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个用途广泛而又争议颇多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对这一原则虽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在具体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争议。章从研究各种国际公约对风险预防原则的阐释入手，具体剖析了风险预防原则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指出风险预防原则本身存在的风险，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浅议风险预防原则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的构建

今年"两会"期间,陈吉林在答记者关于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时强调逐步推动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可以预见风险预防将是土壤污染防治中的重要环节,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如何构建风险预防原则关系着《"十三五"环保思路和目标任务》的实现,也关乎整个生态中国的建设。通过对我国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对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的域外适用现状及有益经验的总结,提出构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风险预防原则的建议。     

对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理分析－－国际环境法的视角

运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等国际环境法上的基本原则，针对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所持的三个抗辨理由，一一进行了法理分析与批判。     

试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国际环境法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出现，在近30年里得以迅猛发展，已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国际环境法以保护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要求各国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产生对全球有害的环境影响，并因此对各国的主权权利提出了挑战。本文拟从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具体制度及法律责任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分析。     

论澳大利亚生态损害治理的补救措施行政决定制度

行政机关主导的补救措施行政决定制度,是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生态环境损害治理制度。它要求主管行政机关根据国际上广泛认可的风险预防和损害预防原则,基于事中为主,责令责任人采取措施,恢复环境,避免或者减缓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威胁风险。该制度在澳大利亚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可供我国借鉴。     

由《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论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的确立

与修订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相比,《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但其中存在错误表述,部分制度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相应规定较空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因我国环境法中未确立风险预防原则,不能在缺少确实的科学证据证实风险的情况下为行政机构采取风险预防措施免除举证责任,该《草案》第五十四条作出风险预防的规定不妥。     

基于FMEA-风险矩阵法的铝矾土国际(海陆)运输风险评估

目前我国铝矾土的运输是从几内亚博凯港至我国滨州港的国际(海陆)运输,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运输过程中存在众多的风险源,需要识别其中潜在的风险,并对该铝矾土国际运输过程进行风险评估。采用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法和风险矩阵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对我国铝矾土国际(海陆)运输过程进行风险评估。首先,采用FMEA法分析了铝矾土国际(海陆)运输过程中潜在的失效模式,并将其转化为风险因素;其次,综合考虑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风险后果的影响程度,采用风险矩阵法对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等级进行了划分,并绘制了风险矩阵图谱;最后,对风险程度处于合理控制和严格控制的风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控制措施,以实现对铝矾土国际(海陆)运输风险的有效防控。     

定量风险评价标准探讨

围绕定量评价标准对风险的度量和制定风险评价标准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归纳了国处有着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标准，提出具有重大危害性的工业设施对员工或公众造成的风险，不应显著高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其他风险；每年１０＾－６的死亡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个人风险水平等观点。     

新建核电站风险信息沟通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近年核电产业的迅速扩张,核风险管理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甚至争议的热点.核风险沟通是核突发事件预防、应对及恢复的关键要素,对核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对如何与核电站周边风险群体进行有效沟通还知之甚少.为弥补这个缺憾,作者走访了山东海阳在建核电站相关管理人员并对周边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核电发展的态度.文章描述了风险沟通的基本框架,意识到公众信任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结果发现我国核能发展决策是由政府部门、核能企业和科研院所组成的"铁三角"主导的,受访者获取核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是媒体,相对于其它渠道,超过51%的公众更相信政府发布的信息,更多受访者不愿意接受核风险和反对在当地建设核电站.最后提出了有效风险沟通的基本原则.研究结论对未来核电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对利益相关方具有参考价值.     

被污染的农作物

在生物研究安全性上有一个国际协议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转基因作物(GMOs)的应用与风险并存。过去的数年中，这些风险以不同的方式证实了自身的存在，它们是人类和环境健康的潜在威胁，也是当地社区社会结构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