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污染控制区划与控制对策

实行分区污染控制与管理是开展洞庭湖区污染综合防治的有效措施. 基于洞庭湖区主要污染物来源分析和污染控制区划原则,对洞庭湖区的污染控制区划进行了探讨,并根据各分区污染负荷特征提出了相应的分区控制措施. 结果表明,洞庭湖区主要污染物氮、磷和COD_Cr主要来源于农业面源和城镇生活污染. 洞庭湖区可划分为中心城市污染控制区、平原农业综合整治区和山地丘陵生态保育区3个污染控制区. 中心城市污染控制区以城镇生活和工业点源污染为主,平原农业综合整治区以农田径流和养殖业污染为主,山地丘陵生态保育区以畜禽养殖和农田径流污染为主. 针对各区污染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污染控制对策,以期为洞庭湖区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帮助.      

基于地貌单元的安徽省耕地土壤pH空间变异及其驱动因子分析

pH值是土壤重要的化学性质，是衡量土壤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解安徽省耕地土壤pH空间差异，本研究从不同地貌单元视角进行pH空间异质性分析，并利用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对其驱动因子进行探析.结果显示：安徽省耕地土壤pH为4.13～9.43，均值为6.61，整体呈中性，其中，皖西大别山区、皖南山地丘陵和江淮丘陵等海拔较高区域土壤pH显著低于皖北平原和皖江平原等低海拔区域；土壤pH呈中等程度的空间变异，其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平原>丘陵>山地，整体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土壤pH空间变异的驱动因子排序为潜在蒸散发>降水>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岩性>土壤类型>气温>地貌类型>蒸汽压>坡度>灌溉方式>熟制，其中，潜在蒸散发对江淮丘陵、皖西大别山和皖南山地丘陵区土壤pH空间变异影响最大，降水和土地利用方式分别是皖北平原与皖江平原区土壤pH空间变异的主导因子；各因子交互作用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其中，潜在蒸散发∩降水的空间解释力最大，表明气候因子是影响安徽省耕地土壤pH空间变异的主导驱动因素.     

亚洲河湖水问题

亚洲是七大洲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洲,人口总数约为4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6.67%。亚洲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总面积的3/4,其中有1/3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平原占总面积的1/4。在地域上亚洲分为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     

基于文献荟萃分析方法的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与模式

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并成为制约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问题。采用文献荟萃分析方法,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分析了中国空心村整治潜力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解析了空心村整治模式及其机制的地域差异特征。结果显示：1996—2019年CNKI数据库空心村研究文献呈快速增长态势,空心村研究文献增加与全国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呈显著正相关;空心村整治潜力等级呈现“北方高南方低”“平原地区高、丘陵山地区低”“传统农区高、城市群地区低”的总体分布特征;农村自然地理条件、常住人口减少幅度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是影响空心村整治潜力大小的关键因素;89.80%的县域采用村内集约型整治模式,集中分布在黄淮海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东部,迁村并点型和城乡融合型整治模式的占比均超过50%,易地搬迁型整治模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附近生态脆弱和贫困叠加区域。因地制宜、分类分步推进空心化村庄整治,有助于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显化农村土地价值。     

平顶山市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研究

文章根据平顶山市自然环境条件,按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方法,建立了平顶山市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生物多样性维持与保护、洪水调蓄、水源涵养和生态系统产品提供等因子对平顶山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进行了综合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将平顶山市划分为西部山地森林生态区、北部丘陵生态功能区、中部平原农田城镇生态区和南部丘陵森林城镇生态区等四个生态服务功能区。     

基于SOFM神经网络的京津冀地区水源涵养功能分区

为探讨水源涵养功能空间分异在水资源分区管理方面的应用,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区,根据水源涵养功能的5个主要影响要素——海拔、降水量、蒸散量、土壤饱和含水率、森林覆盖度,构建SOFM(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并对该区水源涵养功能进行区域划分. 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可划分为6个水源涵养功能区域,分别为冀西北高原-间山盆地草原水源涵养中能力区、坝上高原-冀北山地草原-森林水源涵养中低能力区、燕山-太行山中低山森林-草原水源涵养中高能力区、冀中南部平原农田水源涵养低能力区、燕山-太行山低山森林水源涵养中高能力区和冀东平原农田-草原水源涵养高能力区.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分区之间具有显著差异,表明用SOFM神经网络对水源涵养功能进行分区效果良好. 在水源涵养功能分区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各分区水源涵养功能影响要素的主要特征. 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统一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区,其内部的水源涵养功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建议依据各分区水源涵养功能的强弱及其主要控制因子特征,科学制订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水资源管理方案.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区域植被覆盖度的定量影响——以京津风沙源区为例

植被覆盖度（FVC）是衡量生态环境优秀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MODIS NDVI数据,运用像元二分法模型,估算了2000~2018年京津风沙源区FVC,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定量分析了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等12个因子对京津风沙源区FVC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近20a来京津风沙源区FVC整体上呈增加趋势,增加率为8.2%.空间上,研究区73.7%的区域FVC在增加,其中显著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晋北山地丘陵亚区、燕山丘陵山地水源保护亚区、大兴安岭南部亚区和科尔沁沙地亚区的南部.2000~2018年,降水是影响京津风沙源区FVC空间分布的主要自然因子,解释力为63.3%;年末大牲畜头数是影响FVC空间分布的主要人为因子,解释力为34.8%.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之间的双因子交互作用以双协同作用和非线性协同作用为主,表明相对于单因子,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间的交互作用对FVC的解释力更强.其中,降水与其他11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对研究区FVC起主导作用,解释力超过60%.     

基于区域氮循环模型IAP-N的安徽省农用地N2O排放量估算

本研究采用区域氮循环模型IAP-N估算了2011年安徽省县级共计7种农用地类型的N2O排放,估算所需的统计数据来源于安徽省各市统计年鉴,排放因子来源于已发表文献中的观测数据.结果表明,2011年安徽省农用地N2O总排放量(以N2O-N计)为3.51万t.其中,直接排放2.76万t,间接排放0.66万t,田间秸秆燃烧排放0.08万t.淮北平原(Ⅰ区)和沿江圩丘(Ⅱ区)是安徽农用地N2O主要排放区,对农用地N2O总排放的贡献分别为41%和35%.单纯旱作农田是各区最主要的直接排放源,约占直接排放的74%.Ⅱ区和Ⅲ区水旱轮作中的旱作地N2O排放居第二位(分别占Ⅱ区和Ⅲ区直接排放的19%和14%),Ⅳ区的果园茶园N2O直接排放居第二位(占Ⅳ区直接排放的22%).间接排放源中由大气氮沉降引起的N2O排放占三分之二.该研究结果可为决策者合理利用肥料,制定安徽省农业土壤温室气体减排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土壤砷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地理要素的关联分析

为研究平原-丘陵-山地复杂地形区的土壤砷含量分布特征及其与地理环境要素间的关系,文章采用地统计法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相结合对研究区土壤砷含量的空间变异规律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复杂地形区土壤砷含量与地理要素的关联模型。结果表明:随着地形从低到高,研究区土壤砷含量由低到高分布,空间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增趋势,东南部地区砷含量最低;土壤砷与土壤岩性特征、海拔呈显著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分别是0.213和0.251,与纬度呈显著负相关。因此,以海拔、岩性和纬度作为自变量,土壤砷为因变量,构建了土壤砷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模型,模型验证显示普通克里金插值所得的预测结果与实测值间较吻合,相关系数为0.67,决定系数为0.45,均方根误差为1.29。     

基于地貌类型单元的京津冀近10a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基于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的2000、2005、2010年京津冀土地覆被数据和1:100万数字地貌数据,研究2000—2010年间京津冀不同地貌类型单元下土地覆被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土地覆被变化主导程度、叠合度、动态度在不同地貌类型单元下的变化规律,进一步探讨不同地貌类型单元下的土地覆被变化。结果表明:京津冀以耕地转变为城镇用地为主,平原、台地和丘陵城镇扩张加剧,耕地缩减明显;不同地貌类型单元的土地覆被总体变化差异较大,平原、丘陵和小起伏山地的变化较剧烈;林地和草地初期不断扩张,以平原、大起伏山地和丘陵最为典型,后期变化不明显。最后讨论了基于地貌类型单元研究京津冀地区土地覆被变化的意义,并提出探究地貌与土地覆被变化内在联系的建议。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碳效应核算及其分析

论文通过构建土地整治项目碳效应分析框架,将土地整治碳效应分为短期碳效应及长期碳效应,其中短期碳效应分为工程施工碳效应及地类转换碳效应,长期碳效应分为农田生态系统固碳效应和农业耕作活动碳效应。以湖北省14个土地整治项目为例,采用碳排放系数法、生态系统类型法等进行整治项目碳效应核算,并计算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达到碳平衡所需的时间,对比分析处于不同地貌类型及工程类型区的土地整治项目碳效应及其构成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工程施工是土地整治项目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各项目碳排放总量为4 602.00~22 760.81 t,单位面积碳排放为5.18~19.62 t/hm²;地类转换既有碳汇效应,又有碳排放效应;土地整治后,各项目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增加了412.27~2 794.91 t/a;耕作活动碳排放也较整治前有所增加,增加强度从8.11 t/a至463.76 t/a不等。整治工作后各项目达到碳平衡的时间最少需要2.68 a,最多需要36.66 a。对比分析表明,地形地貌、工程类型虽不是土地整治各类碳效应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但却间接地在工程施工难易程度、排灌条件、耕地产能等多方面对土地整治项目区碳效应产生重大影响。     

湖北省农地资源价值研究

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可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管护政策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文章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较为科学地评估出农地的整体价值,摸清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研究表明,湖北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用地在内的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现值达2514.88×10⁸元,相当于全省2004年生产总值的39.86%,是农地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全省现有耕地资源总价值达11398.77×10⁸元,目前无法进入交易市场或有效地通过交易机制实现的非市场价值有942.63×10⁸元,占耕地总价值的8.27%;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总价值分别为3715.27×10⁸元和10192.81×10⁸元,非市场价值的比例份额分别达13.64%和5.48%;现有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506.35×10⁸元,折合林地非市场价值约6407元/hm²。     

不同模式下农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效率的比较研究

论文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同期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并采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了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与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农户主导模式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后,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121 2,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80 6,而同期未整治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40 1,反映出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可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农地整治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灌溉资本投入影响显著,农户有效参与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影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旱涝保收耕地比例及承包地面积等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开展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的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土地整理潜力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土地整理必然从增加耕地面积的单目标向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多目标方向发展。因此,科学分析土地整理潜力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科学编制土地整理专项规划及进行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的需要。从内涵上讲,土地整理潜力是相对于一定土地整理标准而言的潜力,是经济、生态条件约束下的潜力,其实质是土地利用潜力。从来源上分析,耕地整理潜力主要来源于农村道路、排灌沟渠的整治与完善、田块的合并与规整、限制因素的改造与消除、农田防护林网的修建与完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主要来源于居民宅基地用地量的降低、建筑容积率的提高、闲散土地的再利用、自然村向中心村的合并以及村内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的配套完善。     

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耕地细碎化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土地利用可持续性下降、耕地撂荒增多等多种农业问题,土地整治是当前中国改善耕地细碎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探索适宜的土地整治计量模型以解决耕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基于多目标线性规划,从工程设计、权属调整、地块分配三方面构建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选取典型土地整治项目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模型优化,案例区农业生产消耗降低了20.41%、地块平均规模增大了53.72%、户均地块数降低了34.92%,平均耕作距离减小了68.17%,可促进耕地细碎化问题的改善,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研究对丰富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方法,推动耕地细碎化问题解决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重庆市农地重金属基线值的厘定及其积累特征分析

为了确定重庆市农地土壤重金属基线值,了解重金属积累情况,明确优先控制元素,本研究基于地球化学基线原理,根据分层抽样采集6个土壤类型的表层土样共214个;在严格质量控制下,测定各个样品As、Cd、Cr、Cu、Hg、Ni、Pb、Zn的含量.采用数理统计法、迭代剔除法和累积频率曲线法确定8种重金属的基线值,并应用地球化学基线因子污染指数法和地质累积指数法评估了重庆市农地土壤重金属积累状况.结果表明,重庆市农地土壤As、Cd、Cr、Cu、Hg、Ni、Pb、Zn的基线值分别为5. 83、0. 25、66. 78、25. 45、0. 069、29. 90、26. 18、78. 44 mg·kg~(-1).地球化学基线因子指数法评估表明土壤As、Hg、Zn积累最为突出,分别有14. 65%、11. 82%、3. 88%样点达重度积累;地质累积指数法评估表明Cd、Cr、Cu、Ni、Pb超过93%的样点处于无积累,Hg、Zn、As轻度积累比例分别为26. 60%、21. 84%、21. 21%,仅As和Zn有5. 56%和0. 49%的样点为中度积累.水稻土、紫色土与潮土、黄壤、石灰岩土相比重金属积累程度轻.渝东北大巴山石灰岩中低山区、渝东南武陵山石灰岩低山区As、Zn点位积累率较高,渝西窟窿丘陵台地区、渝中中高丘平行岭谷区Hg、As点位积累率较高.两种评估方法均表明重庆市农地土壤主要积累重金属为As,其次为Hg、Zn,应加强管理防范.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土地整理项目生态环境效益——以百色市西林县普合乡土地整理项目为例

在我国土地整理项目的规划设计中农业生态效益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土地整理尚停留在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综合改善阶段,我们试以设计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改进的方法。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中国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协调性研究

农用地整理是当前中国土地整治的重点,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规模化程度是农用地整理的主导方向与建设目标,相应要求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应与现状耕地的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协调关系。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分析这一协调性,根据2006-2012 年农用地整理项目数据,结合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和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通过建立县域尺度下一致性模型和重心模型,从全国和省级二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农用地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在时空分布上的协调性,得到以下结论:① 全国层面上,14.4%的耕地区域安排了52.2%的整理项目,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分布的均衡性较差;② 省域层面上,多数省份整理项目安排与耕地资源的分布较为一致;③ 各等别耕地整理比例与其耕地面积比例较为一致,优等地和低等地的整理比例逐渐上升,高等地整理比例趋于下降,中等地整理比例基本稳定;④ 各等别耕地重心及整理重心按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由南向北分布,优等地和中等地的整理项目安排逐渐趋于均衡化,高等地整理开展偏于其耕地重心北侧,低等地整理分布较为不均。     

经济发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驱动力与模式——以浙江省嵊州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优化用地布局、集约利用土地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以经济发达区的浙江省嵊州市为例,研究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驱动力和模式。研究表明:1996-2005年嵊州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政策驱动力包括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和土地整理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异地调剂政策,经济社会驱动力包括市(县)域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三方共建"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相关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三方共同出资共同实施。模式构成的关键因素反映出上述驱动力的影响作用。典型案例效益明显,如新增耕地率66.67%,资金平衡度228%,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176%等,耕作半径变化小,对人口城镇化和传统村落文化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