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约束下南京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为科学评估城市发展质量,本文界定了城市发展质量内涵,将资源环境纳入城市发展质量分析框架中,构建城市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套指标体系,定量评估2005—2015年南京城市发展质量。结果显示:在协调发展方面,南京城市发展协调度总体呈升高趋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关系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2005—2007)、低度耦合协调(2008—2013)和中度耦合协调(2014—2015)三个阶段,但与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在绿色发展方面,近5年南京绿色发展水平逐年升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指标,各辖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南京城市发展质量变化特征与城市发展方式、城市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因素关系密切。     

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特征及时空演变分析

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协调关系对探索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空间向量夹角法,结合耦合协调和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广东省2005—2020年土地利用效率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1)广东省土地利用效率大致呈“W”型趋势,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总体持续上升,两者增减趋势存在相似性;(2)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跨度较大,大部分城市处于良好协调状态,随时间推进有明显提升;(3)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水平差异呈现为粤东>珠三角>粤西>粤北,地区间差异正在缩小,珠三角和粤西地区的内部差异逐渐扩大,粤东和粤北地区的内部差异缩小;(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集聚——随机”趋势,空间聚集现象逐渐减弱,并且冷、热点区域影响力下降。     

公共文化服务承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以郑州都市圈为例

为了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承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影响机制,选取郑州都市圈2010—2020年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使用PSR模型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揭示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其内在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郑州都市圈公共文化服务承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二者高值集中于中部地区,空间呈现中心—边缘溢出效应。(2)研究期末,绝大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度过渡至初级协调状态,但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仍存在区域差距性。(3)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公共文化场馆、设施数量为主要驱动影响因素,对系统耦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调控力的推动作用有限。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泥淖”困境。通过测算2011—2020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运用莫兰指数、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数字经济滞后的城市群数量相对较多,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滞后较为普遍。(2)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区域差距逐年缩小。影响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驱动力、创新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经济支撑力、资源调动力。(3)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形成了以热点区为核心向外围辐射的特征,各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近邻效应。据此,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群内外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城市PM_(2.5)时空异质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选择2000—2020年黄河流域69个地级市PM_(2.5)浓度相关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对流域PM_(2.5)污染时空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年度PM_(2.5)浓度值呈“先升后降”的趋势,黄河流域PM_(2.5)污染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②黄河流域PM_(2.5)浓度年度均值为52.99μg/m^(3),其中,上游、中游和下游PM_(2.5)浓度年度均值分别为39.35μg/m^(3)、54.65μg/m^(3)、72.53μg/m^(3),表明黄河流域PM_(2.5)污染水平地理梯度分布呈“上游<中游<下游”的态势。③黄河流域PM_(2.5)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聚集特征,下游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大气污染区,但流域PM_(2.5)污染水平空间极化程度不断降低,空气质量朝着空间均衡方向不断改善。④黄河流域城市PM_(2.5)污染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年均气温、人口密度、工业化程度、人均GDP等因素与城市PM_(2.5)污染水平呈正向相关性,降水量、年均风速、植被覆盖度等因素与城市PM_(2.5)污染水平之间呈负向相关性。     

城市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度是衡量区域发展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准。从韧性视角出发，借用PSR模型，综合选取生态风险指数、景观稳定性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恢复力指数对江苏省城市生态韧性进行评价，并运用耦合模型测算了江苏省及其13个城市2000—2020年间生态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究其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江苏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生态韧性指数持续降低，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基本失调”向“基本协调”发展的特征；(2)空间分布上，江苏省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性，生态韧性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从苏南与沿海向苏北与内陆递减的格局。在以生态优先为主导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可通过严格划定三区三线、积极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科学构建生态格局等方式保障生态与经济双赢。     

居民生活质量与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协调模型得到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度并利用GIS对其空间可视化,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2005年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度平均值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14年发展到中度协调阶段。(2)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度空间分布不均衡,高协调区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省会等主要城市;协调度较高的区域由东部沿海零散状分布演化为东部沿海自北向南完全汇合的带状分布。(3)从空间集聚性来看,H-H类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L—L类型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甘肃三省。(4)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消费水平、信息化水平、投资、区域经济水平对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其形成了制约。     

协调视角下京津冀地区交通与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北大核心

交通是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的桥梁,交通网络演化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旅游发展较不均衡地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分析了2007—2019年区域内交通与旅游的演变特征及二者关联耦合,揭示了区域旅游一体化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交通可达性水平以中心向南北两侧递减,并由“京津”核心演变成以“京津廊保”为核心。②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呈网络化趋势发展,且具有显著的空间近邻规律;联系总量空间差异显著,但差异不断缩小。③交通网络对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及区域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演变有较大影响,二者关联耦合作用逐渐增大;区域旅游一体化历经了核心集聚模式、核心边缘拓展模式和多中心辐射发展模式。④区域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一般,交通可达性对旅游发展作用未完全释放。提升中心城市两翼次区域的交通建设,加强政府主导与合作创新,增强中心城市的引导辐射和建立多元化旅游协作方式,将有利于京津冀区域旅游一体化向动态均衡模式优化。     

浙江省网络零售业时空格局及其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

以浙江省作为研究区,采用2015—2020年网络零售额统计数据,运用冷热点分析、莫兰指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该省网络零售业时空分布格局及其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探究与分析。结果表明：(1)浙江省网络零售业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显著,网络零售业发展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冷热点分析显示,相比于南部,北部的优势愈发明显。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2)浙江省网络零售业与城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均主要处于低、中协调耦合阶段,少数县区处于高协调耦合阶段,但未达到极协调耦合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且与网络零售经济共同通过双变量自相关检验。(3)空间计量模型发现,网络零售业发展至一定规模后对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有正向影响,同一时期移动电话拥有量的影响系数在农村地区大于城镇,人均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均在一定时期内对城镇或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影响。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是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构建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SPSS软件对两者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取2004—2013年南通城市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得分,进而衡量两者的协调演变关系。结果表明,近十年间南通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关系波动起伏较大,尤其是自2010年起,协调度不断下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没有实现共同增长,且两者的差距不断扩大,状况不容乐观。     

基于多源数据的夜间旅游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力探究——以昆明市为例

夜间旅游满足了游客的多元需求,为带动地方经济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昆明市夜间旅游为例,构建夜间旅游空间分布模型,揭示昆明市夜间旅游空间分布特征与发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昆明市夜间旅游资源、游客活力和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呈现出分散和多元化的特点,夜间经济的影响范围超越传统旅游活动的影响范围,游客更倾向于在人流量较小的地方活动;(2)夜间旅游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丰富多样的夜间观光旅游资源和发达的夜间经济;(3)昆明市夜间旅游空间分布主要呈现“以高密度大聚集区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东北—西南”的分布趋势;(4)旅游资源的丰富度、质量、受欢迎程度和知名度以及居民点密度和疫情防护水平是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和交互作用,旅游资源质量、知名度以及疫情防护水平对夜间旅游的影响最为显著,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来促进后疫情时代下夜间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评估

基于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6个地市单元的面板数据,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维度构建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弹性系数法对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整体水平呈上升趋势。3个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也逐步上升,其中经济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大,资源环境子系统上升幅度最小。(2)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下、中、上游依次递减、局部地区呈“核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其空间差异缓慢增大。各地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个别地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所下降。(3)大部分地市表现不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状态,但表现可持续城镇化状态的城市逐渐增加。(4)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主要存在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城市子系统发展不协调、区域间发展差距大等问题,需根据不同地市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高度耦合协调,对于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10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度与协调度评价模型对2001~2014年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14年,陕西省绝大多数城市土地城市化落后于人居环境的发展水平,各城市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大。(2)各城市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耦合程度主要以拮抗阶段为主,且空间差异显著。(3)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协调度多数处于低度协调阶段,出现了以西安为中心,关中平原为轴带,逐渐向南北方向扩散的趋势。(4)扭转协调程度"中心-外围"发展的现状是实现陕西省土地城市化与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生空间”视角下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演变及障碍因子诊断——以河北省为例

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升民众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基础和手段。本文利用2010—2020年河北省11地市面板数据，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算，并综合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变异系数和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诊断其障碍因子。结果发现：(1)研究时段内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地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呈现以石家庄、唐山和廊坊3市为主的高质量核心区域，以沧州、邯郸、保定、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6市为主的过渡区域，以邢台，衡水3市为主的低质量边缘区域。(2)在空间上呈“核心集聚，局部连片”的分布格局，整体表现为冀中>冀北>冀南的空间格局。(3)各地市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差距不断缩小，其中高水平区域内部差异明显缩小，中等区域内部差异呈现波动上升变化，而低水平区域内部差异则基本保持稳定。(4)影响河北省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主要障碍因子为人均GDP、GDP年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PM_2.5浓度、污水处理率。     

中国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格局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

科学分析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并提出优化路径，有助于新时期提高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建设能力和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与热点分析等方法探析2006—2021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其空间分布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总体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2)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在空间上形成以“城市群”为依托的“五核一带”集聚格局；(3)国家体育产业基地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热点和冷点区依次由东部至西部呈“圈层”式梯度分布；(4)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分布格局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区经济水平、市场条件和科技投入为主要驱动因素。基于研究结论及现实发展需求，本文从“点轴、分区、网络”3个概念维度提出新时期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空间布局的优化路径。     

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

对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发现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发展度差异明显,总体协调发展水平不高;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相对发展以滞后发展居多;城市旅游协调水平空间分布存在高值分散、低值集聚的现象,空间集聚格局稳定.可见,环渤海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关系不和谐,总体协调水平亟待提高.     

基于PROMETHEE法的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PROMETHEE评价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并进一步采用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趋势分析、收敛检验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趋势，最后借助PROMETHEE彩虹图分析其优劣势指标。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振兴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间差距明显缩小，并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位序特征；(2)各省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热点、次热点区范围不断扩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平缓”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地域差距收敛和发展速度收敛两种收敛趋向；(3)东部地区优势指标多，但存在个别短板，中部地区优劣势指标参半，西部地区大部分为劣势指标，乡村振兴驱动与障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培育发展增长极与区域协同发展、宏观政策引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与农村地区发展瓶颈突破。     

特大城市集群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关联特征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探究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联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2000—2015年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升,约16.44%的城市达到较高水平,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增长逐渐趋缓,成渝城市群达到峰值（5.21hm²）后逐年稳定下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存在倒“ U”形EKC曲线关系,由于自然资源基础和产业结构差异,成渝城市群（拐点出现在2008年）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协调关系好转早于中下游城市群（拐点分别在2019年、2012年）。四川、安徽应作为降低资源消耗的重点对象,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围城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研究成果能为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提供思路与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