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基于EKC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等区域污染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造带有三次项的环境-收入简约模型,利用1998-2007年间我国30个地区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在内的5类区域污染指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导致我国区域污染恶化的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水平对区域污染排放的影响有正有负;人口规模和政府环保管制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指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我国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江苏省环境污染及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江苏省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差异显著。首先对江苏省三大地区间的环境污染差异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重点对各地区环境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苏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及规模、产业结构、制度及环保科技水平等方面与苏中和苏北地区间差别明显,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出对环境污染作用机理相反的方向,主要是由江苏省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致,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呈现恶化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环保政策创新的途径,以缩小江苏省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使区域环境恶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的中国环境不平等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环境污染产业转移,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环境不平等日益加剧,环境不平等应加以重视。本文利用中国1991-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省际间环境污染的不平等。进一步,通过回归不平等分解和分析测算相关经济因素对中国环境污染地区间不平等的重要性,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度。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很大的地区间不平等,并且,近几年区域间不平等在加剧,中西部环境污染强度有恶化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是影响环境不平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两者对省际间环境不平等的贡献约占60%;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具有减污减排、提高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还会具有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从而减少污染废弃物排放的间接效应。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应积极关注产业结构升级的不一致和"污染转移",带来的环境不平等,保障各地区人民的环境权利。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从地区角度来看,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度高的东部地区拥有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并减少环境污染。此外,随着东部地区大部分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环境污染排放量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度较低的中西地区财政资金相对匮乏,企图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发展经济会因为高负荷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而难以实现。从环境污染性质来看,研究发现前一期污染排放与当期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即环境污染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过程,而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及时治理当期污染,从而避免环境污染的"棘轮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相应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研究表明,扩大出口会加速环境污染排放,而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最终产品不仅可以替代国内生产的污染,而且其带来的技术效应与示范效应会加快出口部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研究还发现,消费并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因此不能"因噎废食"地抑制消费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促进环境污染排放,并且资本投入比重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资本增长速度。     

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大小受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工艺及设备水平、管理政策、环境法规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选取长江三角洲典型地区的主要污染排放指标,重点分析工业经济规模、工业行业结构、工业技术进步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与工业水污染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技术进步、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政策的实施,工业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引起工业废水的显著增加。从制造业结构看,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调整比较敏感; 相反,有些行业的废水排放量对其结构的调整不敏感。工业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负相关,说明工业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对于减少工业水污染排放起重要作用。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变迁的实证研究

根据长株潭地区1990~2006年经济与工业污染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群,长株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局部控制。其中,长沙市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株洲市和湘潭市工业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形特征,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即有较大幅度的反弹。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株潭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地政府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另一方面,还应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和"受益者支付"原则等积极的环保管理手段和政策。     

中国西部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污染风险分析——以青海省为例

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的有效途径。青海省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省份之一,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且生态环境也十分脆弱。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青海省经济加速发展,由此产生的污染风险也日趋提高。因此,研究青海省产业结构调整对提炼西部生态脆弱区协调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并实现污染风险的有效监管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依据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回归模型研究了青海省产业结构升级与污染物排放的关系,发现青海省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研究发现,青海省仍然处于污染物排放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阶段,且距离拐点仍有一定的距离。此外,本文分析了青海省不同产业随时间的变化趋势,虽然三大产业均有增长的态势,但是各占GDP比例变化却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产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例不断增长,而第三产业在增长到一定比例后,有小幅减少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青海省不同产业占全国相同产业的比例,分析了青海省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并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物排放量,评价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带来的污染风险。虽然青海省第一产业占该区域GDP比例呈减少态势,但占全国比例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了青海省农林牧渔业的发展趋势和速度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第二产业占全国比例大部分呈减少的态势,而第三产业却有一定的增长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海省产业发展正在向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控制污染较严重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的提升对不同产业污染物的排放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机械电子设备制造业、住宿餐饮和零售业和房地及租赁产业的提升导致了污染物排放小幅增长,而其他产业尤其是建筑业、金属制品业等的扩张则对污染物排放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因此,虽然其经济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环境污染风险,并且污染排放量会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断加大,但2002-2007年青海省产业结构变化对废水、废气等污染的排放产生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从而降低了青海省环境污染的风险。研究结论为青海省调整产业结构以抑制环境污染风险并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信息。     

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分析——以南京为例

利用1995~2012年南京市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数据,综合运用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SE)、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和脱钩分析工具,选择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典型指标,定量分析了1995年以来南京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南京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总体呈升高趋势。ISE指数处于中等水平;REPI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废水排放绩效提高幅度最快,工业废气排放绩效水平提高幅度最慢;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状态总体处于增长弱脱钩和强正脱钩,但是部分环境污染因子的脱钩状态出现短暂恶化情形。提出了提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的对策建议。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理论与实证

在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核算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1990-2006年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呈现增加的趋势,主要分布在人口众多、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②农业面源污染形成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发展导致农产品需求结构、农业结构的变动等都会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环境因子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产生量的差异;对农产品消费数量的增多和对耕地的消耗增大,农业生态系统面临更大的生产集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公众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增多,环保意识也大大提高,为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政策提供了有效执行土壤,另外,经济增长也为加大环境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可能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压力;③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演化、技术进步、环境管理制度等方面是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应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政策创新的重点。     

江苏省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分析

工业化快速进程中．工业污染作为工业生产在所难免的附属产物．占全国总污染负荷的70％．对资源环境构成巨大压力。经济发达地区工业产值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使得工业结构与布局成为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本文首先以江苏省为例．分析重污染行业结构与工业布局变动对环境效应的实际效果．得出重要结论：自1990年以来工业结构与布局调整不利于环境污染控制。从生产效应和社会效应两个方面．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影响机理．通过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结果证实工业结构与布局是现阶段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变量。重污染行业结构是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优化工业布局．着力于从工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布局变动趋势中获得改善环境质量的机遇和动力是摆脱环境与发展困境的有力手段。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选取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另外2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但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各地进入曲线右半段的时间不同；控制变量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转折点出现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某些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U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成立；产业结构变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引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能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