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土地是保障区域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基础性要素,其规制效果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潜力。因此,该研究在中国特色土地制度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考察土地规制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多重性的特征,二者之间存在“U”型直接影响关系且拐点值为4.833,即低水平土地规制抑制城市创新,而越过阈值的高水平土地规制能够推动城市创新。(2)地方政府策略互动情形下,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毗邻城市的土地规制对本城市创新的影响呈现与直接效应同趋势的“U”型曲线关系。(3)土地规制与当地产业结构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6.214,对毗邻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目前中国城市的土地规制水平尚未达到阈值,产业结构失衡现象抑制了城市创新。(4)本地土地规制与本地产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5.750,对毗邻城市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相似的“U”型趋...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

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增长是一个城市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城市人口不断集聚、城市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城市各项活动从自然界索取物质和能量,并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或干扰。通过阐述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变化与生态环境演化的关系,从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3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效应的指标体系,并对2002-2011年我国省会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变化对生态环境有显著影响,其中,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正相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负相关;②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异性,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变化对生态环境的边际影响明显大于东、中部地区省会城市;③随着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变化,其生态环境效应变化的显著程度为:土地开发强度低于10%的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大于20%的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10%至20%之间的城市,并且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低于10%时,土地开发强度变化对生态环境的边际影响要大于土地开发强度高于10%的城市。研究结果刻画了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的变化路径,即随着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由低到高的增长,生态环境效应指标发生先快速后慢速的变化,这也是在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较低时就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因所在。今后,限制高开发强度城市土地的扩张,合理安排低开发强度城市的用地结构,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是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必由之路。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考虑集聚动态的效应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基于创业资源与创业情景理论,结合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并充分考虑人口集聚具有动态性的特征,构建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资源获取、创业机会需求以及创业环境保障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使用2008—2019年中国224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引入历史建成区面积作为人口集聚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人口集聚影响创业活跃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路径。结果表明:①人口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控制人口集聚的内生性问题会避免低估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②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有显著的滞后效应,且滞后效应的有效时间边界为滞后三期。③人口集聚通过扩大城市市场需求和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创业活跃度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按照城市规模等级分组进行拓展性分析显示:④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创业活跃度既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显著的挤出效应。⑤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对城市创业活跃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口集聚指标分解发现中小城市的就业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增量已经停滞不前甚至减少。基于以上结果,文章建议:①探索将创业支持政策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常住人口实现全覆盖。②继续引导人口向各级城市集聚,人口在城市中集聚有助于做大国内市场。③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与人口集聚的速度和规模相适应,应当考虑适度超前于人口集聚的速度。     

产业集聚与城市用水强度:降低还是提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形态对城市用水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就业密度作为门限变量检验集聚形态与用水强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专业化产业集聚能够实现正向技术溢出并降低城市用水强度;多样化产业集聚同样对城市水资源利用发挥节约效应。不同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用水间的关系在城市规模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产业集群渐进饱和,水资源争夺态势加剧,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城市基础设施有限时,过度集聚超越区域承载能力,引致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恶性竞争,产业集聚对城市水资源配置正向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当就业密度进一步提升时,专业化产业聚集的路径依赖机制可能诱发技术锁定效应;由于多元化的知识基础,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更明显,协同学习能力提升将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并发挥节水效应。     

世博后上海人口分布新态势

世博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现代化城市基础设施和全面调整优化空间载体战略布局等因素将对上海人口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该文利用灰色理论模型对人口分布变动进行预测,结果表明:2010-2020年期间,上海市人口继续向郊区集聚,近郊区是人口集聚和流动的最显著区域,同时远郊区常住人口集聚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近郊区,成为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主要区域.今后一段时期内近郊区和远郊区为上海产业发展和人口布局调整提供空间,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新城镇将成为重点建设区域,上海将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建议:加强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解决土地规划、产业规划和人口规划的问题,统筹考虑土地、产业、人口之间的协调发展;实施城市人口发展功能区战略,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和迁移,使上海城市人口空间布局与城市形态、区域功能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加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入保障机制.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以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GIS软件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高强度地区，这与目前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短期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尚不显著。今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政策和城市规划，合理推动城镇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保持在合理水平。将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对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碳排放效应及传导机制——基于产业结构中介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和无序扩张引致了大量的碳排放,激化了土地利用与低碳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体现政府意志与市场配置的综合手段,土地出让市场化能否兼顾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成为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议题。该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视角研究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及多层作用机制,并在现实情景下对其长期作用效果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抑制效应,表现为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高1个标准单位,碳排放降低0.243个标准单位;②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份额(高级化数量)失衡、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化(高级化质量)提升对碳排放产生不同程度的间接抑制作用,三者均表现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作用最大,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③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效应,上一期碳排放增加1%,当期碳排放将增长0.399%左右,同时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的作用效果存在动态性和延续性,长期内土地出让市场化依然能够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变量传导的间接效应显著抑制碳排放。因此,政府有必要继续扩大土地市场化出让范围,通过灵活性、前瞻性的市场化机制促成土地和产业之间的横向适配及产业结构朝节能减排方向纵向提升,从而建立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减排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与形成机制研究

以湖北、湖南、江西3省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区域,将2003～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扩展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带动的促进效应较小,表现为仅有中心城市土地出让对城市群经济辐射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空间效应,而非中心城市直接空间效应、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间接空间效应均不显著;(2)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效率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而企业投资和劳动力机制的积极效应没有形成。原因是,土地出让对企业投资、劳动力的拉动效应不显著,且企业投资没有显著扩散效应,而劳动力则呈现空间回流效应;(3)提升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需要更加注重城市间合作和配套的产业链引资,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出让"既能引资,又能留人"。     

基于“两型社会”的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以获批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目标,综合考虑土地集约利用的环境、社会、经济效应,阐述了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依据投入-产出等理论,构建了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法,对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城市圈中仅有武汉、仙桃、天门三个城市是DEA有效的,DEA无效的6个城市DEA有效性从高到低分别是为黄冈、孝感、潜江、咸宁、鄂州、黄石;②影响武汉城市圈中城市DEA无效的因素是多样的,但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单位GDP能耗等投入过多,GDP、社会商品销售额、财政收入、就业人员、生活垃圾处理率等产出率低。文章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并指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土地利用问题,进而探讨"两型社会"框架下武汉城市圈应如何集约利用土地,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效应与分群差异

为探究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差异。结果表明:(1)从时空特征上来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稳步提升趋势,东部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从全国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分群回归结果来看,高集聚城市(东部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利用效率也不断提高;间接效应中,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对周边城市的利用效率产生先带动后抑制的"倒U"形作用。低集聚城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的提高,其利用效率存在"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征。可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集聚,针对性地提升区域要素利用效率,支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in Jiangsu Province

Studying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and change in different phases of urbanization an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uch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land change and management at a macro level. Taking the example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81 to 2003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al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urban land area has changed periodically and the research du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rom 1981 to 1994 and from 1995 to 2003. In each period, the changing trend is the same, i.e. slow at first and then quick. Studying from the comprehensive change status, the characteristic of fluctuant change is significant with three acute change pinnacles in 1988, 1991 and 2002 which were corresponded to turning point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s of Jiangsu Province respectively. Second,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change is not stri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phases, the change pace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creased remarkably, but urban land change rate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ccordingly. Third, the area of urban land has exponenti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GDP.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classified by per capital GDP, land resource cos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ifferent, respectively 29.01 hm2, 26.34 hm2, 26.22 hm2, and 11.14 hm2 for the increase of 100 million RMB GDP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is under 1000, 1000–2000, 2000–5000 and over 5000 RMB.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1980s in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Studying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land change in different phases of urbanization and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uch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urban land change and management at a macro level. Taking the example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present paper stud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proces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81 to 2003 on the basis of statistical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urban land area has changed periodically and the research du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from 1981 to 1994 and from 1995 to 2003. In each period, the changing trend is the same, i.e. slow at first and then quick. Studying from the comprehensive change status, the characteristic of fluctuant change is significant with three acute change pinnacles in 1988, 1991 and 2002 which were corresponded to turning point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s of Jiangsu Province respectively. Second,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urban land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level change is not stri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phases, the change pace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creased remarkably, but urban land change rate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ccordingly. Third, the area of urban land has exponenti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per capita GDP. I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classified by per capital GDP, land resource cos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ifferent, respectively 29.01 hm², 26.34 hm², 26.22 hm², and 11.14 hm² for the increase of 100 million RMB GDP when the per capita GDP is under 1000, 1000–2000, 2000–5000 and over 5000 RMB.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

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过快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利用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下,产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土地扩张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就全国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抑制城市土地的扩张,土地集约利用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且其对总效应的贡献率分别为10.3%和12.6%;(2)就区域层面看,第三产业规模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会通过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对东部城市土地扩张产生间接负向影响;第二产业规模增加对中部城市土地扩张有直接的促进效果;(3)该研究揭示了不同产业发展类型对不同区域城市土地扩张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路径,并针对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对控制我国城市土地的过度扩张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各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运用空间自相关及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各业用地价格的空间分布及关联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丰富和发展城市群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理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用地价格普遍偏低,商住地价价格较高,符合城市间土地级差收益规律,但商住倒挂现象明显;在空间分布上,工业地价从浙东南向苏北呈梯度递减,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表现为低值空间集聚;居住地价在空间上呈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一、二线城市为高值集聚,商服地价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共财政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工业地价的影响空间差异显著,城市等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住地价的影响空间差异明显,商服地价主要受到社会消费品总额、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和公共财政支出影响。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系统仿真模拟与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研究的重要内容,驱动力研究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现有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多针对单一的城市区域展开,无法解释城市群地区,城市一体化战略指导下城市交互作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运用系统动力学(SD)方法,综合考虑经济、人口、城市化、政策等主要人文因素,并将城市交互作用因素引入SD,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构建土地利用变化系统SD模型,运用1997~200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检验,并对武汉城市圈2010~2020年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建立的SD模型是有效的,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差异性,说明城市交互作用是除经济、人口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因素外,土地利用变化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