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强”与“弱”--从自然资源消耗的生态极限谈起

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有强弱之分，本文对这两种可持续发展观进行了理论梳理和介绍，以模型分别指出了实现这两种性质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分析表明，忽略自然资源消耗生态极限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弱”性质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30年来“自然资源”主题的研究脉络

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文章对1991—2021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期刊30年间以“自然资源”为主题发表的2 563篇论文进行了梳理与解析。研究发现,其间发文量先后经历了3个起伏上升期和1个下降期,研究热度呈上升趋势,发文占比趋于稳定。纵向看,曾经出现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资源诅咒”、资源型城市、能源资源与碳排放等研究热点。当前的研究热点主要分布于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与碳排放等主题层面。前期偏向于宏观、定性和规范分析,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资源政策和战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微观、定量和实证分析居于主导地位,结论更具针对性。发文内容呈现4个特点,即：前沿性,紧盯国际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前沿问题;融合性,刊发的研究成果多具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安全科学等众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融合的视角,侧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学术性,注重理论创新、新方法使用以及所得出的全新结论;实践性,关注解决实际问题,文章主题都具有实践性。未来需要在以下4个方面跟进：紧盯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前沿领域,基于全球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目标,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紧扣国家资源政策,精准聚焦和服务国家重大资源战略需求;关注资源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关注各类资源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结合以及两者之间的系统关联机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自然资源的资产化问题等相关研究成果。这就需要期刊去发现甚至去主动挖掘,向学术界展现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     

“生态银行”制度的形成、定位与展开

“生态银行”以特有的“分散-集中”理念、三方主体和“资源-资产-资本”三级交易流程为实现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迈出创新之步,在符合保护优先原则的基础上,未超出立法边界,具备规范化的制度支撑。目前中国“生态银行”的发展总体上停留于地区之间的交流,多元化的试点运作模式致使称谓略显杂乱,依托于政策支持的试点推广方式导致其在制度与实施层面的规范性欠缺。尤其是模糊的法律定位为“生态银行”的规范化带来前提性障碍,在其影响下法律表达不清、法律依据不足、保障措施不力的三方面困境阻碍了这项有益经验的制度建构。“生态银行”不仅承载着利益衡平的使命,是在环境公平和环境效率有机结合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宜制度,还符合环境立法体系化、精细化的阶段性要求,是以适应性立法实现环境法规范性与功能性动态平衡的理性选择。故应在正确认识“生态银行”法律属性的前提下,将“生态银行”优先纳入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归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予以特色规定,作为一项制度化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与政策性绿色金融机构予以区分。在此基础上,“生态银行”的制度建构应采用“整体思路+路径展开”的方式,遵循“生态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银行”的体系定位和政府主导的责任原则,针对制度建构的现实困境,从规范表达、法制体系构建、保障措施完善等三方面优化“生态银行”制度,实现与现有制度的适应性衔接,最终形成环境法制与环境政策协调合力的制度规范体系。     

入世前后中国农业贸易引致的就业“创造与替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了粮食安全、比较优势、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影响一直令人关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就业创造,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引致更多就业替代?本文运用1994-2009年数据,对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开放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对在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替代效应的程度和方式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呈现出更明显的就业净替代变化;同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实际出口增速与平抑就业替代压力的"理想增速"相距甚远,未来土地密集型净进口所产生的农业就业替代量将在较大程度上超过劳动密集型净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农业就业整体"净替代"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     

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挑战、机遇与行动

“双碳”目标自提出以来在中国迅速推进。文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中国可重点开展行动的领域和方向。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着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代价高、技术储备不足、发展不平衡、摆脱“碳锁定”成本高、碳定价机制不成熟、利益调整复杂等挑战。同时,“双碳”目标的提出为新冠疫情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的低碳转型创造了绿色复苏的机遇,拓展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并为其难点问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未来中国应在推动科技进步、发挥好碳市场作用、扩大绿色投资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强化创新驱动与绿色金融发展,并通过坚持合作共赢理念、掌握竞争话语权、全方位和多角度参与全球治理与合作等方式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确保“双碳”目标有效实现。     

“两山论”：人地关系理论的中国实践与时代升华

人地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永恒主题。近百年来,相关学者先后提出了环境决定论、可能论（或然论）、适应论、文化景观论、人地和谐论等不同观点的人地关系理论,反映了特定发展阶段人类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关系的动态演变,也反映出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近30年来,人地关系理论研究和发展在缓慢演进,而习近平提出的“两山论”,是基于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人地关系的坎坷实践和世界发展大势的一种崭新的人地关系理论,是人地关系的一次质的飞跃。它呼应了从人地割裂、人地互敬演化到人地融合的时代要求,为世界人地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注入了中国智慧。从科学内涵看,“两山论”蕴含着丰富的人地系统演化哲学,诠释了“人”的发展与“地”的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路径,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丰富和创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从时代价值看,“两山论”契合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五个维度彰显了中国特色人地关系融合共生发展的价值意蕴,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指引。“两山论”丰富和发展了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理论,是人地观和方法论的革新和升华,值得各界学者深入挖掘和学习弘扬。     

“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

本文构建了包括监管的立法、组织体系、监管权力配置、监管工具与程序、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等要素在内的环境监管体制分析框架,从污染物排放趋势、国家制度建设等角度分析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目标和思路。"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严重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期间加快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是切实实现治污减排的根本保证。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改进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是建立治污减排长效机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按照合法性、独立性、透明性、可问责性、专业性和执法能力、可信性等原则建立和完善现代环境监管体制,为此必须从专门立法、组织结构、权力分配、问责机制、监管程序与工具、监管能力建设等各方面推进改革。本文提出了"十三五"时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及若干建议,主要包括:加快修订环保法律法规,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推进环境司法常态化、规范化和专门化,进一步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水平;从纵向、横向上优化环境监管组织结构,强化区域层级的监管与督查功能,强化中央层级环境监管机构对环境信息的获取能力;优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机构设置以及相关职能,建立并完善内部机构的协调机制;完善环境监管的内外部问责机制,把做实对监管者的监管机制作为优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抓手;强化对监管工具的顶层设计,做实监管程序中关键环节,建立环境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推进环境监管制度队伍职业化发展,保障各级环境监管机构具有充分履职的能力。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冲击与趋势探讨

从"单独二孩"政策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政府针对中国人口现实情况不断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尽管有可能缓解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短缺及"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但人口政策调整的长期效果却有待验证。为此,本文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和Leslis模型等方法,对"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中国未来人口出生率的冲击和波动趋势作出预测,并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对生育率及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展开分析,对2016—2050年的出生率、人口总数及人口结构作出预测,最终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促进人口结构相对优化,但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和老龄化加剧的趋势。为防止落入人口超低生育率陷阱,适度抑制老龄化快速增长趋势,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必须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完善,短期内,应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全面贯彻"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长期内,应逐步过渡到自主生育政策,形成人口自然生长的均衡发展长效机制。     

“十二五”期间中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发展研究

有别于单纯的"区域竞争"模式,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逐渐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区域开发应满足前者的基本要求。本文根据各省基于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区划,以2010年为基年,通过建立人口、经济、产业结构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多层次指标体系,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低碳经济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调发展的进展程度。研究发现,城市化地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以占不到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2以上的人口和3/4的经济产出;农产品主产区的面积占比超过1/4,人口比例接近1/3;重点生态功能区面积比例接近56%,人口比例低于10%。2010—2014年,从全国范围看,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态势与其功能定位基本吻合,表现为优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度均有微降,而重点开发区有所上升;各区产业结构均有所优化,但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小于城市化地区。具体到各省,研究发现本文所研究的"协调性"进展与传统意义上的东、中、西区域划分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系,例如同为东部地区的京津冀三地,协调性进展有显著差异,也显示出三地协同发展的难度。相反,一些惯常认为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区,例如河北、青海、山西等地,在经济发展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协调性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效走在前列。部分地区低碳发展与其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出相对不协调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都出现了经济集聚度上升、产业结构劣化、CO_2排放大幅度上升、排放强度甚至也上升的趋势。     

地理学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协同创新——“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高端论坛”纪要

正为推进我国低碳、循环、绿色发展,探索地理学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协同创新作用,2014年9月19-21日,山东省级强化重点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高端论坛"。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先生和傅伯杰先生出席会议,与来自全国40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60多位国内知名学者共同围绕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生态环境管治、学科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