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以长三角地区26个地级市为例

基于熵值法测算得到经济韧性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多种面板回归模型探究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和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表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②二者协同关系呈现稳中有升态势,但核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的相对差异逐渐扩大。③经济韧性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边缘地区经济韧性对经济质量的作用效果更强。因此,长三角地区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加强城市内外产业联动发展,以推动经济稳定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河南省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构建生态-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河南省资源型城市2008—2017年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各资源型城市的生态与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度于2017年均达到高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总体上不断增长。(2)资金投入、科技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河南省资源型城市耦合协调度起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意识、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不显著。     

中部地区省会城市房地产与城市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为促进房地产与城市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借用耦合协调模型和GM(1,1)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省会城市房地产与城市经济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预测。结果表明:(1)2005—2014年城市经济系统得分、增速均较高,城市经济系统发展领先。(2)从耦合关系来看,所有城市均处于颉颃阶段,即将进入磨合阶段。(3)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中部省会城市整体处于轻度失调发展,即将达到勉强协调,城市经济相对滞后。(4)根据协调度及值,将城市划分为轻度失调发展城市经济系统滞后、轻度失调发展房地产系统滞后、濒临失调发展城市经济滞后三类。(5)2020年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将形成武汉优质协调,郑州良好协调,长沙、合肥中级协调,太原、南昌勉强协调的格局。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泥淖”困境。通过测算2011—2020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运用莫兰指数、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数字经济滞后的城市群数量相对较多,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滞后较为普遍。(2)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区域差距逐年缩小。影响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驱动力、创新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经济支撑力、资源调动力。(3)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形成了以热点区为核心向外围辐射的特征,各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近邻效应。据此,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群内外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研判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演化特征，深究其内在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各城市群2010—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强相互支撑作用，但科技创新发展的滞后，制约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的进一步提高。(2)各城市群间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显著，时序上发展较为平稳。(3)政策扶持、经济延续力、技术进步、教育水平和政府科技投资为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     

区域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国沿海城市群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沿海城市群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开发强度加速上升,呈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南,深圳和上海处于最高一级,承德最低;资源环境承载力稳步上升,呈现珠三角辽中南山东半岛京津冀长三角,深圳最高,肇庆最低。(2)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拮抗耦合阶段,非同步特征明显,以轻度失调类型为主,长三角协调度最高,辽中南协调度最低。(3)不同指标对开发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的障碍度差异较为明显,前五位障碍指标是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积、经济密度、城市建设用地占比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我国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构建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障碍因子模型,探究中国11个沿海省区市数字经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现状及其障碍因子。结果发现：(1)2011—2020年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数字经济发展迅猛,海洋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耦合系统从整体失调状态发展到整体良好耦合协调状态;(2)沿海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差异逐渐减小,2020年9个省区市均发展到基本协调状态以上,其中广东处于高度耦合协调状态;(3)通过障碍度诊断发现,数字经济障碍度具有“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特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层面具有“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社会效益>海洋经济效益>海洋资源环境”的特征。     

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互动效应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从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考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互动效应以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西部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得到优化,相对发展类型趋势由数字经济滞后型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滞后型转变;(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弱;(3)数字经济企业法人单位数、电信业务总量、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率是较为显著的障碍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交通发展水平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子。     

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关系

整合数据包络分析和耦合协调模型,以县域为研究单元,研究了2000—2015年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特征及耦合协调关系特征。研究发现:徐州都市圈碳排放高效率县域集中分布于京沪铁路沿线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呈现"十"字型空间格局特征,低效率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都市圈的西南部,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空间格局特征相似,且碳排放效率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明显强于集中度,产业调整应以合理化与高级化为目标。由于徐州都市圈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应区别对待低碳经济的发展策略。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演变及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是推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新动能。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DEQ(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三系统的综合得分,采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观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结果表明:(1)发展水平方面,三系统均呈现持续攀升的变化特征,其中数字经济子系统的提升幅度最大;(2)结构性差异来源方面,全国层面差异的主要来源由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为数字经济,七大经济区的差异来源和时序变化各不相同;(3)全国的DEQ协调度等级有所提高,由中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七大经济区的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逐年好转的变化特征,在空间上呈现华东>华南>华北>华中>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4)不同影响因素对全国及七大区域三系统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实现区域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回归分析方法,评价2007—2017年我国黄河流域9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7—2017年,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评价值均呈增长趋势,旅游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生态环境。②2007—2017年,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③政府控制力、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人口规模和人民生活水平4个因素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研发投入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子

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有利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2005—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类型演化存在差异,空间上存在省域发展不均衡性。(2)研究期内,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实现从濒临失调衰退到基本协调融合再到初级协调发展的跨越,但整体上提升不明显,空间上呈现出“四周略高,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3)影响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其中科技驱动力和教育驱动力的影响最大。     

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特征及时空演变分析

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协调关系对探索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空间向量夹角法,结合耦合协调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广东省2005—2020年土地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1)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大致呈“W”型趋势,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总体持续上升,两者增减趋势存在相似性;(2)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大部分城市处于良好协调状态,随时间推进有明显提升;(3)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水平差异呈现为粤东>珠三角>粤西>粤北,地区间差异正在缩小,珠三角和粤西地区的内部差异逐渐扩大,粤东和粤北地区的内部差异缩小;(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集聚——随机”趋势,空间聚集现象逐渐减弱,并且冷、热点区域影响力下降。     

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

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协调性,研究表明:(1)时序方面:2011—2016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耦合度在0.964 5～0.987 0之间,为高水平耦合作用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558 8～0.675 9之间,为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2)空间分异方面:2011—2016年,耦合度呈梯次变化,由西北向东南递减。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小,各市耦合度缓慢下降。2011—2016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呈西北—东南地区降低、西南—东北地区增加的交叉变化格局。     

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高度耦合协调,对于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10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度与协调度评价模型对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14年,陕西省绝大多数城市土地城市化落后于人居环境的发展水平,各城市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大。(2)各城市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耦合程度主要以拮抗阶段为主,且空间差异显著。(3)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协调度多数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出现了以西安为中心,关中平原为轴带,逐渐向南北方向扩散的趋势。(4)扭转协调程度"中心-外围"发展的现状是实现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城市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是衡量区域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从韧性视角出发，借用PSR模型，综合选取生态风险指数、景观稳定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恢复力指数对江苏省城市生态韧性进行评价，并运用耦合模型测算了江苏省及其13个城市2000—2020年间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究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生态韧性指数持续降低，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基本失调”向“基本协调”发展的特征；(2)空间分布上，江苏省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性，生态韧性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从苏南与沿海向苏北与内陆递减的格局。在以生态优先为主导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可通过严格划定三区三线、积极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科学构建生态格局等方式保障生态与经济双赢。     

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熵权法、协调度研究了2010—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并采用障碍度分析了该城市群影响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水平呈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呈“屋脊”式格局,区域差异明显。②在人居环境高质量五大准则层中,除生态环境外,其他四大准则层均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协调度呈现高质量低协调和低质量高协调两种差异。③公共基础服务、社会经济和居住环境对珠三角城市群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障碍度较大。     

区域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

构建区域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对辽宁沿海经济带2005-2011年三者耦合协调度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应用GM(1,1)模型预测短期内研究区三者协调发展趋势.结果显示,7年内辽宁沿海经济带整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态势,但是大连市和锦州市耦合协调度却不断下降;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三年内,除锦州市和大连市外,其他城市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好转,逐渐摆脱不协调态势,向协调发展过渡.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动态关系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成渝地区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并基于ArcGIS10.3软件进行了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2005—2018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均保持上升趋势,"双峰"格局显著。②耦合及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阶段性特征明显,政策引导作用显著。③耦合协调重心始终以成、渝两地为中心迁移变化,"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初见成效,两大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日益增强。未来,应进一步发挥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强化区域一体化意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