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缺陷及其完善建议

《刑法》第338条以污染环境罪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现行环境犯罪体系存在环境立法观念偏颇、法益保护范围过窄以及刑罚力度不足三方面的缺陷。在我国环境问题依旧严重的今天,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刑法环境犯罪体系的重构已经势在必行,应当以刑法的规范观念为指导,以污染环境罪为基础建立我国体系化的环境刑法,同时根据社会危害性配置更加严厉的刑罚。     

污染环境罪行政从属性辨析——兼谈本罪的“违反国家规定”

《刑法》第338条表面上规定污染环境罪需要以环境行政法及其相关国家规定为前置条件,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依赖于环境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因而污染环境罪具有完全行政从属性,属于行政犯,"违反国家规定"即为从属性标志。然而,陆续出台的环境犯罪司法解释确立了污染环境罪的自然犯特征,本罪并非纯正的行政犯,在部分情形下即使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也应当将行为纳入刑罚的处罚范围。因此,本罪中"违反国家规定"应作分类解释,以便合理规制不同类型的污染环境行为,避免刑法过早介入或滞后惩罚。     

生态法益理念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与归责研究

污染环境罪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当发挥其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功效。但理论上该罪的主观方面却陷入了过失、故意抑或均可成立的理论之争。由于本罪的罪过形式不明,法官在裁判中几乎不指明该罪的罪过形式,造成模糊司法。破解司法模糊化应当在解释论上坚持生态法益理念,坚定故意说,在立法论上考量适当扩大刑罚幅度的可行性。     

环境污染之刑法应对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要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仅靠行政法规打击环境污染行为收效甚微。通过借助刑法来遏制污染环境行为,增设污染环境犯罪危险犯,完善环境监管失职罪,具体细分环境犯罪以及完善环境犯罪中的罚金刑,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可以有效地规制环境污染行为,实现环境保护。但通过刑法来规制环境污染行为时,应反对无限扩大处罚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和设立资格刑。     

以严格的法治为生态文明护航

正治污用重典从环境保护立法及法律责任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各国都在积极倡导危害环境行为的"犯罪化"和"刑罚化",强化刑事司法措施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我国1997年《刑法》设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规定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     

论我国保护森林资源刑事立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仍处于高发阶段,且形式多样.虽然我国刑法确立了非法采伐、毁坏正规林木罪等罪名,但不足以遏制此类犯罪的发展势头,因此,进一步完善此类犯罪的刑罚体系及其相关制度应成为刑事立法的重点.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论略

新刑法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将散见于各种祛律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纳入刑法典的体系之中。这～举措开创了环境刑事立法的新纪元。本文拟就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的意义、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犯罪构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与其他类罪的区别等问题展开讨论。一、在刑法典中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的意义在刑法典中增设某一在能有个小节，这一看似乎常的举动。对于环境刑事立法而言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在于为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立…     

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不足与公益诉讼补强——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

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探究污染环境罪的刑事立法,发现其存在惩罚的严厉性和确定性不足的问题,以至于犯罪成本低、收益高,犯罪人犯罪意愿高.同为保护环境公益而产生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以通过"并用"或"附带"*的形式,增加惩罚的严厉性和确定性,提高犯罪成本,降低犯罪收益,补强刑事治理的不足之处.     

关于设立水环境污染罪的理性思考

针对目前我国现行环境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根据我国有关环境法律、法规,对设立水环境污染犯罪的必要性,水环境污染罪在立法上的背景及现状,水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进行了研究,从而提出了设立水环境污染罪的立法构想。     

污染环境罪兜底条款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兜底条款作为一项独特的立法技术可以有效地填补法律漏洞。但兜底条款的弹性和概括性特征容易导致司法实务中对其内容与立法目的的理解和把握产生偏差,进而产生诸多问题。对适用污染环境罪兜底条款的88例案件进行分析,发现污染环境罪兜底条款的适用存在随意性、不合理性、扩张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适用污染环境罪兜底条款时要注意合理谨慎,遵守既定的法律适用规则。     

认定基层工作人员成为污染环境罪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学探讨

关于污染环境罪单位犯罪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何认定的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现象,背后原因是在该问题上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上处于空白,学理上也存在缺陷。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对重要作用予以明确。重要作用应从司法实践中归纳分析情节确定,考虑其是否具有特殊职责,是否为单位犯罪提供智力支持等情节。具有特殊职责的员工,为单位犯罪提供智力支持的员工应当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环境犯罪的法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与对策

现今环境犯罪依然多发,虽然《刑法》于此已有规制,但未实现有效惩治。其重要原因在于,传统分析(政治法律)方法存在滞后性与保守性,导致现行制度仍存有缺漏。基于完善环境犯罪立法思路引入的经济分析方法,与传统分析方法相比,更加重视成本效益比较,更能为环境犯罪的惩治与预防提供参考。所以,有必要对环境犯罪进行经济分析,并提出"严厉"罪刑设置、增强刑罚确定性、提高资格刑适用等对策。     

谈环境监管失职罪

本文简要介绍了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构成特征及刑罚适用，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环境犯罪主体新论

环境犯罪的主体不仅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而且包括国家,国家作为环境犯罪主体限于国际环境犯罪领域。环境犯罪的主体形象经历了由理性人到经验人再到生态人的变迁。生态人形象既尊重人,又尊重自然,不仅承认人的价值,而且承认环境的价值。风险需要、风险意识和风险决策分别从生理、心理和行为三个方面共同揭示环境犯罪的风险主体特征。环境犯罪主体应承担与复杂特殊的环境犯罪相适应的刑事责任方式,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立法设置与司法适用应综合考量主体类型、法益类型、环境能否修复等因素。     

论单位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以紫金矿业水污染为例

为了更好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现有单位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主体范围不确定、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不足等问题。可通过确定"双罚制"中的责任人员,提高司法效率;引入严格责任原则,减少主观方面认定的困难;增加单位资格刑设置,完善非刑罚措施等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促进单位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实现。     

美国超级基金5年回顾政策对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理的启示

通过简要概述美国超级基金5年回顾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执行约束力、实施内容,分析其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从环境立法、强化后期风险管理、完善污染场地风险管理链条、公开修复治理信息和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等角度,为解决我国因多样性修复技术实施导致的污染场地修复后风险难题提供可借鉴的重要经验,以期为构建适宜我国国情的污染场地修复长期风险管理和污染控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实现污染场地修复后的安全再利用。     

关于“十四五”土壤、地下水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考

净土保卫战和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总体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十四五"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的建议,提出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治污,以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实施一批源头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修复重大工程,推进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保护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多环芳烃污染农田土壤生态修复标准研究——辽宁省地方标准(DB 21/T 2274-2014)的建立及其依据

为指导正确评价多环芳烃污染农田土壤生态修复效果及环境风险,根据辽宁省农田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状况、多环芳烃污染农田土壤生态修复技术特点,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应用生态风险模型,建立辽宁省地方标准(DB 21/T 2274-2014)——多环芳烃污染农田土壤生态修复标准,提出了生态修复完成后农田土壤中总多环芳烃浓度和苯并[a]芘环境当量总浓度限值。主要内容为:生态修复完成后农田土壤中总多环芳烃浓度低于2 mg/kg,生态修复完成后农田土壤中苯并[a]芘环境当量总浓度低于0.53 mg/kg。     

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及生态修复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环境重要性认知程度的加深，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资源环境修复成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价值、维护海洋生态与环境功能的重要方式。通过从海洋工程项目的环境问题诊断、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关键内容、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方法及效果等方面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海洋环评和生态修复研究进展，并对近年来我国海洋环评和修复工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需求进行了分析，提出未来海洋环评和修复研究应重点注重和聚焦以下方面：1）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环境基线、监测技术、全球性影响及生态服务等方面的问题；2）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思路的转变，包括修复目标、修复模式、评估指标、监管技术及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转变。     

生态修复中第三方机构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恢复生态功能价值,生态修复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促进了第三方生态修复机构的发展,但是现有立法对第三方生态修复机构规定的缺失使得实践中对其责任的认定与管理上都出现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明确责任划分,完善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平台公开信息等手段加以规制,以发挥第三方生态修复机构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