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是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开展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是解释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视角。文章采用山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从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两个角度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空间结构中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均表现出显著的资源依赖型特征,核心区带动能力弱,外围区经济脆弱性明显,边缘区为集中连片贫困状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空间联系分析表明,山西省各行业空间网络联系差异显著,其中,采矿业已形成明显的多层级辐射状圈层结构;农业网络联系次之,形成极化显著的辐射状圈层结构;服务业中各行业联系普遍较弱,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而制造业的区域联系最弱,资源型产业发展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通过"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认为,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水平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探索——兼论"绿色人口红利"调整模型

提出"绿色人口红利"概念的目的在于分析"人口红利"是否带来环境问题,从而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成本纳入到人口红利中,以消除"人口红利"中的环境代价.通过人口红利兑现过程的定性分析,确定了人口红利包含着"环境代价",即兑现人口红利引起了资源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经济损失:利用Hartwick-Solow模型框架和新古典优化增长模型生产函数,设计了能够将"人口红利"调整为"绿色人口红利"的简要模型,模型调整的结果能真实显现出人口再生产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在模型调整应用过程中,需注意几个问题:①防污支出问题,在把"环境服务"当作环境产出的前提下,把环境污染价值作为产出的减少,应从中扣除.②跨国污染问题,世界各国应确定一个统一的方法,按照一致的口径进行计算,并从人口红利中扣除.③技术变化影响问题,若把技术变化因素排除于调整人口红利的模型之外,将造成对绿色人口红利的低估.④新发现资源问题,建议采用按现行边际开采成本计价将新发掘量计入绿色人口红利.     

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测度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共同发展战略。资源型区域常常会面临资源枯竭、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等"资源诅咒"问题,其可持续发展潜力受到严峻挑战,及时了解资源型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对促进其走向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推演分析,对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提出创新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是该类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子能力,并从生存支持能力、经济支持能力、环境支持能力、社会支持能力、创新支持能力、转型支持能力六个子能力系统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全排列多边形综合图示法以及距离协调度测算法,以典型资源型省域山西省为实证分析对象,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前后各两个时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级及其协调度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比较。结果表明:2010年"综改区"设立后,山西省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由2007年的IV级弱持续发展水平提升到了2014年的Ⅱ级中可持续发展水平。但环境支持能力与转型支持能力两个子能力系统仍处在较低水平。同时,可持续发展能力系统内六大子能力系统的协调度有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环境支持能力与其他各子能力系统极度不协调的现象。实证结果对山西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也反映了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山东省制造业人力资源现状及需求预测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改革开放30年来,山东省制造业发展迅速,并带动了制造业人力资源队伍的加速增长.要实现山东省从"制造业大省"到"制造业强省"、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人力资源的支持必不可少.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山东省制造业人力资源队伍建设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基于灰色理论对山东省制造业未来5年的人力资源需求进行预测,并运用残差检验、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进行模型检验,保证了预测结论的可靠性.预测结果表明:山东省政府的"承接日韩制造业转移,建设制造业强省"的政策支持使得山东省制造业人力资源需求总量保持增长态势.这一结论对山东省政府构建制造韭的产业战略和人才发展战略将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中国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水平,中国工业生产以消耗化石能源为主,从而产生大量的CO2,因此,如何平衡工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力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缓碳排放,以实现工业低碳化发展的目标成为本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工业进一步划分为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采用1994-2011年的能源消费数据计算得出资源型产业与制造业碳排放量,运用计量经济方法,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及方差分解,分析了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量与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关系及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长期各变量间存在均衡负相关关系,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碳排放的增加阻碍了工业经济发展,且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大于制造业碳排放;2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与工业经济发展互为格兰杰原因,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的变化可引起工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变化,而工业经济发展也会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量的变化产生影响;3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呈先升后降趋势;制造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短期内呈下降趋势,长期经小幅波动后趋于稳定;4资源型产业碳排放对工业经济增长的方差贡献度较大,呈先增后减趋势。表明短期内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仍为粗放型,工业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的依赖程度仍较大,长期对资源型产业碳排放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提出走"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产业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发展路径及"改造提升资源型产业—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反哺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发展模式。     

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困难加剧。对资源型地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帮助该类型地区厘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现状,对于优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之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典型资源型地区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为例,选取1985—2014年数据,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对研究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表现出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黑龙江省与辽宁省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2山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都表现出从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吉林省表现出煤炭消耗到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3典型资源型地区都表现出从能源消耗到煤炭消耗的单向因果关系。4资源型地区转型务必将落实供给侧改革摆在发展首位。山西省应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选择集约化、低载能的新兴产业,黑龙江省与辽宁省应加大新能源的开发与产业化进程,产业应向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品附加值高、能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产业转型,吉林省的重工业发展要以油气能源替代煤炭资源,在降低产业能耗的同时加速扶持已经相对成熟的替代产业,减少产业转型对于地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     

资源依赖:增长诅咒还是贫困陷阱?

"资源诅咒"假说为资源与经济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关于其存在性的争论从未停歇,国内也少有"资源诅咒"在社会福利领域的探讨,而实证中资源依赖指标的内生性和研究时段随意性问题也受到了质疑。本研究利用2003—2015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借助准实验模型避免内生性,依据资源市场价格将研究时段分为繁荣期、波动期和萧条期,从增长与福利两个层面同时检验了资源诅咒的存在性问题,实证发现:①资源依赖没有显著带来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传统增长式诅咒并不存在,短期内资源型经济存在较大波动性;②资源依赖显著恶化了贫困、收入不平等等福利水平,存在资源福利陷阱,时间趋势上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福利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通过理论分析发现,资源依赖可能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恶化贫困:资源工业自身对劳动力吸纳不足、资源工业繁荣带来产业飞地经济阻碍了多元化发展、遗留计划体制下的城镇偏向政策与市场发育不足以及资源工业的生态破坏性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利用全互交模型实证发现,资源依赖的确对增长减贫弹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抑制了增长对农村贫困群体的涓滴效应。这意味着,在注重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更需要关注资源红利式增长在城乡收入分配公平以及农村减贫效应等方面的弱质性表现,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租金,加大农村地区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基础公共品投资,以及增加涉农领域的财政转移,来弥补资源依赖对增长"包容性"的不利影响。     

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与实证检验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拥有较缓慢的发展速度,似乎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国或地区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即前人所说的"资源诅咒".回顾文献发现,前人对"资源诅咒"本质、发生机制等的研究均集中反映的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广义"资源诅咒"的概念,从诅咒发生的主体、客体、传导机制等几方面定义了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并选取山西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传导机制与诅咒现象的耦合关系分析,最终得出结论:长期来看,对自然资源过分依赖的国家或地区很有可能陷入经济发展滞后,社会问题突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以及资源快速耗竭的困境,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不可持续的国家或地区,不只是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此即本文所主张的广义"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     

“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资源诅咒"一直是资源型区域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随着绿色经济时代的到来,关注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成为热点话题,研究"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的存在性对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验证在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的关系,考察"资源诅咒"在环境领域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看,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即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按能源禀赋贫富分区域看,能源富集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在能源贫乏区则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区域看,中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资源诅咒"现象明显,且有效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与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进一步通过分阶段探讨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环境领域"资源诅咒"现象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中期阶段。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环境领域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明显改善并消除这一现象,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环境领域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的原因。     

Monitoring of cadmium in "on" and "off" date palms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the mature dates we investigated were considered safe for human consumption. However,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much of the early fruit and leaves, which appeared at the advent of the fruiting season, possessed elevated levels of cadmium (Cd) that could accumulate in the food chain and thus impact adversely on th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animal feed for livestock contains date leaves, which should be restricted to the mature ones. The monitoring of cadmium in date palms i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he thrust of this work, therefore, involved measurement, by ICP, of Cd in dates and corresponding leaf specimens, and evaluation of its distribu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fruiting season. Thirty-six date samples and 36 leaf specimens of the Fard cultivar were collected from "on" and "off" date palms during the Kimri, Bisir and Rutab stages of the fruiting season and subjected to suitable digestion procedures. Sample masses of typically 1 g (dry weight) were prepared in 25 ml dilute acid solution and investigated for trace levels of Cd by ICP-AES. Special attention was paid to contamination and the validation of our methodology. The Cd "threshold" in our study was 50 ng/g, in keeping with the levels of tolerance appearing in the literature. For the dates we found elevated levels of Cd [> 50 ng/g] in most of the samples, for both categories of "on" and "off" trees, during the Kimri stage. In the case of the leaves, the "on" samples revealed significant values up to 125 ng/g in Bisir, in some cases, but the trend for the "off" trees remained the same with the highest levels [> 100 ng/g] recorded during Kimri. Safe levels were attained during Rutab for all specimens.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nection between Cd toxicity and the alternate-bearing phenomenon is discussed and this could be the subject of future interest.     

从“保护”到“回馈”——论环境法义务观的逻辑嬗变

传统环境法义务观存在三方面不足:义务的规定具有极强的政策性和宣示性;强调事先预防和事后治理的模式,缺乏事中控制:义务的架构缺失一种对自然的回馈机制.环境回馈义务是指人类对环境负有的回报和补偿责任,具体表现为涵养水源、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积极地对环境进行投入的行为.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它要求必须对环境为一种积极的投入.环境回馈义务是一种生态法域的义务,它旨在构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的善,丰富和发展了环境保护义务的内容,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环境回馈义务的有效履行有利于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对自然回馈是保持生态平衡的要求.实现人类对自然索取与回馈的平衡是符合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要求人对自然尊重和回馈.环境回馈义务也是生态正义的要求.     

从"两条主线论"考察中国文明进程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审视,在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存在传统史学所强调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条主线外,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主线,本文以中国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为例证,初步论证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中国文明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公平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Healthy" eye in office-like environments

Eye irritation symptoms, e.g. dry eyes, are common and abundant symptoms reported in office-like environments, e.g. aircraft cabin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indoor related eye symptomatology, relevant knowledge from the ophthalmological and indo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literature has been merged. A number of environmental (relative humidity, temperature, draft), occupational (e.g. visual display unit work), and individual (e.g. gender, use of cosmetics, and medication) risk factors have been identified,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alteration of the precorneal tear film (PTF); these factors may subsequently exacerbate development of eye irritation symptoms by desiccation. Low relative humidity including reduced atmospheric pressure further increases the water evaporation from an altered PTF; in addition, work with visual display units may destabilize the PTF by lower eye blink frequency and larger ocular surface. Results from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studies support that relative humidity >40% is beneficial for the PTF. Only few pollutants reach high enough indoor concentrations to cause sensory irritation of the eyes, while an altered PTF may exacerbate their sensory effect. Sustained low relative humidity causes impairment of the PTF, while its stability, including work performance, is retained by low gaze and intermittent breaks.     

天保、退耕工程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人类生存哲学的革新,是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在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达到人和环境的协调统一,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探讨了两大工程顺利推进并充分发挥生态效益的因素：（1）加强生态文明建设;（2）坚持生态效益优先原则;（3）加强恢复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制定科学的工程评估和监测标准;（4）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5）完善工程机构建设;（6）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办法。     

企业发展的"环境-资源"平衡战略

本文分析了关于企业发展的两种观点：企业环境决定论和企业资源决定论；提出了实现企业发展的“环境-资源”平衡战略的理念；为了达到企业环境与资源两者的整合和平衡，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应以创新为核心，确立核心业务，重视组织的学习，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资源，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Levels of "toxic" and "essential" metals in samples of bovine milk from various dairy farms in Calabria, Ital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valuate the possible contamination by heavy metals of milk from cows bred on various farms in Calabria. The concentrations of heavy metals were determined in 40 samples of bovine milk from the various dairy farms. Each sample, homogenized and powdered, was mineralized in a microwave oven.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Cd, Cr, Cu, Pb and Se were performed using an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 with graphite furnace; As was analyzed by hot vapor generation technique and Zn with the flame method. As regards toxic heavy metals, highest values are those of As (g.m. 37.90 microg/kg w.w.) and Pb (g.m. 1.32 microg/kg w.w.), while lowest concentrations are those of Cd (g.m. 0.02 microg/kg w.w). With regard to essential metals, Zn (g.m. 2016 microg/kg w.w) and Se (g.m. 13.24 microg/kg w.w.) showed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s, followed by Cr (g.m. 2.03 microg/kg w.w.) and Cu (g.m. 1.98 microg/kg w.w.). Further investigations of the levels of heavy metals (As) in a greater number of milk samples from various zones of Calabria are necessary, both to examine this problem from the clinical epidemiological point of view and to identify the possible causes of milk contamination.     

“土地城市化”向“人口城市化”转变——一个分析框架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