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研究进展

本文介绍了化工工业园的生态化发展模式—化工生态工业园区。在生态工业园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在生态产业链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评价方法方向的研究进展,给出化工工业园区生态化发展的研究思路。     

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生态建设及科技引导途径

本文提出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实质就是协调好人口、资源与环境间的生态关系，为了促进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探讨了科技引导实验区生态建设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发展总体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类发展水平也实现了快速提升。本文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更新后的计算方法测算了中国1978—2017年人类发展指数,以及我国东、中、西与东北四个区域1982—201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并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化趋势分阶段进行了分析;利用SDA方法对全国和四个区域的人类发展指数驱动因素的贡献率进行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包括:①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类发展水平实现了从低发展水平阶段向高发展水平阶段的提高,从1978年的0. 410增加到2017年的0. 752,增幅为83. 4%;1978—2017年人类发展水平的增长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94年低人类发展水平阶段、1995—2009年中等人类发展水平阶段、2010年至今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②经过40 a历程,中国所有省份全部脱离低人类发展水平阶段,进入中、高人类发展水平,2017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已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③在全国整体水平实现升级发展的背景下,区域间的人类发展水平差异也有缩小,从1982年不同区域最高值0. 47和最低值0. 37差距0. 10,缩小到2017年最高值0. 77和最低值0. 70差距0. 07。④从人类发展指数的分项指数来看,全国与四大区域在改革开放以来均呈现为健康指数高起点低增长,教育和收入指数低起点高增长,收入指数增幅最大的特征。⑤中国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各分项指数贡献率变化趋势表现为收入指数贡献率的下降,教育和健康指数贡献率的上升,随着"五位一体"发展实践和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三个分项指数推动人类发展指数增长的贡献率有望更加均衡。     

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分异性研究

城市群已成为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评估和判断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及其与城市化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计算方法,对"十一五"期间(2005~2010年)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基本特征和时空格局进行定量分析。并以其25个城市为研究单元,对"人口—经济"视角下的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发展关系和区域分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均属"良",空间分布大致以上海—苏锡常—南京为界,呈南高北低中间差的特征。2010年较2005年生态环境状况稳中有好,浙江省和沪宁沿线的大部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政策调控下的污染物排放减少是其好转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发展类型以可持续型为主,而以苏北五市为代表的少数城市则表现为生态脆弱型。     

煤电CCUS产业化发展路径与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是实现煤电产业低碳转型升级的重要技术路径,也是保障未来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手段。然而,当前煤电与CCUS技术耦合的发展路径尚不清晰,相应政策机制也存在优化空间。作者量化测算了煤电CCUS应用对于中国能源低碳转型战略的贡献,从时空维度刻画煤电CCUS产业化发展路径,进一步构建适应国情的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煤电耦合CCUS发展具备技术经济可行性,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电力系统深度脱碳,带来显著的煤电行业产出及就业红利,还能有效控制全社会平均碳价格水平。在时间维度上,未来煤电CCUS产业化发展路径应划分为技术研发与示范（2021—2030年）、规模化应用（2030—2040年）、商业化发展（2040—2060年）三个阶段。在空间维度上,技术经济可行且适合集群发展的区域为鄂尔多斯盆地、准噶尔盆地、渤海湾盆地等。通过构建包含“宏观支持、财税金融、市场机制、技术研发示范、管理体系”等在内的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框架,有助于实现煤电CCUS的规模化发展。在煤电CCUS的技术研发与示范阶段,应实行封存补贴、发电小时数补偿、上网电价补贴等更为确定性的激励政策...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推动"互联网"与"绿色生态"的深度融合,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18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互联网发展指数与绿色经济效率指数,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AR)与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发展不仅显著地提升了本地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引入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人均GDP差值倒数权重矩阵及地理距离倒数平方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在发展阶段异质性上,2003—2012年与2013—2018年两个阶段的互联网发展均能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且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加深",互联网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与城市规模异质性上,东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小型城市,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更大。第三,就影响机制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互联网发展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重要路径,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五指山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活五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咨询与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确定了五指山市2009—2014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结果表明:五指山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2014年各指标类型的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     

春风又度沂蒙山——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罗庄镇巡礼

山东省刚省长宋法棠、回寡科臼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甘师佐向罗庄丽颁牌。二甘师俊司长在颁脾仪式上讲话铰 省党 副 国委省 家书后 科记宋 委李法 副挂棠 主样亲 任 切 邓 会 桶 见 W 罗 山 庄 东春风又度沂蒙山——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罗庄镇巡礼@张灿建 @姜自慎 @田道勇     

雾霾污染对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

运用熵值法测算出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质量,基于动态空间滞后模型,设置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技术距离矩阵,对比分析了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全局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雾霾污染与城市发展质量在全国层面存在"N型"曲线关系,而与城市化在全国层面存在较弱的"倒N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全国层面存在此消彼长的作用规律。雾霾污染与东部城市发展质量存在"U型"曲线关系,而与中西部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区域层面也存在此消彼长的作用规律。雾霾污染与大中城市发展质量存在"N型"曲线关系,而与小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大中城市的抑制作用已经率先得到扭转,而对小城市的抑制作用仍需改进,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规模层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雾霾污染与城市发展质量在2003—2009年存在"N型"曲线关系,而在2010—2016年存在较弱的"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时间层面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动态性和延续性。在未来的发展上,应从以下方面发力:第一,内部治理、外部协调,通过内外互动防止雾霾污染转移的"公地悲剧"。第二,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雾霾污染治理的"见贤思齐"。第三,淡化速度、强化质量,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逐步扭转城市发展质量的"路径依赖"。第四,优化结构、净化产能,通过构筑良性竞争机制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逐顶竞争"。第五,深度开发、适度集聚,通过有效利用城市空间资源发挥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     

齐鲁大地的太阳城——日照——山东省日照市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一瞥

l,伞井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日照市祝繁工作。3.4.5.“两港通四3每,一线系亚欧”。日照市拥有赐终总吞吐能力 5()00万吨的日照、岚山两个一类对外开放港口,贺石、坪岚铁路西延洼接陇海线.素有“东方鹿特丹”之称,为日照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5.日照市重点加强城建、文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役资环境.明巷花园式海滨城*co_齐鲁大地的太阳城——日照——山东省日照市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一瞥     

长江中游沿江地区发展冶金工业的资源、条件及对策

长江中游沿江地区有我国第二大钢铁基地─—武钢和国家重要有色基地─—大冶，冶金工业已成为区内的支柱产业，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利用现有基础和交通、区位、技术等优势，弥补资源和设备落后等不足，以求更大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0年前后区域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的前景与设想——关于“九五”规划及21世纪环境地学发展项目的建议

本文提出一种研究区域环境地球化学解决宏观环境问题的新思路,按照环境—地球化学—地质构造三对应的原则提出“八五”后期、“九五”和2000年后区域环境地球化学分阶段发展的设想。除了为国家提供保护治理环境的决策依据外,区域环境地球化学在理论上需要建立起地质地球化学—生态系统物质大循环模型,进行典型环境元素全球对比研究。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

绿色发展效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文章在识别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利用SBM-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2001—2015年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间的经济赶超、官员的晋升激励,导致地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更快地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更多地选择了更快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破坏了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与环境规制之间的选择摇摆不定,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在一个低水平上持续波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由于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环境规制力度不足,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着波动性,进而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引导建立起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绿色技术,提高绿色发展效率。     

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和环境污染效应

文章匹配相关空间栅格数据与乡镇经济统计数据,整理10 796个乡镇2013—2017年间的经济面板数据和2011—2017年间的环境面板数据,并基于2014年全国重点镇建设名单增补调整的政策冲击,评估了乡镇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结果表明:第一,全国重点镇建设在提升乡镇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加剧了其空气污染,即积极的"乡镇发展效应"与消极的"环境污染效应"并存。第二,乡镇的城镇化建设效果具有明显的区位异质性。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仅受到县级城市中心的辐射影响,而环境污染效应则主要限于远离地级和县级城市中心的较偏远乡镇。第三,城镇化建设的乡镇发展效应离不开工业化的配合,但却可能存在污染性生产活动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在推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走兼顾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特别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远离区域经济中心的偏远地区,不可片面为了吸引产业和人口流入,而放松环境规制要求。对于污染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改造力度,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

本文以2007-2014年民族八省区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理论,将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过程概括为各类资源要素投入进而得到相应产出的过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数,进一步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区域间差异性显著,在时间序列上大部分省区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云南、广西和贵州主要受资本和资源要素过度投入影响,近年来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逐年下降;新疆和宁夏两省区主要受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外流影响,导致第二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缓慢,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数呈一定的下降趋势;通过优化路径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的投入要素优化存在巨大空间。     

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来自种植业的检验

识别农业低碳发展空间异质性,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狭义农业——种植业为研究对象,借助低碳农业发展理论,构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熵值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了357个市域尺度下的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市域尺度下中国农业低碳发展综合水平由西南—东北一线向东南、西北两侧递减,而碳生产水平指标对综合水平的影响最大;空间相关性表现为,西南地区、大兴安岭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呈"高—高"聚集,辽宁、新疆和华中地区基本呈"低—低"聚集,其他地区则呈高低聚集的状态;此外,地形引起的社会经济等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2)在空间上,劳动生产率和农业规模化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呈"U"型与倒"U"型特征,劳动生产率对农业低碳化水平的影响由西到东呈"正向-负向-正向"的"U"型变化趋势;农业规模化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倒"U"特征。城镇化水平对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则由西向东逐步递减。     

碳交易的减排及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面临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及国内环境污染恶化的双重压力,中国逐步明确了采用市场化手段来提高气候、环境治理水平,碳交易便为其典型代表,然而目前统筹考虑碳交易的碳减排及绿色协同发展效应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为此,本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为例,区分碳交易的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效应,分别构建碳排放强度和非期望产出包含全域排放物及区域污染物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基于2008—2015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协同路径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中国碳交易政策在促进了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还促进了试点地区整体绿色发展;②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区域污染物协同减排效果主要通过协同减排SO_2实现;③中国碳交易政策实现碳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为技术升级。这些结论说明:应继续扎实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实现全球碳减排的目标框架下同时促进区域环境改善;充分考虑碳交易与排污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在进行温室气体和区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控制"中,综合考虑协同效应和减排成本,以达到用最低成本实现碳减排和区域污染物减排的双重目标;多手段并行推动绿色发展,除积极吸取碳交易试点阶段经验教训外,还应联合其他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共同协作、相互补充,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总体把控能力,共同促进区域全面绿色高质量发展。     

基于人口规模的沿海沿江城市群发展规律及对策研究

基于人口规模,从沿海、沿江、内陆城市的新分类视角构建适用于沿海沿江城市群的两城市、四城市首位度模型,制定首位城市、周边城市、城市边界的相关设定,探讨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提出海陆差异、发展阶段、行政区位和特殊事件四个命题。研究表明:大部分地区遵循从增长极到中心—外围,再向稳定协调阶段发展的规律,在此过程中受四大命题的影响存在一定发展差异。     

金融节能、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金融节能与金融发展同时引入传统LMDI分解模型,并融合脱钩弹性指数,分析了两者对碳排放变化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检验了1997—2015年中国29个省区金融节能与金融发展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尽管1997—2015年中国碳排放规模的扩张趋势较为明显,短期来看,这一演变仍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碳排放增量持续扩张期、碳排放增量波动下降期以及碳排放增量平稳期。其次,不仅金融节能、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是在短期和长期诱发中国碳排放变化的三个最主要因素,而且前两者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影响还大于后者。再次,金融节能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短期和长期作用方向始终与金融发展对中国碳排放变化的短期和长期作用方向相反。最后,金融节能和金融发展与中国碳排放变化之间在短期内基本维持弱脱钩或强负脱钩两种状态,而在长期呈现强负脱钩状态,通过分解这些脱钩弹性状态的诱因,不仅直接影响和交互影响的作用方向始终相反,而且两者还分别在金融节能与中国碳排放脱钩弹性变动以及金融发展与中国碳排放脱钩弹性变动中发挥截然相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