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水质与流域农业投入的关联性研究

为探讨巢湖富营养化与流域农业生产投入资源的关联性,选择了化肥剩余、节水灌溉面积、农膜、水土流失治理等可能影响水体富营养化的因子;研究中采用相关分析与逐步回归的方法,同时,提出了一种结合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法计算化肥剩余量的方法.结果表明,巢湖流域农业生产投入的各种资源中,对巢湖水体富营养化影响较大的是化肥剩余、节水灌溉面积和农膜,并且化肥剩余的影响还存在1 a的滞后期.因此,有必要从提高化肥利用效率、改进灌排水方式并减少农业用水入手,以求节约资源,同时降低农业生产对巢湖水质的影响.     

我国工农业水资源使用强度变动的区域因素分解与差异分析

不断降低水资源使用强度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一个核心任务。运用对数平均D氏指数方法(LMDI)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2003-2009年间我国工农业水资源使用强度变动的区域因素贡献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影响全国工农业水资源使用强度下降的最主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对全国工农业水资源使用强度下降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经济规模变化所起作用较弱;东、中、西部省份在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区域结构效应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农业内部的节水总效应显著大于工业内部的节水总效应;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效应最大,工业内部的技术进步效应最大。为了实现全国工农业水资源使用强度的持续下降,应大力推进农业和工业技术节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加强科学管理和区域发展合作等。     

考虑政府补贴的不同渠道权力结构的混合汽车定价决策研究

在政府实施电动汽车定额补贴基础上,通过引入不同渠道权利结构设计,构建制造商主导、零售商主导以及同时决策三种模型,并借助数值仿真等方法展开定价决策、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及社会福利值分析。结果发现,供应链渠道的主导者拥有绝对优势,可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但却是以追随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同时还发现,虽然供应链的总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数值可以取得最高值,但是该模型对环境影响也是最大的。     

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及影响因素

采用农业节水技术已成为很多国家缓解农业用水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加大了对农业节水技术的投资力度。由于缺乏对农业节水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深入了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节水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为此,论文采用3 a面板数据对我国黄河和海河流域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开展了定量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空间分布较广且扩散很快,但是以播种面积测量的采用程度却很低。资金需求少和一家一户易于采用的传统型和农户型节水技术的采用程度相对较高,而资金需求大且需要集体行动的社区型节水技术的采用程度很低且发展缓慢。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水资源的短缺程度也是影响农业节水技术采用的两个重要因素。如果政府希望推动农业节水技术的采用,节水技术的推广政策和示范村的建立都是十分有效的政策工具。     

水资源转移利用的利益补偿测算：模型构建与应用

水资源转移利用的利益补偿不仅关系到水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和效益的实现,同样还关系到不同用水主体之间利益的公平共享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科学合理地测算不同用水主体之间水资源转移利用的利益补偿额度,构建了水资源转移利用利益补偿测算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合作贡献、资源投入、用水效率、风险承担和社会公正等因素对收益分配的影响,并运用粗糙层次分析法（RAHP）来确定各种指标的权重,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用水收益分配和利益补偿进行测算。最后,通过诸暨陈石灌区用水转移的实例应用验证了该模型的可行性和科学有效性。同时实例研究表明实践中的农业用水主体没有充分分享到因水资源转移利用而产生的增加收益,亟待提高农业节水主体应得的利益补偿额,保障农民利益。     

长江经济带上下游生态补偿方案设计

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是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长江等大型流域由于涉及省份多,上下游之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问题等差别较大,利益诉求不同,在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的认定、补偿模式以及补偿标准确定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难度。文章分析了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实践经验,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设计了各级政府主导下纵横向补偿相结合的长江经济带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方案,并基于保护和治理措施的不同,分类提出了以任务量为基础、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补偿测算标准,同时对补偿机制的实行提出了意见建议,以期为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下游流域及其他大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提供可参考的方法。     

关于煤炭开发生态补偿的若干意见

编者按:我国煤炭资主要分布在晋陕蒙生态脆弱区和华东平原粮食主产区,煤炭开发已经造成而且将会更大规模地造成土地、水、生物等资源的破坏,同时造成大量农民失地、搬迁、安置、就业以及新农村再建等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矿区生态环境面临"旧帐未还、新帐剧增"的问题十分突出,"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控制.因此,我国煤炭生态补偿机制亟待建立.本文提出,战略环评和规划环评是建立煤矿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生态补偿标准和制度是煤矿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生态补偿法的制定是煤矿生态补偿实施的根本保证.作者同时指出,煤炭资源开发涉及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农民生存等复合性的问题,需要中央政府组织各部门协同解决.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问题探讨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三大基础 政治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对环境质量目标要求的提高,加强环境保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示:"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外部性视角下的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标准核算——基于选择实验法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政策的核心,也是促进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内容。论文以石羊河下游民勤县为例,通过选择实验调研和RPL（Random Parameters Logit）模型估计,量化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并结合特定技术与农户谈判能力讨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民勤县城乡居民均希望实施节水灌溉技术来改善生态环境,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约为1 052.25元/hm²;以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在789.15元/hm²左右。从现行政策看,过低的补贴标准难以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导致政策响应不足。据此建议,完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将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纳入补偿标准的核算中,提升补偿政策的公平性,同时也要根据技术类型及其采用面积进行精准化补偿,保障资金有效利用。     

外部性视角下的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标准核算——基于选择实验法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节水灌溉技术补偿政策的核心,也是促进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内容。论文以石羊河下游民勤县为例,通过选择实验调研和RPL(Random Parameters Logit)模型估计,量化了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并结合特定技术与农户谈判能力讨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民勤县城乡居民均希望实施节水灌溉技术来改善生态环境,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约为1 052.25元/hm~2;以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合理的补偿标准应在789.15元/hm~2左右。从现行政策看,过低的补贴标准难以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导致政策响应不足。据此建议,完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将技术采用的外部效益纳入补偿标准的核算中,提升补偿政策的公平性,同时也要根据技术类型及其采用面积进行精准化补偿,保障资金有效利用。     

Creating resilient water governance for irrigated producers in Mendoza,Argentina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water governance system of irrigated agricultural producers in Mendoza, Argentina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ing climate (predominantly increasing events of drought and water scarcity). An assessment is made of the impact of water governance instruments on producers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vulnerabil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institutional water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producers’ resources, or capitals (human, social,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natural).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resil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and increasing the adaptive dimensions of Mendoza’s water governance system are made based on this analysis.     

长江流域农业区非点源氮的平衡变化及其区域性差异

建立长江流域农业区氮平衡变化模型,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计算长江流域各县1990和2000年的氮平衡变化,然后汇总出全流域氮的输入、输出及剩余量. 计算结果显示,全流域农业区1990年氮的输入量为7.65×106 t/a,输出量为4.23×106 t/a,剩余量为3.42×106 t/a(其中进入水体2.05×106 t/a,残留在土壤中1.37×106 t/a);2000年全流域农业区氮的输入量为10.22×106 t/a,输出量为5.44×106 t/a,剩余量为4.78×106 t/a(其中进入水体2.65×106 t/a,残留在土壤中2.13×106 t/a);1990—2000年长江流域农业区氮输入量增加2.57×106 t/a,氮输出量增加1.21×106 t/a,剩余量增加1.36×106 t/a(其中进入水体氮变化量为0.60×106 t/a,残留在土壤中氮变化量为0.76×106 t/a). 重庆、上海、武汉、无锡、南昌、成都等地区氮进入水体的量变化较大,为今后长江流域农业区水体氮污染重点防治区.      

高耗水工业用水量控制和水价调整政策效果研究:基于水资源动态CGE的分析

论文应用水资源动态CGE模型,研究和分析了高耗水工业不同水资源管理政策对经济、社会和水资源利用的影响。文章首先构建了将水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CGE模型,并建立了动态机制,然后以2010年为基准年模拟和分析了2010—2020年间高耗水工业用水量控制和水价上涨不同情景下的影响。分析表明:高耗水工业的水量控制比水价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大,表现为GDP和居民福利的显著下降以及投资的大幅度上升;而高耗水工业水价上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表现为GDP的小幅度上升以及居民福利的小幅度下降和投资的上升;对部门的影响比较复杂,但高耗水工业水量下降和水价上升,都将导致其产出降低。对水资源利用的影响显示,水量控制和水价上升对用水总量的影响较小,但对提高工业用水效率都十分显著。     

中国种养系统的氮流动及其环境影响

利用集成完全氮平衡模型和农业污染清单的中国种养系统氮流动模型(nitrogen flow model for farming-feeding system in China,NFM-FFS),研究了2003年中国种养系统中的氮流动及其环境影响.结果表明,2003年中国种养系统土壤虽然氮素表观盈余,但实际亏损623.9×104t,平均亏损13.7 kg/hm2,土壤整体面临含氮量减少和退化的风险.由于中国氮素投入(肥料和各类有机肥)主要集中于耕地系统,对牧草地的投入很少,耕地系统的氮素盈余了1 761.9×104t,平均盈余142.8 kg/hm2,中国牧草地系统氮素亏损2 385.7×104t,平均亏损90.7 kg/hm2.因此平衡耕地和牧草地的氮素投入既可减少农业生产对水环境的影响,又可有效控制牧草地退化.2003年,中国种养系统中总氮损失为2266×104t,其中随径流进入地表水的495.8×104t和淋洗进入地下水的102.4×104t最终沉积在河流、湖泊和海洋中,很少有机会再进入种养系统循环.耕地的肥料施用是中国种养系统向地表水和地下水最主要的氮输出源,应是农业污染控制和管理的重点.     

基于熵权法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区域类型分析

针对节水型社会建设中重点不突出、目标不明确的问题,通过熵权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节水型社会区域类型评价模型。从水资源、社会经济和节水潜力3个方面构建了包含12项指标的节水型社会区域类型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区域类型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出不同区域在水资源条件、社会经济条件、节水潜力大小的评价值,进而得到相应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区域类型。将模型应用到陕西省节水型社会建设区域类型划分中,从结果可以得出关中为“中度缺水-中度发达-潜力较小”型、陕北为“严重缺水-较发达-潜力较大”型、陕南为“轻度缺水-欠发达-潜力较大”型。该模型能够较客观地反映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区域特点及建设重点,应用实例具有普遍适用性。     

武威绿洲农业水足迹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农业活动通过改变绿洲赖以生存的水生态系统而影响着绿洲的稳定性。1950-2007年武威绿洲农业水足迹上涨了近7倍,而农业水足迹效率仅提高1.75倍;粮食作物水足迹比例过大,57 a间平均达74.32%,其中,2002年以前粮食作物水足迹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在2002年达到最低点58.63%之后开始出现反弹。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需求所驱动的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规模扩大和农业开发强度加大,是农业水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适当压缩农业规模,加快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大政府对农业节水灌溉工程的投入和农业节水技术的推广,是控制武威绿洲农业水足迹增长过快,维护绿洲生态系统稳定的有效方式。     

华北平原节水技术、灌溉用水量反弹效应与地区异质性——基于Malmquist和LMDI指数分析

很多地区节水技术的应用并未带来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的下降。通过应用中国华北平原地级（直辖）市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和LMDI指数进行分解,测算出节水技术带来的农业灌溉用水反弹量和预期农业节水量。结果表明：中国华北平原节水技术引起的农业灌溉用水反弹效应均值为15.02%,这表明华北平原整体并未完全达到节水技术应用带来的预期农业节水量。节水技术应用放松了水资源约束,农户会扩大灌溉面积或高耗水高收益作物的种植,从而削弱节水技术的节水效果。黄河区的农业节水反弹效应程度最大,部分地区甚至会造成农业灌溉用水的增加。节水灌溉面积的增加是农业节水反弹效应的直接原因,农田灌溉水利建设投资的增加和水权市场建设的不完善则是根本原因。     

"基于BREEAM评估体系的绿色建筑节水标准

根据BREEAM,很多节水技术可以运用到绿色建筑中:对居住建筑,在住宅内全面考虑使用节水型器具,在住宅外充分利用英国丰富的雨水资源进行灌溉和中水回用;对办公建筑,使用节水型器具,鼓励使用雨水或者回用水系统,合理安装和使用水表,进行泄漏检测,定期维护和用水量检测和记录;对于工业建筑,重要的是安装节水型器具、合理安装和使用水表,以及进行漏水检测;对于商业建筑,除了满足以上之外,更强调进行水的循环利用,特别是回用水用于洗车,以及用水设备的维护和控制,以及水消耗监测,并反馈到记录表明用水有降低趋势。这些指标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绿色建筑、节水型建筑、节水型企业,积极建设节水型城市和节约型社会,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A game theory framework for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f refillable and disposable bottle lifecycles

Firms engaged in industrial ecology hope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costs, improve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create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that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hance information flow. However, current LCA tools do not explain firms' incentives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of industrial ecology, or how an individual or firm can affect the products and processes at other firms. Game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allows investigation of the willingness of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o seek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the common interest of the system while not harm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is paper applies game theory to the lifecycle of bottle packaging, and present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the choice between refillable and disposable bottles. Although refillable bottles may be more cost effective in the long run, bottlers only have incentive to use refillable bottles when they are sure that consumer return rates will be reasonably high. It has been found that consumers who keep or dispose of refillable bottles, or respond to deposit/refund return incentives by reducing their demand, may drive costs up and encourage adoption of disposables. A simple model is provided which finds the optimal bottler strategy as a function of the bottler's expectations for consumer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