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挪威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新模式

1992年。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最大限度地保护地球生物资源以造福于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诞生了。公约是一个里程碑，它向世界昭示：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任务”，是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公约迅速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现在几乎已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可。     

中国提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五点主张

2005年12月713，《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COP11）暨《京都议定书》第1次缔约方大会（COP／MOP1）部长级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来自世界各国的110多位部长和副部长级官员在未来3天里将就启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保护臭氧层国际大会在达喀尔举行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第7次会议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7次会议于2005年12月15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来自150多个缔约方的50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20多位与会。     

“中日合作山东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项目”启动会及第二次培训会在济南召开

4月13日，“中日合作山东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项目”启动会在济南召开。此项目是中日政府间的合作项目，重点是提高地方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英文简称CDM）的能力。受科技部委托，该项目由山东省科技厅具体组织实施，山东省清洁发展机制技术服务中心承担。     

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双重博弈研究

为探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促进低碳技术国际转移的机制,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构建了一个双重博弈模型框架,分别从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角度建立相应的博弈模型,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相应的均衡及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国家在低碳技术国际转移中起着关键作用,存在广阔的政策空间;在巴厘路线图谈判中,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推进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合作议定书》的建立,提出《公约》下对发达国家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移义务,规定发达国家必须通过技术转移在发展中国家实现量化的减排;《公约》下应该建立单独的技术转移资金机制,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基金,发达国家通过任务分担(辅之以赠款)提供资金,鼓励和资助技术转移;对于转移难度太大或者涉及核心竞争力的低碳技术,发展中国家(企业)必须加强自主研发。     

《鹿特丹公约》在我国生效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简称“鹿特丹公约”）6月20日正式对我国生效。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说，该公约的实施可以有效限制或禁止某些对我国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危害严重的化学品进入我国，还能规范化学品进出口秩序，降低健康和环境风险，是我国化学品环境管理的良好契机。     

国务院第56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1997年5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第56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共部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并决定将这个报告提交给将于今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事务特别联大会议。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5年来，我国为执行《21世纪议程》作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制定并颁布了《环境与发展的十大时策》，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加快了环境立法的步大，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措施。我国还在国际上率先制定并颁布了第一个国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中国ZI世纪议程—…     

《21世纪议程》:行动与展望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项重要文件。之后,国际社会为推动"里约精神"的落实做出了积极努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审议《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许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21世纪议程》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国际组织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人类把发展与环境相协调作为行动准则,各国依据国情制定了促进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优先事项,使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经济实现了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消除贫困等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全球开始进入城市化时代;全球能源资源供应呈现多元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效显著。中国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现象较严重背景下,承担了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并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地学习与借鉴,摸索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增加了世界可持续发展方式选择的多样性。20年来,尽管各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但是"里约精神"尚未全面转化为行动,在相关国际承诺与公约的履行方面还需付出巨大努力,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直接威胁加大;生态超载背景下的发展空间争夺更趋激烈;全球性民生问题凸显,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等等。我们期待:通过"里约+20"大会,使得相关国际制度安排不断形成和完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向全球行动转化;科技创新步伐加快,进一步推动全球向绿色发展转型;加快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全球共同努力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关系呈现竞争性合作。     

中国农村能源正义的法律实现

为了厘清中国能源正义的现况,为《能源法》的制定提供直接参考,本文选择中国农村能源正义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主要采用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能源正义和农村能源正义的概念界定入手,描述了中国农村能源不正义的事实现况和法律现况,指出了中国农村环境正义法律实现的路径,并阐释了法律实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村能源正义是指,能源的所有方、供给服务方、消费方等主体不因其农民的身份性质、农村的地域分布和农业的禀赋强弱等因素,而应在能源的勘探开发、加工转换、仓储运输、供给服务等领域享有平等的对待和实质的参与;农村能源不正义的事实现况主要表现为农村能源并未全面体现能源的自然、经济、安全和生态等多维价值,而其法律现况则主要表现为现有的能源立法并未对农村能源在分配、程序、矫正和社会正义上做系统的表达。本文指出,中国农村能源正义法律实现的路径,其逻辑起点在于保障农民的能源权,应首先从法律上正面规定公民的能源权,进而采用《能源法》的集中表达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分散表达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和步骤。本文建议,中国农村能源正义法律实现的关键是科学制定《能源法》,首先要明确其核心地位,处理好与《农业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在总则中,重述立法目的、规定公民能源权、完善能源普遍服务;最后在《能源法》的分则中专设"农村能源"的章节,整合现有的《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并从原则、规划、保障、生态化、公众参与、授权、救济、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优化。     

中国燃煤电厂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差距与展望

燃煤电厂是全球最主要的大气汞排放源之一,也是《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大气重点管控源。《公约》自2017年8月16日正式对中国生效,意味着中国燃煤电厂必须严格按照《公约》相关规定开展履约工作。本研究通过分析《公约》对大气汞排放的核心管控要求,并基于文献和数据调研确定了中国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控制现状,从而探索中国燃煤电厂在大气汞排放清单编制以及大气汞排放管控措施等工作的履约差距和需求,以期为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履约提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排放清单编制还是大气汞的管控措施均与公约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在排放清单方面,中国尚未编制燃煤电厂的国家排放清单。考虑到当前烟气汞实测数据的缺乏,短期内建议采用估算法开展国家清单编制。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污染物释放转移登记制度、推进燃煤汞含量参数库和污染控制设备脱汞效率参数库的建立,开展排放清单的编制和动态更新。未来采用实测数据进行清单校验应推动烟气汞排放的监管、加强标准方法配套的国产采样设备的评估和改进、以及提高检测人员的测试能力。相关来源的筛选原则建议优先采用设备规模这项原则,未来可进一步考虑采用将设备规模和设备的汞排放量相结合的原则。在排放管控方面,现有管控现状与《公约》提出的五大可选措施仍存在差距。建议明确燃煤电厂总量控制目标,短期内应重点考虑相对目标或控制增速的目标,长期发展可采用绝对目标;提出各阶段的具体管控措施,从替代性措施和控制技术应用两方面控制大气汞排放;推动燃煤电厂大气汞排放限值的修订,确定分别针对新建和现有燃煤电厂的排放限值;强化多污染物控制技术的协同脱汞效果并提高技术的稳定性,同时开展高效低价专门脱汞技术的研发,以期为电厂大气汞污染控制做技术储备。     

《中国21世纪议程》的制定与实施进展

今年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于1987年首次明确系统地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二十周年，也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召开十五周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政府于1994年率先在世界上制定出台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回顾我国制定与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的历程，总结我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于当前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认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水污染防治法》控制手段的反思与重构

文章以主张重视和细分水污染控制手段为前提,以反思和重构现行的水污染控制手段为研究目的。采用了规范分析的方法,剖析现行水污染控制手段存在的诸多弊端;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借鉴美国在水污染控制中的经验,探析与总结选用水污染控制手段的内在规律诉求。我国现行《水污染防治法》对于水污染的防治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效果不甚理想,其重要原因在于重视了宏观的立法理念更新和微观具体制度完善,却忽视了中观层面的水污染控制手段的改进。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虽然历经修订,但其对于水污染的控制手段却一直延循的是以技术为基础的排污标准控制手段。这种手段在内在机理与外显制度上难以实现预期立法目的,它实施成本过高,效率低下,是一种列举而非概括的控制手段,难免顾此失彼。故此,我们的立法修订不能止步于反思和完善具体制度和机制,但更要反思《水污染防治法》的控制手段,重视以水质目标为标准的控制手段,并相应进行具体制度的构建。     

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中的协商性谈判探讨

1992年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同年6月地球首脑会议上,155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随着公约内容的具体化,围绕缔约国之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个主议题,将展开政治、经济、法律、环境诸方面的分工协作以控制全球气候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在多边谈判和实施公约的工作中,讨论协商性谈判问题。本文探讨了该问题并就协商性谈判提出一些原则性建议。     

国际气候资金机制的最新进展及中国对策

"气候资金"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产生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之下,指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来自发达国家新增的、稳定的援助资金。但随着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变迁和气候谈判进程的发展,气候资金概念与内涵,国际气候资金基础制度,资金实际运行中的效率标准都在悄然发生演化,本文在对最新的气候资金机制的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智库报告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气候资金概念的核心要点和演化趋势,并对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适应基金、绿色气候基金等《公约》内基金以及《公约》外基金发展的最新趋势进行了分析比较,对气候资金实际运行中效率准则的内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评述。分析指出,目前,公约框架内外资金体系在不断演化,目前多个渠道竞争发达国家有限的公共资金资源,公约内资金机制的规模受到越来愈多的资金机制和渠道的挤压;用款国在资金性质及资金运用上依然缺乏决定权;且多资金渠道使得运营规则多样化,气候资金基础制度被"边缘化"。据此,文章在最后提出我国应当反对"气候资金"与ODA相混同,坚持融资渠道特定性,并应进一步开辟其他多边和双边渠道,以获得更多资金和技术合作渠道;在确定受资计划和项目时,力争以我国自身应对行动规划和方案为主。国内的气候资金机制建设则一是坚持不断完善国内碳价格信号,形成稳定的碳价格的发现机制,二是要建立专门的气候基金,用于对外吸收、提供气候资金的统一渠道。     

气候公约的背景、履约进展、分歧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事件。作为多边框架,UNFCCC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拥有195个缔约方。期间,为推动履约工作,共召开了18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包括《京都议定书》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与决定。本文全面阐述了《公约》产生的背景、履约进展与缔约方之间主要分歧的根源。此外,有鉴于当前新的国际政经版图与形势,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并藉此提出了"合而不同"的履约策略。     

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发展动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回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以及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亚太地区主要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历程,并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的发展动态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和做法。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适应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已经获得了与减缓同等的重要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谈判议题已经从初期单纯关注资金及技术开发和转让机制发展到实施具体的适应计划和行动,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06年以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或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政策,包括法律、框架、战略、规划、行动方案等,最不发达国家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的支持下相继开展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规划》的编制工作,因此制定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宏观政策以规划和指导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已成为必然趋势。从2007年开始,我国陆续在国家、地区和部门层次上制定了与气候变化适应相关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表现形式、制定依据、战略定位、内容构成以及实施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包括缺乏专门的战略或规划、相关研究基础相对薄弱、政策的国际视野不足、政策落实的责任不明确、缺乏相应的监控和评估机制等。建议我国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预测、影响评估、脆弱性和风险评价技术研发,开展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制定、影响评估和实施机制的方法学和技术研究,抓紧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或规划,并重视其国际视野和战略定位。     

《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简介

198 5年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号召和组织下进行了有关保护臭氧层的国际公约谈判。通过并签署了《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该公约在前言中指出了臭氧层破坏给人类带来的潜在影响 ,并根据《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的原则 ,呼吁各国采取预防措施 ,使本国内开展的活动不要对全球环境造成破坏。同时呼吁各国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该公约在前言中指出 :在保护臭氧层中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要求 ,这实际上暗示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全球一半问题上的合作原则 ,即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公…     

中国政府已经核准《京都议定书》

国务院总理朱基 2 0 0 2年 9月 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讲话时向世界宣布 ,中国政府已核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朱基总理在讲话中说 :“中国政府认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了基本原则、提供了有效框架和规则 ,应当得到普遍遵守。”现在 ,欧盟各成员国及日本已批准了该议定书。朱基表示 ,中国希望其他发达国家尽快批准或核准议定书 ,争取使其在今年内生效。近年来 ,我国各级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付出了极大努力 ,特别是在提高能源…     

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的构建

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是串联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纽带,也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2℃"乃至"1.5℃"温控目标的关键支撑。多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依据历史责任划分履约义务上存在根本分歧,公约资金机制面临多渠道并行、运行规则多样化、资金使用分散、运行效率偏低、绩效评估欠缺等问题。本文对气候变化公约缔结20余年来各资金机制的产生和运行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在全球气候融资体系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基于《巴黎协定》资金案文描述和履约要求,围绕气候资金从筹集到最终绩效产出全过程,就如何构建未来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进行了统筹规划和设计。在机制建设层面,通过出资分摊机制以及公约下集中式管理平台的构建,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公约的责任性;在运行操作层面,通过各渠道重点业务领域及国别资金分配体系的优化,推动气候资金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资金使用层面,通过受援国气候资金统一管理实体和监督评估体系的建立,提高气候资金的国家主导性和环境效益。未来,公约资金机制仍将是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主要渠道,在《巴黎协定》达成、绿色气候基金正式运行、国际气候制度重新构建的背景下,利用资金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公约义务,切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对确保公约各要素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展,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