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碳减排潜力估算

工业是大多数国家碳排放最重要的领域,也是减排潜力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领域。研究工业领域碳减排潜力对于理解中国碳排放峰值及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采用经济核算的方法对2010-2050年我国工业碳减排潜力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在2030年工业碳排放达峰前,2010-2030年工业累积减排潜力为83.8亿t,其中,结构减排31.2亿t,强度减排52.6亿t;在2030年达峰之后,工业将继续为碳减排发挥积极贡献,2030-2050年累积减排潜力65.9亿t,其中,结构减排24.77亿t,强度减排41.15亿t。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和能源结构能得以进一步优化,则工业减排潜力更大,相应工业碳排放峰值将在原有预计基础上再下降8%左右,工业碳排放峰值也将提前至2025年前后出现。在估算中国工业碳减排潜力之前,考察了发达国家工业碳排放变化路径,发现工业可通过结构减排和强度减排"两个轮子"来为全国减排做出贡献,即使发达国家工业碳排放已越过峰值也是如此。文章的结论和对策建议是:1从工业碳排放达峰推断,中国不宜承诺于2030年之前实现总量达峰,并坚持绝对减排应在2035年之后;2我国工业部门持续碳减排潜力巨大,这为日后我国气候谈判增加了底气,"强度减排"主张可作为我国参加气候谈判的一个重要策略选项;3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改革取向,完善国内相关制度设计,将工业技术减排潜力充分发挥出来;4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减排效应,警惕由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结构逆向调整问题;5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大力促进包括CCUS技术在内的工业碳减排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双碳”目标下中国制造业的碳减排责任分配

制造业是中国的第二大碳排放源,其减排的成功与否是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基于中国到2030年的碳强度降低目标,利用基于熵权的TOPSIS综合评价法,核算中国制造业2020—2030年碳减排责任,并进一步将制造业碳减排责任分配到中国30个省份、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各省份的各细分行业。核算结果表明:(1)制造业需完成中国碳减排总量的35.52%。(2)各地区碳减排责任的差别较大,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省份,其碳减排责任也较大,碳减排责任居于前三的省份分别是江苏、山东、河北。(3)制造业碳排放主要来自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这四个行业,其年均排放量之和占制造业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分别占制造业减排总量的31.65%、15.79%、9.12%。(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碳减排责任在2/3的省份中占比都是最高的,尤其是在河北,其碳减排责任占河北制造业碳减排总量的71.73%。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其在广西的占比最高,约为29.63%。鉴于制造业在地区间、行业间的减排责任差别较大,因此制定合理的碳减排责任分配方案有益于保证中国"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     

基于先进标杆理念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研究

基于中国政府国家自主减排承诺到2030年的碳强度降低目标,从先进标杆理念出发,综合运用Ward层次聚类法、遴选法等方法构建了测算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的模型方法,即:先进标杆理念法。运用2005—2016年30个省份38个工业分行业数据,测算了各省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并从工业总体、行业总体和区域聚类分组这三个方面分析减排潜力的差异和来源。研究认为:首先,从中国工业行业总体减排潜力来看,碳排放量的降低幅度可以达到18.62%,而工业碳排放强度的减排幅度将达到24.03%,比2005年累计下降70.03%,可以实现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其次,从工业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可以看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这6个行业为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大的行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造纸和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金属制品业等9个行业属于中等减排潜力行业;再次,从聚类分析的角度来看,山东、江苏、河南、陕西、辽宁、广东等11个省份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最后,测算发现,本研究方法能够较好地估测出各省工业行业碳减排潜力,为各省份科学测算工业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和减排指标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不同能源政策下苏浙沪能源消费碳排放高峰估计

中国要实现2030年左右达到CO2排放峰值目标,最终要落实到区域层面上。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节能减排政策制定对其它省区具有示范作用。基于经济平稳增长模型对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未来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了估计,并模拟了不同能源政策情景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1)基准情景下,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高峰分别出现在2034年、2033年和2032年。(2)不同的能源政策对碳高峰的影响不同。能源结构调整情景和能源效率提高情景下,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高峰都能提前到2030年以前,完成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综合能源政策情景模拟结果显示,同时调整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碳减排效果更加明显。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基于EIO-LCA的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碳减排潜力分析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研究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碳减排路径的清洁发展机制尤为重要与迫切。江苏省是全国工业经济大省和碳排放大省之一。因此,本文以江苏省细分行业为例,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江苏省产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并构建碳减排潜力模型模拟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一次性能源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最大的贡献部门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总体能源消费碳排放的50.58%,其次是化学工业(9.6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第三贡献者(9.31%)。2从生产链视角,间接碳排放较高的部门依次为: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5.183×106t)、煤炭开采和洗选业(8.099 8×106t)、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4.694 4×106t);消费需求视角,间接碳排放主要贡献来自于出口隐含碳排放;从部门层次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6.5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6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49%)在出口碳排放中贡献较大。3江苏省碳减排潜力较大的部门主要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产值变动1%,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减排效应达1.58 t/104元,碳减排量占2010年碳排放1.57%。因此,建议江苏省除了使用粉煤燃烧技术(P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大型循环流化床(CFB)等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强度以外,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另外,重点提升具有较大减排潜力部门的产值,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国重点部门和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及政策研究

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从"十二五"时期的碳强度目标为主正在逐渐过渡到"十三五"碳强度、总量并举的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碳排放正在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提及推动优先开发区、重点领域和行业的碳排放率先达峰,《巴黎协定》的生效和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也要求2020年后建立碳排放峰值和总量管理制度。本文基于自下而上的部门和行业综合评估模型(SIAM),对中国"十二五"时期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和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管理绩效进行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对重点部门和行业实施总量控制的目标及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三大重点部门的碳排放总和在2014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峰值,但从对"十三五"期间的预测看,这一峰值是阶段性、不稳定的。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体趋于稳定,直接排放已开始下降;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持续增长,但伴随着终端电气化程度的提高,直接排放也呈现平缓趋势;交通部门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持续且快速增长。四大重点行业的碳排放总和也在2014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峰值,且从对"十三五"期间的预测看,排放总量趋于稳定甚至下降。电力行业的发电量和碳排放增长的势头有所恢复,但总体与"十二五"期间的高点持平;随着需求下行和去产能的任务要求,钢铁和建材行业的能耗和碳排放出现缓慢下降,化工行业的能耗和碳排放有望出现峰值并缓慢下降。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工业结构调整与碳减排对策研究

通过调整工业结构控制和减缓碳排放是当前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碳排放测算方法和Tapio脱钩状态分析模型,首先分析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以下简称黄区)工业与碳排放的现状;然后利用LMDI分解模型分析了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运用LEAP模型,对黄区工业碳排放情景进行设置预测;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得出以下重要结论:12005-2012年黄区碳排放量上升趋势明显。其中,重点控排行业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在85%以上;但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且处于相对脱钩状态。2经济总量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效率是碳减排的主要因素,但产业结构的减排效果不明显,这也意味着其减排潜力较大。3比较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强化低碳情景下的碳减排潜力最大,但此情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低碳情景下的发展模式相对较为合理。依据上述结论,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优化黄区工业结构、有效控制和减缓碳排放,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碳排放峰值控制下的建设用地扩展规模研究

建设用地作为最大的碳源用地类型,碳排放贡献率显著,因此,低碳调控是实现建设用地减量化的有效手段。已有研究多是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控制建设用地扩展来实现碳减排效果,而当中国政府做出2030年左右达到CO2排放峰值的承诺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碳排放的达峰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与修正Kaya恒等式、回归拟合、灰色预测等方法,在合肥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峰值预测的基础上,对该峰值管控下的建设用地扩展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提出了碳排放峰值对建设用地管控的研究思路与框架,认为基于碳排放峰值的科学预测,可以有效地控制建设用地扩展,并引导土地利用结构调整。②GDP、人口与建设用地、碳排放的关系密切,按照人均GDP高、中、低值三种情景的设定,认为中值情景更符合合肥市"十二五"以来的发展状况,即合肥市将在2030年达到CO2排放峰值1 862. 54万t,此后开始逐渐降低。③建设用地扩展与碳排放之间具有强相关性,根据中值情景下合肥市的CO2排放峰值预测结果,合肥市建设用地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值10. 81万hm~2,此后开始逐渐减少。最后,提出两点讨论:①对于模型构建、因素分解等方面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为决策、规划提供更全面的依据。②展望未来,"退建还耕"应当是中国城市精明增长的路径之一,城市周边建设用地复垦将是城镇建设用地整治的重要工作内容。     

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如何影响碳排放——消费视角下的研究

中国日益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释放巨大消费潜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碳排放增加、减排压力增大的担忧。将这种定性担忧转化为定量认识,有助于从容应对气候挑战,为决策者针对特定消费群体制定差异化的减排策略提供信息参考。该研究开发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的消费模式预测模型,结合投入产出模型拆分方法,实现将家庭消费选择异质性纳入环境影响评估宏观模拟的方法构建,以此为工具评估了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造成的碳排放影响,比较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1)若2018—203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以2018年不变价计,年收入3.3万～8.0万元/人的全国人口比重增加24%）,则达峰年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隐含的额外碳排放为2.7亿～3.6亿t,居民消费相关的减排工作量增加8%～11%。(2)新兴中等收入群体在仅收入提升情景下的消费碳排放显著低于原中等收入群体（人均碳排放相差0.2～0.3 t）,二者之间的差距蕴含着这一群体在阶层跃迁过程中协同实现收入增长与碳排放控制的可塑空间。(3)与人力资本提升和完善社会保障情景相比,城镇化情景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的碳排放影响...     

中国资源型城市CO_2排放比较研究

城市,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作为践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主体,在绿色发展转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正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源型城市能否实现低碳发展转型,关乎我国在国际社会上承诺的中长期碳减排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为此,本研究基于中国高空间分辨率网格数据(CHRED),综合运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分类比较研究和情景分析等方法,对我国126个资源型城市的CO_2排放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这些城市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面临的诸多挑战,分析了这些城市未来碳排放趋势和碳减排潜力。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达峰情景下,2030年126个资源型城市将以72.65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60%;在提前达峰情景下,资源型城市将在2025年以53.78亿t的CO_2排放量达峰,约占当年全国CO_2排放总量的45%左右。最后,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以及碳排放达峰管理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加强能源统计工作,促进资源型城市碳排放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健全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制度体系;三是改善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燃料利用的比重;四是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中国深度脱碳路径及政策分析

《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进程,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目标要求。对中国来说,如何尽快推动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不仅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更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能源和重要的终端能源消费行业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型方法考察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和领域的深度碳减排潜力,并基于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中国中长期的深度脱碳路径。研究表明,在深度脱碳路径下,中国将顺利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此后非化石能源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到44%左右,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耗能行业的低碳转型进一步加速,2050年碳排放回落至2005年前水平,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90%以上。为实现深度脱碳,本文从强化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产业低碳发展激励政策、加强相关市场机制作用、倡导低碳生活和消费等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决策者参考。     

Pathway and policy analysis to China’s deep decarbonization

The Paris Agreemen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hich further clarifies the long-term goal and underlines the urgency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For China, promoting the decoupling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not only the core task of achieving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goal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et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key end-use sectors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ep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f carbon emission of in energy,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sectors with “bottom-up” modeling analysis and proposes a medium- and long-term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based on key technologies’ mitigation potentials for China. It is found that under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China will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goals set in China’s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of achieving carbon emissions peak around 2030 and lower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y 60–65% from the 2005 level. From 2030 on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onfossil energy will further accelerates, and the share of nonfossil energies in primary energy will amounts to about 44% by 2050. Combined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end-use sectors including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2050 will fall to the level before 2005, and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will decreases by more than 90% from the 2005 level.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ntensifying the 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p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ed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advocating low-carbon lif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碳交易背景下中国石化行业2020年碳减排目标情景分析

石化行业作为中国八大典型高碳排放产业之一,也是碳市场参与的重要行业.在国家2020年碳排放强度目标的约束下,客观评价其行业减碳的压力,对于政府部门科学制定各个行业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方案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亦对于通过低碳转型升级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支撑国家的工业减排目标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针对石化行业9个子部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和趋势以及石化行业的相关数据,以2010年为基准情景,在2020年国家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45％和50％的减排约束目标下,构建了一个动态CGE模型——PCCGE,借助GAMS软件模拟分析,预测了到2020年国家和石化行业经济总量、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量及碳强度等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基准情景,在45％、50％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国家和石化行业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分别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其中,50％的减排目标对国家整体经济增速影响更为明显;对煤炭、石油这两种高碳能源的需求产生了较显著的约束效应;相比国家45％-50％的低碳发展目标,石化行业减碳承受压力达到60.63％至64.78％,面临着艰巨的减排任务与挑战.最后,文章结合低碳市场化背景提出了如下建议:科学预测典型离碳行业的减碳潜力,谨慎应对石化等行业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过程中碳配额指标的制定与分配;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调整等战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规模,促进能源消耗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构建石化行业节能低碳技术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解决共性节能技术瓶颈;实施石化行业企业低碳发展战略,建设完善碳排放管理体系是行业节能减碳的重要手段.     

Estimati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The industrial sector is usually the largest economy sector for carbon emissions in many countries, which made it the sector with greatest potential for carbon reduction although the process duration might be very long. Studying the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emission reduc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estimating the carbon emission peak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and adjusting its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By employing the economic accounting method, this article estimates the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f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for the period of 2010–2050. It reveals that, taking 2030 as the year when the emission reaches the peak, the total reduction can be 8.38 billion tons (bts) for the period of 2010–2030, with 3.12 bts from structural reduction while 5.26 bts from intensity reduction. Afterwards, reduction will continue with a total amount of 6.59 bts for the period of 2030–2050, where the structural reduction accounts for 2.47 bts, and intensity reduction 4.115 bts. If both industri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s are improved during the above period, the reduction potential can be even greater, e.g. the emission peak can arrive five years earlier (in the year of 2025) and the peak value can decline by about 8% as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estimation. Reviewing the trajectory of emission chang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dicates that the industry sector can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reduction targets through the dual wheels of structural reduction and intensity reduction, even beyond the emission peak.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policy suggestions. (1) Our estimation on the emission peak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avoid any commitment earlier than 2030 on the timeline of the overall emission peak; (2) the great potential of industrial emission reduction can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China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 where the intensity reduction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policy option. (3) Reduction potential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through technology advancement, which requires furthering of market oriented reforms and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4) To secure the reduction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verse adjustment caused by industrial transferring. (5)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should be encouraged.     

International trade,carbon leakage,and CO2 emission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oreign trade drives China’s growth,but as the trade scale continues to expand,the carbon emissions also increase quickly.Based on the industry panel data from 1996 to 2010,this paper calculates carbon emissions of 27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this paper divide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to low carbon and high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n analyzes the carbon emission trends.Next,the paper uses the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to verify the existence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s carbon.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arbon leakage problem,the regression also includes the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trade and industrial value added.Ou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the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who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ccord with the EKC curve,but have a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gh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trade reduces the carbon emissions of the who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but it increases those of the high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for the who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re is no carbon leakage,but it exists in the high carb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On the whole,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up in China,and China does not need to limit industry foreign trade to reduce the emission of CO₂.But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ll still be the main engine of the economic growth,and therefore our country should make an effective low-carbon policy,introduce advanced technology,increase R&D investment into lowcarbon technologies,and upgrade and transform the original equipment to change the backward mode of production.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因素分解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并且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已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要寻找制造业的有效减排途径,就需要准确分析和计量促使制造业碳排放增加的影响因素.为此,本文在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并基于1996-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在1996-2007年间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均是由效率引起的,而结构则引起了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因此,应大力推进低碳技术的开发,以进一步发挥效率份额在制造韭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优化制造韭产业结构,逐步淘汰一些高碳排放行业,使制造业产业结构向规模化、低碳化和高端化升级.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中国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的关联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碳经济发展相互联系,内在统一,从产业结构角度探讨碳排放强度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影响碳排放量变化的产业因素,有效制定控制碳排放的产业发展政策。本文在对我国碳排放总量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用2001-2008年全国及28个主要省域的碳排放总量、三次产业比重、单位GDP碳排放量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碳排放强度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以下结论:第二产业是影响地区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全国有16个地区二次产业与碳排放强度关联度最大,但第二产业并不是影响地区碳排放量增大的绝对因素;第三产业对地区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并不明显,全国有11个地区第三产业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超过第二产业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第一产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小,全国只有4个地区第一产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是最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未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策略,以期能有效控制产业发展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a measurement framework for tourism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ogic process of carbon reduction in China which arises from the measurement to reduction, from reduction to offsetting, the measurement of carbon emissio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was the first and key step. Based on the life cycle assessment theory and input–output analysis, this article used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measurement technologies,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ing (SNA), 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 (TSA), 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EEA), and so on, and built up a top-down carbon emissio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estimated carbon emiss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in 2007. The finding showed that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in 2007 was 169.78 million tons, covering 2.71% of carbon emission of all industries in China in 2007, and 2.44% of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in 2007. The direct carbon emiss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in 2007 was 73.56 million ton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50.14 million tons), sightseeing (1.33 million tons), lodging (4.19 million tons), accommodation (4.73 million tons), shopping (8.14 million tons), entertainment (0.67 million tons), communication (0.45 million tons), and others (3.90 million tons). The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in 2007 was 96.23 million tons, mostly contributed by coking, gas, and petroleum processing industries,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industr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food manufacturing and tobacco processing industry, which covered 57%.