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大规模的农地城市流转会给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压力。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对于揭示农地城市流转的复杂性,进而采取差别化的、有针对性的管制措施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阐释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经度、纬度方向上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模型分析了省域尺度上中国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空间异质性,继而进一步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各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水平方向上自西向东呈稳定上升趋势,纬度方向上在中国中部省份达到最高值并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省份逐渐下降,呈现倒"U"型。(2)全国范围内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关联特征,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局部自相关随区域而变化,体现出空间异质性。(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初耕地面积、第三产业比重四个因素影响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且影响程度随空间位置不同而变化,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影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空间分布较均匀外,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呈现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在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提高规划方案或管制措施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实现对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有效管制。     

不同区域农地城市流转中选择价值测算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土地资源竞争配置的结果,本质上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农业用途和非农业用途的合理分配.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流转时间延迟性3个特征,因此农地具有选择价值.采用模型假设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进行估算.对农地选择价值的计算公式进行推导,得出农地流转为其他不同用途地类的选择价值,拥有一期选择权的农地,流转为商业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173.95元 /m2,最低的为4.44元/m2;流转为居住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158.40元/m2,最低的为4.16元/m2;流转为工业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39.52元/m2,最低的为3.58元/m2.影响选择价值大小的相关因素有农地流转为市地后的每期净收益,农地流转开发为市地过程中的开发成本,市地地价的波动率和无风险利率.     

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研究进展评述

本研究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从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分析与测度及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结果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入:在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和定量测算方面,其外部性的内涵、分类与边界等尚未得到严格的界定与划分,评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尚存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政策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尚需在分析思路、政策工具的系统化和细节设计方面有所深入;在实证研究方面,亟需结合我国国情结合具体事例探讨政策工具运用的预期效果及不同政策工具可能的交互作用;此外,应考虑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对调控政策工具运行效率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应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从外部性内化的角度设计适于我国国情的政策工具,从而为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达到合理规制农地转用秩序的目的。     

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识别、形成机理与管控策略

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可以实现农村地区人、地、资本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引发复杂多样的风险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两难选择。为此，运用归纳演绎法和风险系统分析法，系统剖析了资本下乡过程中农地流转风险及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农地流转风险可以分为土地权益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和土地利用风险3个方面；风险受体为农户、社会经济子系统和土地生态子系统；风险源存在流转阶段差异，约定阶段风险源包括产权边界不清、制度规则模糊、信息不对称、激励政策不合理、政策执行主体能力偏低和准入机制缺失，执行阶段风险源为监管机制缺失和配套措施不完善；各类风险源通过“聚合反应”释放“产权公共领域”、“行为空间”、“合谋”、“选择行为”及“负外部性”等逆境胁迫因子作用于风险受体，引发各类流转风险。因此，通过一系列措施避免产权处于“公共领域”、缩小强势集团“行为空间”、防止权力与资本走向“合谋”、防范利益集团“选择行为”、降低流转“负外部性”可以有效管控资本下乡介入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研究成果可以为引导农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 资本下乡；农地流转风险；风险管理     

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研究进展评述

外部性是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和土地资源配置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从外部性测算和考虑外部性的土地配置优化两方面分析评述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对其中存在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已经产生了不少有关农地外部性的研究,但对外部性区域划分、线性可加性、决策主体假定、土地异质性、外部性内生等重要问题重视不够,易使测算和配置出现偏差;在评述的基础上,围绕外部性研究需要指导和实现农地-实地配置优化的这一关键目标,讨论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地外部效益内在化与农地城市流转控制

农地比较效益低下，但具有显著的外部效益，不考虑外部效益的农地城市流转个体决策与考虑外部效益的社会决策不一致是实行农地保护的重要依据，其政策失灵部分在于保护区农民无偿提供外部效益而缺乏保护诱因，改进思路是在运用强制性管理手段的同时，农地外部效益经济内在化。提高农地效益．具体运作包括保证农民事有较大决策权、全面评价农地效益、增设农地外部效益财产权、赋予保护区农民并支付农地保护补偿专项基金以及使保护区获得更多的公平发展等。     

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检验及其影响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设区市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全面检验了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利用空间计量工具,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山东省内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地方政府的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不仅会受城市自身情况的约束,还会受邻近地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外在表现为你涨我跌、你增我减的反向变动格局;(2)由于未考虑策略互动,传统计量经济学非空间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普遍存在偏误。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第三产业比重、人口密度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33.33%、13.08%;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20.00%、9.98%,人口密度的影响被高估了32.34%;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被高估了3.68%;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工业产值的影响分别被高估了13.95%、31.36%;(3)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普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关于集体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问题辨析

集体建设用地成为城市扩张的主要"储备",在"入市"过程中,"同地同权同价"则是集体建设用地公平入市的基本准则。本文运用文献统计分析、定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建设用地在流转过程中土地产权及市场制度进行对比梳理,探究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的内因,结果表明要实现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公平入市,必须以科学的用途管制为基础,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和坚持市场机制引导等,最终实现土地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Employment and Land: An Econometric Study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aking accoun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to Carlino–Mills’s model on the regional growth. Two-stage-leastsquares and ordinary-least-squares were employed. Recent data for district (grade)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5) were u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econd, urban popul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oth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ut the evidence that urban population influenced rural urban land conversion was more stronger than the evidence that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did. We also found that: firs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positive way, and vice versa,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urban population in a negative way, and vice versa; second,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positive way, but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fluenced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a negative way.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key of urbanization i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especially the employment from the tertiary industry, which might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land harmoniously.     

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状况韭已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农民集体作为影响最为深刻的利益集团之一,其福利在农地城市流转中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均衡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首先介绍了农民集体福利的概念及其测度方法,然后论述福利均衡的概念,提出农民集体福利均衡分析的三个假设,在此基础上,对农地城市流转中的农民集体福利进行分析,提出实现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条件,结果表明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民集体福利均衡的必要条件为农民集体获得的经济补偿大于或等于其福利损失.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当前土地征收中农民集体获得的福利补偿不能弥补其福利损失,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集体福利呈现不均衡状态.最后提出农地城市流转中要尊重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进一步提高农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使农民集体获得的货币补偿能够弥补其由于土地财产损失造成的福利损失,以实现农民集体福利的均衡;政府应当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电力、饮水、居住等条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提高农民集体的福利水平,以弥补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受限造成的二次福利损失.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非农用地结构变化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如何协调经济发达区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土地占用需求的不断增长与土地占用供给的相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关系到经济发达地区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经济发达区江苏省江阴市为例，系统描述了苏南地区江阴市经济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用地结构转换的动态变化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区域经济产业结构明显升级，土地利用效率也相应提高，但是，从目前江阴市城镇建设与土地资源利用管理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城镇用地结构与规模不合理，城镇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等问题，必须从这几方面着手，即进一步完善城镇发展规划，合理协调城镇发展与村庄建设的关系；深化城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土地使用效率，调整工业用地布局，促进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制定城镇生产环境发展规划，改善城镇人居环境。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and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cision-making issue about this conversion is multi-objective because the social decision maker (the whole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y) has to integrate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easants, urban land users and the ones affected indirectly) and harmonize the sub-objects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outcomes) of this land alloc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model for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and made some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correspondingly. Result shows that the general objec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is to reach the optimal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in a certain state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while the preference of social decision makers and the value judgment of interest groups are two crucial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objects.     

Mutual Conversion of Land Us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ype and structure, and its prominent effect is to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land. This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tual convers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t points out that cultivated land is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area land, industrial and/or mining area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la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more direct;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lag behind obviously.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line of soil quality will be th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时空演变——以苏锡常地区为例

利用1996～2007年苏锡常地区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从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动态度、变化强度、相对变化率及景观生态学角度，对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多年来，由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工业用地扩展迅猛，城镇加速蔓延，从而导致区内耕地面积锐减，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所占比例则逐年上升，交通用地的变化幅度及动态度最大；各用地类型的变化强度在此期间呈一定波动，除牧草地外，交通用地历年的变化强度之和最大，其次为园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水利设施用地、耕地、其他农用地、林地、未利用地；区域土地利用结构逐渐向均衡状态发展，用地结构的均质性逐渐增强，地区土地利用结构渐趋稳定；各市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其他农用地的变化幅度及相对变化率差别不大，而园地、林地、牧草地、交通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及未利用地的变化幅度及相对变化率区域差异较大，且三市园地、牧草地及未利用地的变化方向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