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METHEE法的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PROMETHEE评价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并进一步采用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趋势分析、收敛检验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趋势，最后借助PROMETHEE彩虹图分析其优劣势指标。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振兴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间差距明显缩小，并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位序特征；(2)各省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热点、次热点区范围不断扩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平缓”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地域差距收敛和发展速度收敛两种收敛趋向；(3)东部地区优势指标多，但存在个别短板，中部地区优劣势指标参半，西部地区大部分为劣势指标，乡村振兴驱动与障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培育发展增长极与区域协同发展、宏观政策引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与农村地区发展瓶颈突破。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及关键路径——以张家界为例

采用综合指标法测度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结合时间序列法量化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运用案例分析法解析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是以旅游业为驱动载体,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制度嵌入、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外部因素干预下,乡村基于自身基础条件选择合适发展路径并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2)基于时间序列法,发现张家界旅游城镇化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且随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日渐明显,逐步超过乡村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3)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分为介入阶段（1989—2000年）、分化阶段（2001—2008年）、转型阶段（2009—2014年）和融合阶段（2015年至今）。(4)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主要分为景区城镇化和城镇景区化两种。     

吉林省经济发展与土地健康利用耦合协调演化分析

为了客观地评价吉林省土地利用系统的健康状况,促进土地利用系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参考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经济发展和土地健康利用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熵值法、静态耦合模型、动态耦合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测度了2000—2014年吉林省经济发展状况与土地健康状况,评判并分析了两系统的协调度、协调发展度、耦合度,以揭示其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吉林省经济发展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土地健康利用主要呈现曲折增长的态势。(2)两系统协调度C由低水平耦合发展至磨合阶段,协调发展度D由严重失调发展至初级协调阶段,其协同演化关系得到不断改善。(3)两系统耦合度处于不协调发展阶段,但逐渐趋于45°,其耦合关系趋向良性发展。(4)吉林省应稳步推进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土地资源的健康状况,重点关注土地资源的协同演化态势。     

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红旗村为例

以吉林省延边州红旗村为案例研究地,构建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依据2014—2018年的指标数据计算了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红旗村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存在耦合关系,处于中等强度耦合阶段;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连年上升趋势,但后者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前者;红旗村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3个阶段,并向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演化。     

基于区位理论的矿业乡村产业空间优化研究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优化产业布局是基础。以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永平镇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坡度、坡向和矿区等区位条件对三产布局的影响,以及产业布局现状和主要问题,并基于区位理论和研究结果调整永平镇产业空间布局。结果表明:①坡度、坡向和矿区等影响产业布局,且对第一产业的影响远高于第二、三产业。②矿业乡村三产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产业空间关联性弱,尚未形成以农业为核心的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③结合区位分析结果,调整产业布局,形成“三区三轴一中心”新产业格局,以利于三产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筑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和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机理,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赋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11—2020年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呈现出大湾区东岸>大湾区北岸>大湾区西岸的空间分异特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类型2011—2015年以体育产业滞后为主,2016—2020年以旅游产业滞后为主;体育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但总体耦合协调度等级不高,基本上处于中轻度失调阶段和过渡阶段;城市群内部体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均衡,呈现出以香港、广州、深圳、澳门为核心,由内到外圈层逐渐递减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上述研究,从区域政策协同、空间布局协同、产业分工协同、交流平台协同等方面提出系列建议,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体育旅游产业的高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基于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研究

为适应乡村转型发展新阶段的形势,立足乡村产业空间结构,系统论述了与之相匹配的土地整治模式对乡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子空间的重构。逻辑路径是以特色产业为基础,在整治理念上遵循产业融合,在整治目标、重点、技术和运作模式上与乡村产业空间结构和功能相匹配。基于乡村产业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实践表明,该土地整治模式有利于村域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产业链的延伸,最终形成以农业景观核心区、旅游景点核心区和居住空间核心区为主的生态景观格局和休闲旅游服务体系。在乡村转型背景下,从人—地—业系统确立产业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模式,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     

吉林省平原区村落空心化特征及发展建议

吉林省平原区是我国传统的粮食主产区,村庄空心化聚落形态具有特殊性。以村落空心化为特征的乡村衰落是实施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阻碍。采用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吉林省平原区空心村的时空扩展和空心化特征,结果发现:吉林省平原区村落空心化起始晚,但发展快;人口和宅基地空心化严重,耕地质量具有"空心化"趋势。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议:在村庄整治中,应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流转机制,中心村实心化发展与零散空心化村落治理相结合,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中心村落职能结构,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重点发展农牧业一体化的产业模式。     

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理

采用仁慈型交叉DEA效率模型、冷热点分析、Tobit模型等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化及驱动机理进行了全面探析,结果发现:①2010—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②研究期内,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呈“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而融合效率增长率呈“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但融合增长率都不高。③研究期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呈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④从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驱动机制剖析来看,经济发展、居民消费水平、地区城市化水平、信息发达程度、创新能力、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是我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效率的驱动因素,促使效率时空动态演化。     

“村+”类体育IP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研究——以贵州“村超”为例

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专家访谈等方式,以文体旅融合发展为切入点,深入探究“村+”类体育IP对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并以贵州“村超”作为个案分析,并挖掘“村+”类体育IP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价值,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贵州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村+”类体育IP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了旅游产业的转型,打开了乡村旅游的新思路,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贵州“村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成功经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经验启示:并不是所有的“村+”类体育IP都能出圈,各地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地域资源禀赋、多元主体共治、搭载地方丰富多元的文化并坚持“文体旅”融合发展、重视宣传和引导、坚持人民至上,以实现其良性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     

关于EOD模式支持乡村振兴的探索与思考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农村生态环境提升面临资金短缺、产业发展呈现低端低效化等问题。采用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可以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发展特色产业,创新投融资模式。以辽源市北部采煤沉陷区EOD模式试点项目为例,深入探索EOD模式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实际应用,以期为推广EOD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一定参考。     

人口—产业—资源协同发展对贫困的影响研究——以湖南武陵山片区为例

基于2006—2015年湖南武陵山片区33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选择系统序参量,对该地区的人口、产业和资源的协同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利用ArcGIS10.4软件对协同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再结合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协同发展水平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湖南武陵山片区的人口—产业—资源协同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但片区内各县市人口—产业—资源协同发展水平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程度不高。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人口—产业—资源的协同发展对贫困减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提高人口—产业—资源协同发展水平以提高扶贫效率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产业融合的体验空间营造——以鸭绿江风景名胜区为例

以辽宁省鸭绿江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内的6个乡村为例,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对产业融合构建的体验空间进行具体分析,识别了产业体验空间营造的关键性要素。结果表明:发展方式对产业体验空间营造的作用最强,社会风情的作用次之,产业水平的作用较弱,休闲体验的作用最弱。通过整合核心产业与生态景观营造产业体验空间,发展以"共享+体验"为主题的现代农业庄园经济,丰富乡村体验产品体系的价值内涵,推动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协同发展。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乡村空间规划研究进展

梳理已有文献并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对比分析法分析了乡村空间规划相关重点文献,厘清乡村空间规划在乡村振兴中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指出未来研究方向。结果表明:①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成熟,我国乡村空间规划研究变得多样化和微观化。②乡村空间规划研究集中在特色小镇和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业的关注高于以农业为核心的六次产业融合发展。③以农业为主体的产业空间规划、乡村生态空间等类型空间的规划研究有待加强。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背景中,应加强对以农业为核心的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空间规划、"三生+三产"空间统筹规划和田园综合体规划经验推广等方面的研究。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

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模型,分析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①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②二者的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总体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但耦合值有待提升,系统相关性良好,耦合作用初见成效。③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呈梯度发展,在发展阶段实现了从"失调"向"协调"的转变,协调作用由弱到强,呈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整体协调度有待提高。     

网络化视角下2000—2020年呼包鄂乌城镇体系演变特征分析北大核心

在呼包鄂乌城镇群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构建良好的城镇网络空间格局是保证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以城镇职能强度为切入点,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深入刻画2000—2020年呼包鄂乌城镇体系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呼包鄂乌地区城镇综合职能强度差异明显,呈现“四极较强、多星分散”的空间特征,城镇间联系强度呈现由“横置L—横置F—多节点网络”的演变过程。②呼和浩特城区、包头城区、集宁区和东胜区极化效应明显,造成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城镇等级差异明显。③呼包鄂乌城镇群网络密度逐步增加,区域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层现象,城镇群内部联系较弱,城镇职能较强的节点在空间网络中控制能力有待提高,边缘城镇进入网络核心能力较差。基于空间网络特征分析结果,提出呼包鄂乌城镇群应构建“四极、两翼、五星、多点”的协同发展空间框架。     

哈长城市群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运用冷热点分析模型、离差系数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00—2020年哈长城市群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分析人口与建设用地的规模变化协调和系统耦合协调特征,并划分类型,最后利用地理加权模型分析协调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哈长城市群各县(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失,人口与建设用地发展不同步,总体呈“人减地增”的发展趋势;(2)研究期内,规模变化协调度持续下降,以中度失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小幅上升趋势,以中度失调为主,哈长城市群东南部协调度高于西北部,地级市市辖区协调度高于县(市);(3)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人均财政支出对哈长城市群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变化具有显著影响。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2005—2020年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整体上,云南省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三者水平还需提高,云南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逐渐增强,耦合类型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变小;(2)三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表现出滇中>滇西>滇南>滇东的分异特征,协调度增长速度以保山市、临沧市和文山州最高;(3)总体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城乡差距仍然是构成云南省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4)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旅游活力大体上对于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产业二元性结构水平则不利于三者的协同发展,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