生态效率影响机理研究

以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际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Super-SBM模型、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STIRPAT模型等方法分析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系统下省际生态效率水平及内外部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效率均值为0.528,整体上无效。东、中部地区逐渐迈向规模报酬递减阶段。(2)技术和规模是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的主要内部驱动因素。(3)生态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U"型分布;由于存在"技术回弹"效应,技术进步对生态效率未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对生态效率起抑制作用,而环境规制、对外开放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是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因素。     

碳排放约束下的天津市能源区域分配研究——基于碳夹点模型分析

能源的供需及碳排放约束是中国各省市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能源供需和碳排放约束下,对区域的能源利用进行合理分配具有实际意义。利用碳夹点分析方法,对天津市的能源分配问题进行研究,建立分析模型,在考虑整体和区域的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分别确定各种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使用量,以实现最优的能源结构和能源供需平衡,为地方政府制定合理的能源供应量和碳排放约束指标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若只考虑天津市总体的碳排放约束(1 570.6×105 t)和能源需求(223.0×1013 kJ),需要减少24.9×1013 kJ的煤能源使用,同时增加31.7×1013 kJ的清洁能源;若天津市能提供50.0×1013 kJ的清洁能源,在达到能源总需求的同时,总的碳排放为1 378.5×105 t,因此能源部门在规划天津市的总体碳排放约束时不应低于此值;考虑各个区域的碳排放约束的条件下,规划得到的排放总量为1 434.1×105 t,能够满足当前的碳排放限值。     

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关系及驱动力研究——以装备制造业细分行业为例

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发展对于装备制造业非常重要。基于2000—2019年装备制造业面板数据，构建了技术创新与碳排放效率耦合协调度模型及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及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综合评价值与技术创新综合评价值整体呈逐年增长趋势，且碳排放效率综合评价值大于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综合评价值的增长幅度更大，两者差距正逐渐缩小，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幅度最大，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增长幅度最小；耦合协调度整体经历从严重失调转变为轻度失调，各细分行业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均有提升；耦合协调度主要受耦合协调度本身影响，其次自主创新程度、能源结构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率也较大，而企业规模的贡献率较小。建议各细分行业实施差异化发展，并加强协调行业的辐射效应，建立装备产业集群。     

中国大陆畜牧业环境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环境效率是衡量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将畜牧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运用非径向非期望产出模型(SBM模型),测算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2000—2013年畜牧业环境效率,并运用处理受限因变量的截尾回归模型(T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显示:(1)中国大陆的畜牧业环境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上海、北京、福建、浙江、江苏的畜牧业环境效率领先于其他省份,东部地区畜牧业环境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禀赋结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畜牧业环境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畜牧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牛和猪的饲养量对畜牧业环境效率有显著消极影响,羊、家禽的饲养量对畜牧业环境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     

中国产业部门碳排放传导机制研究

以2005—2015年为研究期,借助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路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部门间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厘清产业部门碳排放的分布特征,解析关键传递路径及其动态变化。分析表明:(1)多数产业部门的引致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其直接碳排放强度,产业部门间碳转移是产业部门碳排放的主要组成部分。(2)电力、热力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能源型产业碳排放的主导层级在第0层;建筑业、服务业等中间投入产品较多的产业碳排放主导层级在第1、2层。(3)固定资本形成→建筑业→(相关产业部门)是最主要的关键路径传递类型,2010、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相关产业部门)逐渐上升为第二大关键路径传递类型。(4)未来应加大能源供应端的节能减排控制力度;应利用产业部门碳排放分布的差异化特征制定不同的针对性措施;以关键产业链条为抓手,针对上下游各产业部门进行综合治理。     

经济发展,碳排放和经济演化

本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对中国、日本、美国的时间序列分析和１９９０年的全球截面数据分析,探讨了经济增长与ＣＯ２排放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人口增长、能源消费强度变化的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分析表明从政策角度而言,人均碳排放与人均ＧＤＰ之间不存在Ｋｕｚｎｅｔｓ曲线。人口增长和人均ＧＤＰ的增加是人均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而ＧＤＰ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则是碳排放减少的重要来源。     

新疆畜牧业碳排放强度动态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的系数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固定效应模型等方法,揭示2001—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畜牧业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就新疆整体而言,2001—2020年畜牧业碳排放量大体呈波动变化趋势;畜牧业碳排放强度大体呈下降趋势;就地(州、市)而言,2001—2020年各地(州、市)畜牧业碳排放量在空间上的分布表现为北疆>南疆>东疆,而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畜牧业碳排放强度最高,说明其生产效率最低;从空间聚集的角度来看,各地(州、市)畜牧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空间正相关性;另外,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提升对各地(州、市)畜牧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畜牧业发展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对各地(州、市)畜牧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29个省份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了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发现:(1)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碳排放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人均GDP越过较高的门槛值时,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碳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随着居民生活能源效率的提升并越过门槛值,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碳排放会产生抑制作用。(2)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最后,为抑制生活碳排放,提出如下建议:应当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能源效率;协调各地区抑制生活碳排放工作。     

上海市交通碳排放量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上海市交通需求量逐年增长,导致交通运输行业的能源消费量以及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研究了1998—2012年上海市交通碳排放量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该市的交通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与情景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市交通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人均消费支出、城市化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协整检验显示,上海市交通碳排放量与上海市城市发展存在协整关系。对交通碳排放量影响最显著的是城市化率,其次是人均GDP,再次是人均消费支出。在正常、低碳、强化低碳情景下,2050年上海市的交通碳排放量分别为46 599.24万、28 196.70万、9 575.47万t。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有望科学合理地减少交通碳排放量。     

天津市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能源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因素,能源发展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天津市经济正处在快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对能源的消耗依赖性很强,可能会导致能源紧张和供不应求。能源的短缺又会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正确分析和处理好能源与经济的关系,对天津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很重要。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侧重从能源消费总量、单位GDP能耗、能源消费结构(用煤炭消费量表示)、原油消费量和天然气消费量方面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用GDP表示)的关联度。结果表明,5者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煤炭消费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均大于单位GDP能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天津市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     

天津市煤炭消费的行业结构和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了天津市煤炭消费的行业结构和影响因素,旨在为天津市削减煤炭消费总量提供参考依据。由于煤炭大部分用于生产二次能源,计算了天津市生产各行业消费的二次能源所需的煤炭量,将其与各行业的煤炭终端消费量综合考虑。结果显示,天津市煤炭消费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工业占大部分比例,其中又以钢铁、化工行业最突出,同时生活消费和第三产业的煤炭消费量也不容忽视。与全市煤炭消费总量灰色关联度最高的指标为城市建设用地数量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